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4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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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议彩礼”:论农村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道德嵌入性——基于甘肃L县的案例分析
    王思凝, 贾宇婧, 田耕
    社会杂志    2020, 40 (1): 1-24.  
    摘要1993)   HTML350)    PDF(pc) (845KB)(1332)    收藏
    彩礼既为“财”又为“礼”,以往彩礼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市场理论”和“礼物秩序”两个基本的框架下,较少将其作为生动的社会行动过程予以研究。本文聚焦于“议彩礼”的互动过程,表明彩礼议价的核心不在于结亲家庭对彼此家庭的认可是具有默契还是存在分歧,而在于具有道德基准意识的彩礼大行。结亲家庭的道德感受力是依据大行而展开的不得不“议”的行动过程。情理随行动过程而生发的特点使“议彩礼”成为道德意义网络之中衔接个人道德感受力与集体习惯的节点,这也正是彩礼道德嵌入性的根本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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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没有公众的公共空间:北京大栅栏院落调整中的国家与个人
    李阿琳
    社会杂志    2020, 40 (1): 25-44.  
    摘要1482)   HTML103)    PDF(pc) (669KB)(825)    收藏
    本文采用社会学干预的研究方法,在北京大栅栏的院落空间调整中讨论了公共空间的含义与公共重建的问题。与西方将公共空间作为具有政治或社会意义的公共生活不同,大栅栏的居民从所有权出发将公共空间定义为国家财产,又在使用中逐渐侵占并瓜分了这些在管理上被忽视的国家空间。这既是住房等公共服务欠缺的结果,也被历史形成的国家与个人关系所建构,公共空间因此充满了各类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互动。本文将介绍两个强干预的社会行动案例,它们分别以“孵育社会生活”和“划分公私边界”为思路进行院落空间调整实验,但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结论部分对此进行反思并指出,公共重建需要调整空间中的国家与个人关系,并建立公共空间使用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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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整合药礼:阿卡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
    王瑞静
    社会杂志    2020, 40 (1): 45-74.  
    摘要1262)   HTML55)    PDF(pc) (1010KB)(445)    收藏
    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哈尼族阿卡人的整体宇宙秩序为观照,运用文化阐释方法剖析其病痛观及相应医疗实践,以理解其“药礼结合”的治病方式,并挖掘阿卡社会医疗体系的运作机制。研究发现,阿卡人认为人包括人体与人魂,有些病痛只是身体的病痛,可以用药物治疗;有些病痛则被视为人与不可见的灵、鬼、神、老天爷等非人存在物互动交流的渠道,是人违背宇宙秩序招致的惩罚,需诉诸献祭仪式以求病愈。社会—宇宙的集体道德通过这些病痛被内化到个体当中,后者在不确定的病痛及相应治疗仪式中反复确认和维护宇宙秩序的权威,维持了社会—宇宙的更新与延续。正是“药礼结合”的多元实践,保证了阿卡礼成功以病痛作为落点来整合社会—宇宙秩序,从而保证了阿卡礼的持续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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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冯建勇
    社会杂志    2020, 40 (1): 75-95.  
    摘要1273)   HTML44)    PDF(pc) (960KB)(543)    收藏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费孝通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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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明清以来的市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因缘
    傅春晖
    社会杂志    2020, 40 (1): 96-123.  
    摘要1610)   HTML94)    PDF(pc) (858KB)(601)    收藏
    本文致力于厘清关于市镇研究的理论传统,对明清以来市镇的演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从经济层面看,市镇是连接地方性市场和世界体系的节点,并越来越具有超层级、跨区域和金融化的特点;从社会层面看,市镇是有层级、有组织的,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政治层面看,它是地方自治化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着力点。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性质是市镇的本质特征。社会学对于市镇的研究必须将其看作一种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在对生命体验、生活智慧、伦理道德、乡风民俗等民情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的前提下,考察其与具体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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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颠覆与虚无:莎剧《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中的主观性困境
    王楠
    社会杂志    2020, 40 (1): 124-163.  
    摘要1542)   HTML68)    PDF(pc) (1196KB)(621)    收藏
    本文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两剧主人公的性格,从主观性的角度入手,尝试分析麦克白与哈姆莱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缺陷如何造成其悲剧命运,并进一步揭示莎士比亚塑造这两个人物的现代性意义。麦克白受想象引发的欲望诱惑,犯下弑君罪行,在犯罪之后,又受同样源于想象的恐惧折磨,幻想掩盖罪行,确保安全,反而令自己的罪恶越发深重。麦克白用自己的行动不断颠覆现实,将自身放逐于自然秩序之外。哈姆莱特的困境在于,他用自己高度二元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来把握世界,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起思维与存在、本质与表象、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并在双方的对立冲突中令自己陷入虚无,从而无法完成报仇的使命。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两个人物,正是后来现代社会中高度主观抽象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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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抑制演化:库拉圈的社会权力
    梁永佳
    社会杂志    2020, 40 (1): 164-186.  
    摘要1560)   HTML71)    PDF(pc) (1354KB)(540)    收藏
    本文从迈克尔·曼“抑制演化”这一人类学命题入手,借用《老子》的某些思想与概念来解读人类学经典案例库拉。作者认为,曼由于材料不足而未能直接使用权力的四个来源解释新石器时代的“抑制演化”问题,而库拉民族志为探讨这一人类学命题提供了机会。《老子》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解释为何库拉宝物和名望都是“不积”的,为何库拉社会可以保持在“小邦寡民”的非文明状态。“不积”与“小邦寡民”使整个社会限制了四种社会权力的积累,有意保持在“抑制演化”的状态。以《老子》解读库拉,有可能为“抑制演化”这样的人类学经典理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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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章高荣
    社会杂志    2020, 40 (1): 187-212.  
    摘要1618)   HTML64)    PDF(pc) (1071KB)(501)    收藏
    寻求法律移植与习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微观政策过程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慈善法》中“慈善”概念的形成为例,探讨了法律移植与习俗如何通过立法体制影响法律的形成。研究发现,习俗通过回应性立法的制度安排以及立法者的双重身份被纳入到决策中。法律移植的慈善概念则通过法律专家与立法者的深度互动产生作用。然而,立法过程中提案与审议的分离以及政治官僚制的决策模式使得形式理性法律的建构面临双重消解。因此,促进立法体制的优化才能实现立法中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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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区域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基于跨省流动人口的研究
    石智雷
    社会杂志    2020, 40 (1): 213-242.  
    摘要1313)   HTML145)    PDF(pc) (1102KB)(884)    收藏
    本文利用2013—2015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数据,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高离婚率地区形成了一种强势的离婚文化,无论是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高离婚率地区,还是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婚率地区,曾在高离婚率地区生活过的跨省流动人口都会保持较高的离婚概率。离婚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表现为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继承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原有的离婚文化会持续产生影响;浸染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区域,会受到新接触的离婚文化的影响。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新迁入地文化浸染效应的影响,而年龄较大的人更容易受到流出地文化继承效应的影响。在新环境中,男性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而女性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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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科举、商品化与社会平等:清代广西土司社会的“文明化”
    张江华
    社会杂志    2020, 40 (2): 1-41.  
    摘要1209)   HTML318)    PDF(pc) (1096KB)(534)    收藏
    本文探讨了清代中央王朝在广西土司地区推行科举以及该地方社会因应这一政策而逐步“文明化”的过程。文章首先描述了广西土司地区依据土地的占有与使用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与身份体系,继而梳理了清初以来中央王朝在该地区推行科举的历史进程,并说明清政府的科举政策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进一步导致了土司社会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地方文书材料,探讨了地方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商品化手段转变身份,进而追求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文明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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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古典学的人类学相关性:还原并反思地引申一种主张
    王铭铭
    社会杂志    2020, 40 (2): 42-75.  
    摘要763)   HTML43)    PDF(pc) (915KB)(467)    收藏
    近代人类学的奠基者曾高度重视借鉴古典学的研究成果。20世纪初,学科理念发生巨变。此后数十年间,古典学者继续借鉴人类学思想,而现代新人类学中重视古典学的学者却越来越少。20世纪60年代初,克拉克洪在其所著《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中对这一变化表示喜忧参半。他乐见人类学思想渗入古典学,担忧人类学因减少汲取古典学的养分而丢失其本来的品质。克拉克洪指出,人类学的根基是人文与科学,此二者均为古希腊人的发明,现代新人类学要保持其品格,便有必要重返古希腊。鉴于克氏主张的重要性,本文力图对之加以还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本文认为,克拉克洪有规避西学人类学的神学关联及过度渲染古希腊特殊性的倾向,更存在以“文化”概念“消化”文野关联的问题。要扭转这类倾向,克服这类问题,应有选择地丰富古典旧人类学有关“中间环节”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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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生命与伦理:齐美尔生命哲学基础上的个体法则
    潘利侠
    社会杂志    2020, 40 (2): 76-110.  
    摘要1068)   HTML65)    PDF(pc) (785KB)(542)    收藏
    以其早年对货币经济下的个体处境及两种个体主义的思考为背景,晚年的齐美尔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集中阐述了有关伦理准则的个体法则。西方的主导伦理思想视伦理为普遍法则对个体行动的约束,普遍法则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机械的、理性的、目的论的视角之上。个体法则却以作为应该的个体生命为源泉,打破了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思想中的各种视角局限,同时回应了齐美尔早年有关货币经济、文化悲剧和个体主义的思考,提供了一种与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不同的个体主义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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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
    梅笑
    社会杂志    2020, 40 (2): 111-136.  
    摘要2610)   HTML2800)    PDF(pc) (806KB)(944)    收藏
    情感劳动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是从组织心理学的视角探究情感劳动对从业者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形成原因,但对其可能带来的积极体验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本文以月嫂为例,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探索情感劳动从业者如何通过边界工作创造积极的工作体验。研究发现,能够获得积极体验的月嫂会采用“深层表演”策略主动破除边界,将工作关系拟亲属化,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慈善”劳动。她们还通过打造“育儿专家”的形象来建立象征性秩序,以便在与雇主的互动中争取主动。这两种策略都是劳动者通过构建象征性边界来挑战社会性边界的过程。本文认为,情感劳动的“自主性”应纳入关系视角,关注劳动者建立平等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能力,而非仅强调边界清晰的独立“自我”和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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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党政关系:一个人事制度视角与经验证据
    周雪光, 艾云, 葛建华, 顾慧君, 李丁, 李兰, 卢清莲, 赵伟, 朱灵
    社会杂志    2020, 40 (2): 137-167.  
    摘要2424)   HTML123)    PDF(pc) (4260KB)(1632)    收藏
    党政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所在。已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应然性”研究或官员层次的分析。本文提出一个基于人事制度的研究视角,从官员在党政领域不同职位和机构的任职、流动、兼职等事件和轨迹信息来测量党政机构和职位间的交融程度和关联程度,从不同侧面捕捉党政关系的实际运行状况。本研究提出了党政领域间人事流动的一系列分析概念和维度,如任期期限、职位和机构的知识通用性、交融性、关联性等。我们应用这一视角和相应的概念测量分析一个省份在省市县(区)层次机构主要官员的人事任期和流动信息,及其所折射的党政关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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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激活优势:家长主义浪潮下家长参与的群体差异
    沈洪成
    社会杂志    2020, 40 (2): 168-203.  
    摘要1932)   HTML109)    PDF(pc) (1022KB)(794)    收藏
    基于对同一城区两个初中班级的跟踪调查,本文考察了中国家长参与的特征以及不同群体在适应上的差异。文章发现,通过资源激活、能力塑造和责任伦理,城区学校在新的教育情势下建构起有关家长参与的话语。家长参与在学校空间的公共事务上发育缓慢,在家庭空间的私人事务上却发展迅猛,不同群体之间差异较大。基于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行为的差异,不同群体的家长参与表现为:外来务工群体被唤起教育失败者的经验,采用被动应对的策略;城市普通工薪群体激发出难以胜任的经验,采用模仿依循的策略;中产群体则激活出教育成功者的经验,采用主动建构的策略。由此,家校之间成为阶层运作的重要场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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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收入差距、不平等感知与公众容忍度
    魏钦恭
    社会杂志    2020, 40 (2): 204-240.  
    摘要2160)   HTML209)    PDF(pc) (3443KB)(1175)    收藏
    本文辨析和检验了收入不平等的两种表现形式及其对公众容忍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客观收入差距对公众容忍度并无直接影响,而感知的收入差距越大,对不平等的厌恶倾向越明显。但客观差距大并不意味着个体感知到的差距大,感知偏差及情境分割效应的存在,区县而非省级、时下而非过往的收入差距状况更易为个体所捕捉和感知,进而对其容忍度产生间接影响,且这种情境传导效应及对客观差距的感知程度在不同群体间有明显差异。这一结果为我们理解过大收入差距与较高容忍度共存的反差现象提供了基于分配结构异质性的观察视角和情境反应在地化的经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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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李荣山
    社会杂志    2020, 40 (3): 1-31.  
    摘要1181)   HTML485)    PDF(pc) (883KB)(722)    收藏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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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通过“合意”建构的三元行动理论:重探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
    蔡博方
    社会杂志    2020, 40 (3): 32-57.  
    摘要845)   HTML35)    PDF(pc) (1145KB)(328)    收藏
    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下文简称《范畴》)对于发展社会行动具有关键作用,却由于诸多因素让位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本文从《范畴》内部的论述结构与外部的参照比较出发,进行相关脉络的梳理,以证明该文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然后指出“合意”在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上的双元角色以及通过“合意”所建构的“共同体行动/合意行动/社会体行动”三元行动类型。综观之,《范畴》的理论意涵值得我们反思“从行动到秩序”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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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祭祀不祈”与“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
    秦鹏飞
    社会杂志    2020, 40 (3): 58-87.  
    摘要1168)   HTML49)    PDF(pc) (931KB)(315)    收藏
    本文以儒家典籍中的“鬼神”为研究对象,借此对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特征进行讨论。儒家思想对鬼神的理解,继承了巫术时代鬼神能影响现实之认识,又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内涵以“形气论”为认识基础,一方面将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视作同质且可以互相沟通,极力强调鬼神尤其是“人鬼”与祭祀者之间固有的“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形成了以“报本反始”为核心意义,以“格神”“敬飨”为直接目的的祭祀之礼;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神”的最关键条件是主祭者“事死如事生”的“诚敬之心”,而这一诚敬之心源自于“孝”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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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市场化与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2005—2015
    许琪, 贺光烨, 胡洁
    社会杂志    2020, 40 (3): 88-116.  
    摘要1232)   HTML126)    PDF(pc) (739KB)(830)    收藏
    本文基于CGSS 2005和CGSS 2015研究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趋势,并从市场化的角度分析社会变迁与公平感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5—2015年,民众的结果公平感有所提升,但机会公平感有所下降。模型分析结果支持“参照群体论”,但与“社会结构论”并不完全一致。在控制所有变量的影响以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结果公平感,并削弱机会公平感。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进一步显示,2005—2015年,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导致民众结果公平感上升和机会公平感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机会公平问题应当在日后的公平感研究中得到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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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对北京市养老资源的空间分析
    毕向阳, 李沫
    社会杂志    2020, 40 (3): 117-147.  
    摘要1009)   HTML78)    PDF(pc) (3827KB)(488)    收藏
    基于网络采集的养老机构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公共设施区位理论为框架,使用空间分析方法,本文对北京市养老资源的分布模式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乡镇/街道层面,整体上公办养老资源分布相对均衡,呈现正的空间依赖,民办养老资源则局部呈现负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空间回归分析表明,尽管两者布局均受到辖域内服务对象绝对数量这一因素的影响,但民办养老资源分布对老年人口密度这一指标更为敏感。不同类型的养老资源分散与集聚的空间模式,体现了公共设施供给问题上效率与公平原则之间的对比关系,这是行政与市场力量形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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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以我国西南地区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分析对象
    林浩舟
    社会杂志    2020, 40 (3): 148-172.  
    摘要669)   HTML36)    PDF(pc) (816KB)(444)    收藏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司法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不过在实践中法官的审理逻辑更复杂。以我国西南地区的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例,我国的基层法院一方面按照法律程序对环境侵权案件进行审理,另一方面在审判中“坚持服务大局”,因此,法官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做文章”是一项不得已的实践策略。自由心证制度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普通法法院,以新教革命之后“良心必须是自己形成的”原则为伦理动机。自由心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如何,不仅取决于法治的顶层设计是否完善,还取决于中国社会能否实现“生活之道的伦理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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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道德之债:莫斯对印欧人礼物的研究
    张亚辉
    社会杂志    2020, 40 (3): 173-211.  
    摘要813)   HTML41)    PDF(pc) (955KB)(346)    收藏
    本文重新梳理了莫斯在《礼物》一书中对罗马法、印度法和日耳曼法研究的材料,结合莫斯“人的范畴”的研究,试图指出:印欧人的礼物是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特有的交换方式,而且这两个等级的礼物交换原则各自不同;而构成现代西方社会主体的第三等级并没有一个符合礼物之道德要求的交换方式,除非继承日耳曼法的精神,否则现代社会终将陷入无法自拔的道德困境。通过与梅因的罗马法及印欧社会研究的比较,本文希望阐明,莫斯通过礼物研究建立的社会契约概念与罗马的债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与自然法的社会契约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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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与祖辈同住:当前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张帆, 吴愈晓
    社会杂志    2020, 40 (3): 212-240.  
    摘要1591)   HTML142)    PDF(pc) (1051KB)(870)    收藏
    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学生样本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影响当前中国家庭三代共同居住的决定因素、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及其中间机制。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母亲在职或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与祖辈同住。其次,代际居住安排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三代共同居住(与祖辈同住)家庭的学生的学业表现要优于两代核心家庭的学生。第三,与祖辈同住的效应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的调节,来自较低阶层或非双亲家庭的学生从与祖辈同住中获益更多。最后,与祖辈同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强亲子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这一机制作用于学生的学业表现。本文表明,在现代社会,家庭亲属网络仍然对个体的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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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都市中的陌生人
    杜月
    社会杂志    2020, 40 (4): 1-25.  
    摘要2017)   HTML530)    PDF(pc) (709KB)(1131)    收藏
    本文指出,受齐美尔“陌生人”命题启发的“边缘人”概念,体现了形式社会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在芝加哥学派理论中的交融,并催生了以考察个体生命史为核心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二十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运用生命史的视角对三类都市陌生人(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的研究,本文考察不同人群的新旧历程及其进入都市新生活的不同状态。研究发现,无论是身处异国的中国洗衣工,还是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生活并沦为罪犯的中国农民,都不能以“边缘人”抛弃乡土与家族的个体化方式进入都市生活。文章最后尝试以帕克对“文明”的讨论来解释现代个体进入都市生活时呈现的不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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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一项对茶叶经营细节的社会学研究
    付伟
    社会杂志    2020, 40 (4): 26-51.  
    摘要1548)   HTML90)    PDF(pc) (1170KB)(560)    收藏
    本文关注我国农业转型过程中的组织形态,以茶叶为例,描述了茶叶经营过程中的家庭经营和市场网络,论述了农业的技术细节和交往细节如何塑造了这一经营组织形态。茶叶种植、采摘过程的技术细节决定了家庭经营的独特作用,但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还需要市场网络与之配合。这个网络的有效运行需要解决一定的“组织困境”,经营者普遍使用类似“和稀泥”的方式解决监督管理问题。本文紧扣交往细节和交往心态分析特色农业的组织形态何以可能的社会基础。交往细节具有费孝通所提出的“意会”的意涵,通过对交往细节和交往心态的分析,深挖交往细节背后的历史维度,可以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结合起来,推进社会学对社会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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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吴柳财
    社会杂志    2020, 40 (4): 52-76.  
    摘要1801)   HTML42)    PDF(pc) (962KB)(344)    收藏
    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1949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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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与条块关系
    曹正汉, 王宁
    社会杂志    2020, 40 (4): 77-110.  
    摘要1888)   HTML60)    PDF(pc) (770KB)(671)    收藏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上,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视角是从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出发,探讨此种矛盾引发的应对机制及其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逻辑。但是,此种理论视角忽略了条块关系的作用,未能把条块关系纳入理论分析范围。本文试图拓展这种理论视角,把“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扩展为“多元化的国家能力建构所包含的冲突”,为解释包括条块关系在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一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条块关系之形成,是中央政府为了建构多元化的国家能力、控制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进一步,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的演变又导致了条块关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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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颜神镇何以设县:明清华北山区社会的政治选择与地域认同
    任雅萱
    社会杂志    2020, 40 (4): 111-138.  
    摘要1286)   HTML40)    PDF(pc) (1772KB)(330)    收藏
    在以往围绕“山地史视角”展开的讨论中,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地理位置属于国家版图“边缘”的边疆地区,而本文着重关注以华北山区为主的腹心地区的“边缘”社会,重新审视族群性话语的适用性以及明清时期国家形成路径的区域差异。明代至清前期位于山东中部山区的颜神镇属于帝国腹心地区的“边缘”,它最终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改为博山县,这一过程横跨明清两代200余年。颜神镇的个案说明,腹心地区“边缘”社会的国家化进程不仅是山区人文化身份改变以及新的地域认同形成的结果,也是他们在国家体系下主动的制度创造和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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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明代上供物料制度运作与财政白银化的逻辑:以景德镇官窑烧造改革为例
    胡宸
    社会杂志    2020, 40 (4): 139-162.  
    摘要1151)   HTML30)    PDF(pc) (963KB)(203)    收藏
    明初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烧造是朱元璋在儒家“均平”思想指导下设立的以国家对百姓人身控制为基础的物资征调体制的一部分。然而这套制度反而扩大了不均,并且在现实中运转不畅。为此官员们积极展开改革。在改革中,市场介入下的财政白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提升了资源的征调效率,同时将差役量化为货币价值,使“均平”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调整。然而,财政白银化只是资源征调制度改革的手段之一,而非目的:首先,市场在被引入资源征调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指令需求之下;其次,市场交换的发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始终是在“均平”的观念下展开的。景德镇官窑改革过程反映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化是一种建立在长期博弈、妥协与磨合基础上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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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地理空间与住房不平等:基于CFPS2016的经验分析
    方长春, 刘欣
    社会杂志    2020, 40 (4): 163-190.  
    摘要1810)   HTML110)    PDF(pc) (717KB)(687)    收藏
    与关注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体制性因素和市场能力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着重以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处境予以解释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居住有很强的空间粘滞性,地理空间差异同样是理解住房不平等问题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家庭房产的地区差异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基尼系数按地理空间分解后显示,相对于家庭收入或家庭人均收入的地理空间差异而言,家庭住房资产的地理空间差异更为突出;运用赫克曼两步回归法分析资料发现,地理空间因素不仅影响产权住房的获得,对房产产值的效应也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发现都支持了我们的基本论点:地理空间差异不只是住房不平等的外在表现,而是导致住房不平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关注地理空间这一结构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及其社会不平等后果不仅有现实的政策意义,也有助于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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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源于身份的隔阂:人口多样性、社会信任与犯罪
    金江, 施养劲, 朱立博
    社会杂志    2020, 40 (4): 191-216.  
    摘要1619)   HTML65)    PDF(pc) (671KB)(519)    收藏
    本文以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人口多样性指数,并将其与288个城市的数据相匹配,检验了人口多样性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多样性是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且这一发现是稳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即人口多样性通过削弱社会信任水平导致犯罪率的上升。进一步,从地区制度环境和民生支出水平两个角度展开的实证检验发现,产权保护越完善、民众对法庭越有信心,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上的财政支出越高,人口多样性对犯罪率的影响越弱,说明良好的制度和较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具有显著的犯罪治理效应。本文的发现为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各级政府的犯罪治理政策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科学把握犯罪治理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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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文件治理中的政策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家和省级政府政策文本(2008—2018)数据
    刘河庆
    社会杂志    2020, 40 (4): 217-240.  
    摘要1503)   HTML79)    PDF(pc) (1057KB)(760)    收藏
    “文件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表现形态,不同中央政策在各地被采纳与实施的情况也是国家治理问题的核心研究议题。本文尝试突破以往政策扩散研究多只关注特定单项中央政策在各地扩散过程的局限,结合长时段大样本农村政策文本数据,对中央政府2008—2018年发布的多项农村政策在各地的扩散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相对系统地考察了中央层面的行政压力和经济激励,以及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和内在动力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政策采纳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正式政策文件运作的基本过程和内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显示,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越大,经济激励越大,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越强,地方政府采纳中央农村政策的概率就越容易显著增加。从交互关系来看,中央政府对农村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会减小不同执行能力省份的政策采纳差异,也会减小不同经济激励政策的采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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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军事发包制
    应星
    社会杂志    2020, 40 (5): 1-33.  
    摘要1090)   HTML194)    PDF(pc) (3221KB)(601)    收藏
    在学界目前关于行政发包制及其历史根源的讨论中,尚未触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制度:军事发包制。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建的根据地进行局部执政时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组织形态,即一方面在中央层面建立起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另一方面又在各根据地军区和军分区两级分别建立起与上级的军事承包关系。这种关系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军事决策的自由裁量权;财经的自给自足;在属地建立一元化领导,实行属地化管理、战果导向和人格化担责。军事发包制有效解决了动员和控制、集权和分权的张力问题,把分割状态下的局部执政当成铸造现代政党之军政能力的重要通道,为1949年后全面展开的国家政权建设做好了准备。军事发包制既是行政发包制的先驱,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谓行政发包制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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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
    孟庆延
    社会杂志    2020, 40 (5): 34-62.  
    摘要719)   HTML46)    PDF(pc) (3042KB)(375)    收藏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一直以来,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展开的学术史讨论大多局限于历史学乃至中古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其关注较少。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关键概念等角度,在重新整理陈寅恪著述史与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揭示他诸多研究著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讨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对“文明发生学”这一问题的内在关切。笔者进而尝试从思想、风俗与制度三个关键词入手,理解这一“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经典研究传统所具有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其对我们当下开展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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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李松涛
    社会杂志    2020, 40 (5): 63-90.  
    摘要738)   HTML33)    PDF(pc) (2429KB)(355)    收藏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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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互不信任的群体何能产生合作:对XW案例的事件史分析
    张静
    社会杂志    2020, 40 (5): 91-111.  
    摘要1060)   HTML72)    PDF(pc) (2237KB)(515)    收藏
    本文的研究主旨与制度规则和社会资本建设的关系有关。与现有研究主要将社会资本视为自变量并论述其对社会发展之作用的视角不同,本文将社会资本视为因变量,追踪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通用社会资本如何生发,尤其是在不利的群体冲突条件下获得生长的原因。研究发现,通用的社会资本不必然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出现,它依托于特定的公共社会规则而生长和巩固。XW案例中出现的社会资本扩展——村民合作的广度由宗堂内转化为跨宗堂,明显是公共决策规则革新带来的结果。本文描述了这一通用社会资本的产生机制,以推进对合作行为的改进和社会资本的扩展,展开理论阐释。本文同时提示了有关政策改进的可能性:运用制度规则的突破进行自我改造,有助于打破群体冲突和控制权竞争的循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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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正宗与时变:基于安溪铁观音的产业治理与生产实践研究
    颜燕华
    社会杂志    2020, 40 (5): 112-136.  
    摘要803)   HTML50)    PDF(pc) (2526KB)(384)    收藏
    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对于地方的产业治理,学者普遍关注政府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未能充分揭示政府产业政策内容的逻辑与农民具体生产实践之间的张力。基于对安溪铁观音的个案考察,本文指出,地方政府以“正宗性”作为茶业发展的抓手,实际上是将传统的生产方式改造成更加单一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现代化生产。这种生产逻辑与茶农基于生产技艺、农时安排以及社会关系状况的灵活性产销存在根本的张力。通过对具体的茶业政策和农民生产实践的考察,本文刻画了这种张力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及其不同后果,并着重指出,相比于地方政府诉诸正宗性的产业治理逻辑,农户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产销逻辑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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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陈天祥, 徐雅倩
    社会杂志    2020, 40 (5): 137-168.  
    摘要923)   HTML48)    PDF(pc) (2806KB)(409)    收藏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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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宗教礼物论”的可能性:礼物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吴越
    社会杂志    2020, 40 (5): 169-189.  
    摘要825)   HTML56)    PDF(pc) (1885KB)(493)    收藏
    本文认为,“宗教礼物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理论视角,它以莫斯等人的礼物理论为基础,探讨宗教现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在述评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礼物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礼物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的亲和性。文章认为:首先,礼物与宗教是双向关联的,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宗教现象中蕴含着礼物逻辑,而且宗教为礼物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神圣性的基础;其次,礼物和宗教都与社会团结的法则直接关联,这一点体现在两者共通的自愿式义务性上,两者既融合了情感性联系和工具性联系,也融合了相互性伦理和等级性伦理;最后,“宗教礼物论”的优势最可能体现在对宗教之“非自主选择性”的分析上,而它的潜在挑战则主要在应对社会变迁与价值倾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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