当期目录

2024年 第44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4-03-20

上一期   

专题一：国家治理的文化维度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总体性社会情绪

张彦, 李汉林

2024, 44(2):  1-35. 

摘要 ( 108 )   PDF (3095KB) ( 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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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是指弥散在不同社会群体之中、容易形成共鸣并分享的一种相对一致的群体表达，是人们在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以及行为取向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信念、精神和价值观。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由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与行为取向组成，并通过满意度、社会信任与社会信心实现操作化，其功能则主要在于社会整合与结构维持。总体性社会情绪嵌入社会的结构之中，其结构的二重性表现为在总体性社会情绪引导下的社会行为既维持结构，又改变结构；对人们的行为有制约作用，同时也是行为的前提与条件。国家治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总体性社会情绪的建构、解构和重构。通过总体性社会情绪来认识时代与社会，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政策工具的努力，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启示价值。

海外中国观与文化主体性叙事的交互建构——以丁龙捐赠事件的传奇化过程为例

武洹宇, 朱健刚

2024, 44(2):  36-60. 

摘要 ( 56 )   PDF (3028KB)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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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Dean Lung汉学讲席”事件演绎而来的“丁龙传奇”进行探析，本文发现其历史叙述的重要建构节点多出现在美国“中国热”与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风潮交汇互动之际。一系列的互动过程揭示了鸦片战争以前的国际秩序在近现代如何发挥双重意义图式的作用:它既沉淀为以儒家文明为符号的华夏中心情结作用于中国，也转化为以“儒教中国”为象征的积极东方主义作用于西方。两者以不同时期的发展形态在“丁龙传奇”的建构空间对话和交互阐释，鲜明地呈现了近代中美交往的过程中对“何谓中国”的符号化想象。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所阐发的中国文明本身，也被跨文化交往中的既有历史结构所笼罩。这意味着“文化自觉”的纵向内省与横向交流，实为相辅相成、互相建构的一个多时空不断对话的动态系统。择取其中积极的中国符号进行表达，或能引发异文化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极大善意和兴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人们想象中国的空间，限制了认知真实中国的丰富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中外学者理解并掌握文明交流互鉴的密匙，以更加广阔的胸襟和丰富的智慧讲好中国与世界的故事。

专题二：城乡关系的底蕴与变迁

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从代际共育看家庭伦理的现代化

纪莺莺, 阮文雅

2024, 44(2):  61-97. 

摘要 ( 77 )   PDF (4074KB) (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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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农二代”城市新移民家庭的代际共育为经验研究对象，讨论农业家庭进城后中间一代在同居共育过程中重建家庭平衡的实践过程。一方面，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压力，中间一代有意识地依据培养现代个体的观念与技术来抚育子代，他们对自己儿时被抚育经历的反思强化了“为人父母”时抚育理念的现代化，造成祖代与中间一代观念上的显性断裂。另一方面，在共居育儿的生活实践中，中间一代又隐性承袭了亲子一体的传统意识，既会无意识地调用亲子一体的伦理资源来平衡家庭关系，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文化自觉”，体认到育儿的现代实践依赖传统一体的支持。“一体”与“个体”的交织塑造着家内行动者尤其是女性的感情世界。这一过程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深沉而恒常的支持力量，又蕴含着其在当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城镇化、空间规划与城乡关系的再生产：一个郊区农村的案例研究

陆兵哲

2024, 44(2):  98-124. 

摘要 ( 72 )   PDF (3825KB)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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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远非一项纯粹科学主义的技术实践。已有研究沿着科层组织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揭示了空间规划在中国社会中的复杂性，然而对城乡关系的忽视使既有的研究路径难以解释空间规划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中的独特社会意涵。本文以一个规划变迁中的郊区农村为案例，发现在城镇化推进过程所形塑的城乡关系下，空间规划衍生出农村社会空间的隐性基础设施化、规划行动过程对城乡管理制度的超越、规划确定性的城乡不对称分布等社会机制。这些机制是空间规划这一专业化实践的不同性质在特定城乡结构情境下的产物，它使面临规划的农村在利益博弈或基层抗争之外，倾向于寻求一种机会主义的适应策略。最终，空间规划与城乡关系实现了相互再生产，成为地方城镇化实践链条的一部分。

圈层中的“农民主体性”：基于S省芳林村“美丽乡村保护项目”的研究

薛雯静, 宋丹丹

2024, 44(2):  125-150. 

摘要 ( 69 )   PDF (3094KB)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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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市场及社会多方力量投身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民与外部力量互动对接中的“农民主体性”问题越发凸显。本文将“农民主体性”界定为乡村建设项目中农民的参与意愿、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与责任意识，并经由芳林村“美丽乡村保护项目”的案例研究，探讨农民之间参差不齐的主体性的深层基础。本文提出，应建立一种村庄关系“圈层”中的“农民主体性”概念。“圈层”是农民定位项目与自身关系的基本视角，是农民行动合作的基础结构，也是农民以共同事业为己任的伦理动力源泉，而建立这种主体性则需要能够兼顾不同圈层利益且人品优良的关键人物的榜样带动。

论文

从首属群体到民主理想：“进步时代”库利社会思想中的家国情怀

郑琰

2024, 44(2):  151-182. 

摘要 ( 46 )   PDF (3657KB)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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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进步时代”美国早期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查尔斯·库利在学科史中的边缘位置和在思想史中的多重形象之间构成强烈对比。本文尝试用“首属群体”和“民主理想”串联起库利三部曲《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社会过程》，以领会其社会思想背后的美国式家国情怀。库利的思想根植于美国深厚的公民宗教传统，个体自我的成长孕育于首属群体，通过同情、想象和交往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在学校教育的文化学习与群体生活中生长，在公共舆论构成的现代民主社会进一步扩展，并在国际社会的涌现中升华为成熟的爱国主义精神，最终达到迈向伟大生活的宗教性完满。这一思想图示为走出“进步时代”的退化危机、巩固和拓展美国的民主理想奠基了一个新的“人性论”基础。对库利社会思想的研究也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提供了文明比较的思想视野。

神圣社会的谱系：从涂尔干到社会学学院

曹金羽

2024, 44(2):  183-212. 

摘要 ( 73 )   PDF (3136KB)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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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巴塔耶与卡约瓦、莱里斯等在巴黎成立了“社会学学院”，致力于研究社会存在所有可能的表现形式——尤其是神圣形式，从而复兴了涂尔干学派有关神圣社会的讨论。通过考察社会学学院的思想实践，本文试图建立一种理解神圣社会的谱系，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下问题：从涂尔干到社会学学院，神圣性的内涵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回应了何种社会现实？神圣性对于现代社会有何种意义和价值？本文指出，社会学学院一方面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对神圣社会的思考；另一方面，为了回应社会与政治危机，学院又以更具动态性的进路恢复了神圣性的暧昧属性，使神圣性以更加激进的形式介入社会秩序的营造与维持，从而既为物化与压制性的生活找寻可能的解脱路径，也为社会的团结与共通提供了新形式。

延长产假对流动女性“生育—失业”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石智雷, 王璋

2024, 44(2):  213-242. 

摘要 ( 70 )   PDF (2868KB)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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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延长产假的“社会分化效应假说”，来重新解释因为延长产假而在流动女性群体中出现的“生育—失业悖论”，并利用2016年中国各省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这一外生事件和2016年、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该理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延长产假能够有效提升流动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但同时也会显著增加流动女性的失业风险，产假每延长1个月，流动女性失业的概率就会增加11.76%。但是，产假延长只提升了高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却使得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的失业风险升高。作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家庭政策，产假延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不平等，使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本研究不仅拓展了低生育问题研究视域，也为完善公共政策和引导现代家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