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梳理了社会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几项产权研究，试图从占有、经营、治理三个经典理论概念出发来分析乡镇企业的生成结构和运行机制。文章指出，乡镇企业在占有关系上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承包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相融合，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并以此寻求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乡镇企业作为社会运行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也充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
舒茨从对个体行动的意识分析出发，基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与伯格森的意识哲学，对韦伯所建立的社会科学概念体系作了一个意义基础的建构工作，并进而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发展出了自己的社会世界的图景。在这一工作中，对他者问题的处理涉及了一系列深具社会学意涵的问题，而其核心则是主体间性问题。对主体间性之可能性这一问题的探讨，从社会思想史的传统脉络来看，不仅关涉社会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舒茨的努力下，更成为了一项通过以我群群体为基础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来回答近现代以来社会学的核心方法论问题——社会如何可能——的基本追求。
涂尔干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世界主义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涂尔干有关道德论述的脉络当中去。涂尔干对于“道德始于群体成员资格”的论断，决定了在他的分析当中，不同的群体具有等级差异性，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无疑被赋予了优先地位。如果我们必须回到民族国家来阐述道德的形成，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世界主义，这是一种鲜明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
中国的城乡流动中存在同一籍贯或同一来源地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聚集现象——“同乡聚集”。本研究使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务工者调查的数据，采用倾向分数匹配和异质性干预模型等方法，考察了以籍贯为族群基础的同乡聚集对城市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同乡聚集者的收入优势受到异质性和自我选择机制的影响，但同乡聚集仍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越倾向于同乡聚集的农民工，从同乡聚集中获得的收入回报越高。
本文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探讨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生活境遇在焦虑形成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社会地位（包括客观地位和主观地位）和生活境遇对焦虑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影响，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和生活境遇中遭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人，更易产生焦虑。这些由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等因素导致的焦虑对于个体的影响是偏向消极的；在社会因素的持续作用下，具有焦虑特征的个体增多，焦虑有可能从个体的心理问题转化为社会的心理问题。
本文在回顾和梳理环境事实论与环境建构论的基础上，剖析了环境议题呈现的社会机制，并以A市市民反对L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的过程为例诠释这一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包括了群体利益冲突、差异性认知和主张竞争、权力和资源及策略运作三个环节。环境议题不仅是客观环境现象的持续再现，更内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认知和判断；它的提出、表达和形成正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和“精英主导型”向“环境利益相关者共构型”过渡；环境议题呈现了不确定性和模式化趋势的特征，这既暗示了风险社会的到来，也见证了公众对环境公正和政治平等日渐强烈的呼声，以及市民社会成长与结构性限制之间的张力。
全球第三部门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面临转型的挑战。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方法，试图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管理主义如何影响香港社会福利领域NGO的发展。研究发现，尽管新管理主义的价值观已深植于NGO领域，但不同个案机构对其影响的回应不尽相同；组织的社会倡导价值对于市场化价值的妥协在本研究中虽有体现，但如何使商界更加关注社会福利的改善正日益成为香港NGO实践其倡导价值的新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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