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块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议题。“条条”是指从中央政府延续到基层各级政府中职能相似部门，实行上下垂直管理；“块块”是指省、市、县、乡四个层级的地方政府实行平行区域管理（周振超，2009：2）。条块关系是指“条条”和“块块”在政府实际运作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周振超，2009：2）。条块结构是中国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多个方面。条块关系的设计和处理是集中和分散关系的具体体现。相关学者已对中国政府的条块关系做过很多深入研究，如行政体制“碎片化”（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1988：137-151）、条块关系的形成原因和演变机制（曹正汉、王宁, 2019, 2020）、政府创新政策扩散的条块影响机制（朱旭峰、张友浪，2015；朱旭峰、赵慧，2016；陈思丞，2020）等，但有较少研究者关注条块关系对于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的影响。周雪光等（2018）在研究地方官员的空间流动时发现，不同政府机构的官员由于所在机构所处条块权力结构的位置不同，受到条块两股力量影响的强弱程度也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流动轨迹，即条块结构制约着政府机构人员流动的方向和强度。而且，基于不同时期国家治理的变迁需求，政府会相应的对条块结构进行调整，其人员流动趋势也会随之变化。这引出如下问题：条块结构及其变迁对政府领导干部的流动有什么影响？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一个地区高校领导干部在条块之间的流动，可以折射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本文以高校校级领导的条块流动作为经验证据，分析条块结构及其变迁对高校领导流动的制约，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地方两级办学，以地方统筹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李庆刚，2001；马陆亭，2008），高校由于隶属关系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条块结构。有些高校由中央部委主管，受较强的“条”上力量的影响，有些高校则由地方主管，受更多“块”上的影响。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党员的属地化管理体制，中央直属高校领导由中央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共同选拔任命，因此，高校行政领导流动受条块制约。中央和地方高校党委书记除了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免之外，还要经过高校党代会的投票选举。无论是中央高校还是地方高校，其校领导都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交换和流动。

其次，1978-2018年，高等教育体制经过深化改革，很多高校主管部门得到调整，部分高校从由中央管理转为由地方管理，部分高校从由中央的某一个部门管理变为由另一个部门管理，使得高校所处的条块位置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高校领导流动的可能去向。而且，与政府机构相比，高校的变迁相对较小，也较容易追溯，这为研究条块结构及其变迁对干部人事流动的影响提供了可行性。

最后，作为事业单位，虽然高校也在中国的官僚体制内，但与政府机构还是有所不同。它既有官僚组织的特征，又有专业组织的特征，存在行政权力和专业权力的冲突。行政权力基于官僚体制中规章制度规定的每个科层等级职位的职权范围，专业权力则基于制度化认同的专业知识(Blau，1994：8-18)。高校组织还具有生命周期长、系统相对稳定、松散链接、“低”效率、目标模糊、技术不确定、参与者流动、产品具有连带性等特征（Weick，1976；Cohen and March, 1986：195-229；从春侠、阎凤桥，2011）。高校的这些特征使得高校管理与其他组织的管理存在差异，对领导也有不同的要求。有研究表明，大学领导在院系和学科的发展、教职工的职业生涯及学生的发展，以及教学、科研和产业化、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hattock，2010；孟晓华、张振波、张曾，2012；李峰、魏玉洁，2018；刘堃，2020）。因此，高校领导的职业生涯可能有别于政府机关组织的官员。研究中国高校领导的流动，特别是探讨干部管理制度、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等国家宏观层面的制度对高校领导流动的影响，可以丰富高等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为了解中国的政治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互动，理解高校组织的人事流动现象，解读人事流动背后的组织机制和制度环境等提供独特视角，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本文将借用美国社会学家怀特提出的空缺链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利用1978-2018年北京地区公立普通高校领导干部数据，通过追溯他们的流动轨迹，以点带面，解读中国官僚体制的条块结构及其变迁对内部人员流动的影响。首先，评述有关分析高校领导的文献，引出空缺链模型；其次，梳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干部管理体制、干部交流制度等制度变迁，探寻条块结构及变迁对高校领导流动的潜在影响，提出有关高校领导条块流动的研究假设；然后，展现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流动特征和变化趋势，检验提出的研究假设，利用空缺链模型和对数线性模型分析高校领导流动形成的机会结构，比较不同主管部门所属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的高校系统内外流动模式及其变化趋势；最后，对高校领导条块流动进行总结和讨论。

一、空缺链模型--一个工作流动的分析框架

大部分关于国内外大学领导的研究都集中于描述大学校长（Cohen and March, 1986；Green，1988；尚冠军、郭俊、李凯，2011；郭俊、孙钰、黄鑫，2012；邴浩，2014；饶芬，2015；Gagliardi, et al., 2017；白华，2019）或党委书记（郭晓伟、郭俊、曾伟，2012；Huang，2017；宣勇、钱佩，2017）的特征。有一部分研究关注大学领导的兼职（李兰，2019）、晋升路径（Moore, et al., 1983；Cohen and March, 1986：7-28；Birnbaum and Umbach, 2001；白华，2019）、任期（Kerr，1970；Cohen and March, 1986：153-195；W. Davis and D. Davis，1999；Padilla and Ghosh, 2000；樊华强，2006；Röbken，2007；刘秀丽、张君辉，2007；佟欣，2008；Monks，2012；白华，2019)、流动（Kerr，1970；Moore, et al., 1983；Cohen and March, 1986：153-195；Padilla and Ghosh, 2000；Birnbaum and Umbach, 2001；Howells，2011；白华，2019)，以及大学领导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孟晓华、张振波、张曾，2012；李峰、魏玉洁，2018；刘堃，2020)。这些有关大学领导晋升和流动的研究，主要从个体角度出发，把每个个体作为独立的分析单元，假设个体之间相互独立，个体流动不会影响其他个体的流动。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在很多组织中，工作岗位是固定的，一个人对应一个岗位，只有岗位出现空缺时才会产生流动的机会（White，1970：1-22）。也就是说，在这些组织中，个人流动受到制约。一个人的流动将影响另一个人的流动（White，1970：1-22）。中国高校领导岗位也存在类似情形。受领导岗位职数的限制，校级领导岗位职数一般是固定的，一个人通常对应一个岗位，只有当岗位出现空缺时，校级领导才有流动机会。从中可以看出，在研究这些组织的人员流动时，个体之间相互独立的假设不成立，而一般的统计模型往往假设个体之间相互独立，因此，利用这些模型进行分析就存在问题（Abbott，1990）。

针对这种情形，怀特（White，1970：1-22）建立了空缺链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一些社会情境中，机会存在再生性，人的流动由在位者离职或者新岗位产生的空缺机会引起。这个空缺机会成为一条空缺链的起点。随着新人填补这个新的空缺岗位，新人的离任岗位变成一个新的空缺机会，再引起下一个人的流动，直到空缺被系统外部人员填补或空缺岗位被撤销成为这条空缺链的终点（White，1970：1-22）。空缺机会随着人的流动从一个岗位传递到另一个岗位，构成一条空缺链（White，1970：1-22）。图 1呈现了一条链长为5的空缺链示意图。

与大部分研究不同，空缺链模型主要是从组织角度研究流动，强调组织对个人流动的制约，可以从不同角度测量组织特征。首先，空缺链的链长可以测量组织的开放程度（White，1970：1-22）。依据是否排斥任何有意且有能力加入其中的参与者，社会系统可分为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韦伯，2011：80-84）。开放系统不排斥外来参与者，而封闭系统排斥外来参与者。在开放系统中，系统内部的空缺机会可能会被系统外部人员填补，系统产生的空缺链因此较短；在封闭系统中，系统内部的空缺机会不对系统外部人员开放，空缺机会在系统内部流动，因此将产生较长的空缺链。即空缺链越短，意味着系统越开放，空缺链越长，则意味着系统越封闭。

其次，与系统开放性相关的是其自主程度。空缺链的链长也可以用于测量组织的自主程度（White，1970：1-22）。空缺链较短，表示空缺机会在组织内流动的次数较少，会很快被组织外部人员填补，组织无法通过调控空缺的流动来激励内部成员，组织自主程度较低；空缺链较长，表示空缺机会在组织内流动的次数较多，一个空缺能影响组织内很多人员的流动，组织能通过调控空缺的流动来激励内部成员，组织自主权较大。当然，自主性与空缺链的链长不完全相同，自主性主要取决于人事流动决定是来自组织内部还是由外部强加的。

再者，空缺链的链长还可以测量系统内部各岗位、各部门或各组织间的关系紧密程度（Abbott，1990）。空缺链较短，系统内部空缺机会就容易快速被系统外部人员填补，系统内部岗位间人员交流较少，各岗位、组织部门、系统内组织间就难以通过人事流动产生联系。因此，空缺链较短表示各岗位、组织部门、系统内组织间链接相对松散，相互依赖程度低，不容易形成精英圈。反之，空缺链较长，则意味着系统内人事流动较多，各岗位、组织部门、系统内组织间可通过人事流动联系起来，容易形成一个共同体。因此，空缺链较长意味着各岗位、组织部门、系统内组织间链接紧密，相互依赖程度高，容易形成精英圈（Abbott，1990）。

最后，空缺链模型可通过构建空缺转移矩阵分析组织或系统的权威声望结构。组织或系统的声望和权威等级结构将影响内部人员流动的去向和频率。通过个人流动追溯空缺机会的流向，构建空缺转移矩阵，从人事流动角度来分析系统内各岗位、部门或组织间的关系结构。反之，人员流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组织或系统的实际声望和权威结构，因此，可以通过空缺链模型来分析组织或系统的实际权威声望结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空缺链模型从工作岗位的视角来分析流动，通过追溯个人的流动，把不同的流动事件联系起来，分析不同工作岗位、部门或组织间的关系，构建一个反映系统内部各岗位、部门或组织关系结构的流动网络，进而解读流动形成的实际社会等级秩序结构。正如韦伯（2011：8）提出的推论方式：社会行动→社会关系（机会）→社会秩序。

二、高校领导条块流动：研究假设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经历了深刻变革，高校所处的条块结构也随之变化，总的变化趋势是扩大了块的范围和作用，进而改变了高校领导的流动范围（阎凤桥等，2006；Yan，Mao and Zha, 2016）。接下来，本文将根据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结合干部管理体制以及干部交流制度的变化，基于空缺链模型的分析框架，探讨不同时期高校领导的选拔任命变迁，提出有关高校领导条块流动的研究假设。在讨论过程中，我们会以高校组织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根据高校的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的隶属关系，通过划分“条”与“块”来分析空缺链的长短。

(一)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恢复时期（1978-1984）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混乱，绝大部分高校的管理权被下放给地方基层（李庆刚，2001）。“文革”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高等教育的办学秩序，1978年，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同年，教育部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通知》，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重新颁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的报告》，这一系列文件提出对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管理，“加强各部委对全国重点和非重点高校的领导，少数高校由部委直接领导，大多数高校由有关部委和省、直辖市、自治区双重领导，以部委为主；对于面向本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重点高校，原则上由本省、直辖市、自治区领导，有关部委给予支持”。这个时期的高校条块关系呈现“条强块弱”的状态。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恢复，高校领导干部管理制度也逐渐恢复。1980年出台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干部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一、全国重点高校正副领导与非重点本科高校正职领导，由部委和省、直辖市、自治区协助中央管理，其中，由部委直接管理的高校（受条管理的高校）干部的任免和调动由部委提出建议，呈报中央审批；由省、直辖市、自治区直接管理的高校（受块管理的高校）干部的任免和调动由省、直辖市、自治区提出建议，呈报中央审批；双重管理、以部委为主的高校，块协助条管理，双方都可提出建议，经协商由部委呈报中央审批。二、非重点本科高校的副职领导和专科院校正副领导由所属主管部门管理。同年印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强调，“高校领导干部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交流，调整交流首先考虑本地区范围或本部委所属的学校之间，个别在全国范围内调整交流；高校各级领导干部的补充，要着眼校内，主要由学校自己培养提拔解决，不要再往学校调派不熟悉学校工作的干部”。

从上述文件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明确了高校的条块结构位置，干部管理制度规定了高校领导的选拔、任命及交流规则，这些制度均制约着高校领导流动的可能去向和范围。这个时期强调高校领导干部校内选拔和主管部门内部高校之间调整交流，使得高校领导可能出现条块分流的现象。在这个时期，北京地区大部分高校是部属院校（1978年北京地区的19所全国重点高校分别由14个不同部委领导），强调部委内部高校领导之间的流动，将导致北京地区大部分部属高校领导不得不流动到其他省份的本部委所属高校，而北京地区部属高校领导的空缺职位也容易被外地同一部委所属高校的领导填补，从而导致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较短。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恢复期（1978-1984），北京地区高校领导呈现条块分流状态，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较短。

(二)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期（1985-1994）

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改革管理体制，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标志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开启。1986年颁布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和《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国家教委、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对高校的管理权限和职责。1992年，国家教委正式在广东、天津等地启动高等教育“条块”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例如，1992年广州外国语学院从国家教委直属转为广东省省属（纪宝成，2000）。这期间，高校条块关系出现了从“条强块弱”到“条弱块强”的转变趋势。

同期，高校领导干部管理制度也发生了变化。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修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通知》，干部管理权限从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大部分由中央管理的高校领导转由部委或省、直辖市、自治区管理；同年，国务院批复了《关于教育部、国家计委将10所高等院校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请示报告》，确定了国家重点建设北京大学等10所高校；1987年，国家教委也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各级领导干部任免的实施办法》，这些文件形成了新的高校领导管理制度。随着干部管理权限的下放，中央只保留了10所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任免管理权，其他高校领导都划归部委或地方主管。

干部管理权限的下放，缩小了高校领导流动的可能范围，使得流动主要发生在主管部委或地方内部，条块分流现象更加明显。北京地区相当一部分高校隶属于中央部委，即呈现“条强块弱”现象，比如，1988年，北京地区65所普通高校中有54所分别隶属于34个部委，11所隶属于北京市。干部管理权限的下放使得北京地区大部分的高校领导由中央任免变为由部委或北京市任免，北京地区高校领导内部晋升的可能性增加，这使得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空缺职位形成的空缺链变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随着干部管理权限的下放，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分流现象更明显，空缺职位形成的空缺链变长。

(三)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1995-2001）

199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教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拉开了高教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帷幕。随后，陆续出台的《关于调整撤并部门所属学校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调整撤并部门所属学校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关于调整五个军工总公司所属学校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关于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实施意见》《关于调整体育总局所属学校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展现了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实施进程。这一系列改革使得全国高教管理体制的条块关系由“条强块弱”逐渐变成“条弱块强”。

这些改革使北京地区高校的“条强块弱”局面也有所改观。1995年，北京地区的普通高校有7所隶属于教育部，48所隶属于其他34个不同部委，11所隶属于4个不同的北京市局或委员会。到了2001年，北京地区的普通高校有25所隶属于教育部，12所隶属于其他11个不同部委，25所隶属于北京市。1995-2001年，北京地区高校由不同部委、北京市局或委员会分散主管转变为大部分由教育部和北京市主管，少数由其他不同部委主管，呈现“条减弱，块增强”的趋势。

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行的同时，中央也加强了高校领导班子的建设。1995年颁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各地方党委和中央有关部委党组（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各地方党委和中央有关部委要加强联系，高校领导干部的任用既要注意本校优秀人才的选拔，也要进一步推进校际之间以及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干部交流。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使得北京地区的大部分高校归教育部或北京市主管。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这将增加北京地区高校之间领导的调整交流，条块分流现象得以改善，这也使得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空缺职位形成的空缺链变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分流现象减弱，空缺职位形成的空缺链变长。

(四)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稳定时期（2002-2018）

随着2001年高教管理体制调整工作的完成，行业部门办学体制基本结束，中国高等教育基本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办学，以地方统筹管理为主”的新管理体制（李庆刚，2001）。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条弱块强”局面基本形成。

这个时期强调高校领导干部的交流。2013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大干部的交流力度，一方面强调吸引优秀人才进入高校领导班子，另一方面强调积极推荐高校优秀干部进入中央和地方党政干部队伍，要增加高校之间、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高校与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统筹直属高校与教育部机关、直属单位、驻外教育机构的干部交流，并积极推进高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交流任职。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高校与地方之间以及教育部直属高校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增加，使得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空缺职位会被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之外的人员填补，从而使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变短。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随着高校与其他部门之间干部交流的增加，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空缺职位形成的空缺链变短。

三、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 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各高校等部门或学校的网站，以及高校校志、年鉴、人物志等档案资料，包括1978-2018年北京地区77所高校2 546名正副校级领导名录。本研究同时收集了高校及其校领导的职位特征，通过比对不同职位的任职者来构建个人的流动轨迹，分析高校领导的条块流动结构和变迁。同时，本研究还通过网络、人物志等收集了其中700多名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的简历信息，进一步分析高校领导在北京地区高校系统内外流动的条块差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选取北京地区高校领导为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北京地区高校云集，集中了不同部门主管的众多高校，部属高校的数量远远高于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而且北京还有不少市属高校，所以北京地区高校的条块关系具有典型性，可以以点（北京）及面（全国），不仅能探讨条块结构对高校领导流动机会结构的影响，还能研究由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迁导致的高校条块结构变迁对高校领导流动机会结构的影响。

(二) 研究方法

为了探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校结构和干部管理体制对高校领导条块流动机会结构的影响，本文将采用怀特（White，1970）提出的空缺链模型估计高校领导流动形成的空缺链的链长，利用对数线性模型（Log-linear Model）来分析空缺转移矩阵的结构特征。

1. 空缺链模型

空缺链模型主要探究组织或工作系统对个人工作流动的制约，它假设空缺流动依赖于现处职位，与职位历史无关（White，1970：1-24）。因此，空缺链模型遵循马尔科夫随机过程，即任何空缺离开系统的概率相同（White，1970：23-24），通过个人从一个职位到另一个职位的信息预测空缺链长度和分布（Smith and Abbott, 1983）。

空缺链模型可分为两种：一般形式和分类形式（Smith and Abbott, 1983）。一般形式的空缺链模型假设所有职位相同，每个空缺职位被系统内人员占有的概率为p，被系统外人员占有或这个职位被撤销的概率为g，g=1-p。空缺的流动类似于伯努利试验，“失败”意味着空缺链的终止，因此，一般形式的空缺链模型可称为二项模型（White，1970：23-24）。假设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出现一个空缺职位，那么长度为j（j=1，…，n）的空缺链的概率为：

$ {P_j} = {p^{j - 1}}g $

(1)

空缺链的平均长度为：

$ E = \sum\limits_{{\rm{j}} = 1}^{\rm{n}} {\left({j \times {P_j}} \right)} = \sum\limits_{{\rm{j}} = 1}^{\rm{n}} {\left({j{p^{j - 1}}g} \right)} = {\rm{g}}\sum\limits_{{\rm{j}} = 1}^{\rm{n}} {\left({j{p^{j - 1}}} \right)} = g \times \frac{1}{{{{(1 - p)}^2}}} = 1/g $

(2)

在某些工作系统中，不同类型的职位存在差异，即所有职位相同的假设不成立（White，1970：23-24；Smith and Abbott, 1983；Abbott，1990）。职位类型决定个人流动的可能方向和等待时长，因此，个人流动不仅受有无空缺的影响，而且还受空缺类型的影响。在高校系统中，由于高校的主管部门不同，高校领导岗位可区分为教育部所属、其他部属和北京市属，这些不同类型岗位间的流动概率存在差异。

怀特（White，1970：23-24）提出的分类空缺链模型考虑到岗位的差异性。分类空缺链模型是一般空缺链模型的矩阵形式，即采用式（1）和（2）的矩阵形式。假设P是空缺转移矩阵：

$ \left[ {\begin{array}{*{20}{c}} {{p_{11}}}& \cdots &{{p_{1n}}}\\ \vdots & \vdots & \vdots \\ {{p_{n1}}}& \cdots &{{p_{nn}}} \end{array}} \right] $

其中，p_ij（i=1，…，n；j=1，…, n）表示一个空缺职位从第i类转移到第j类（如从教育部所属高校到北京市属高校），n表示类别数。假设G是流出概率向量：

$ \left[ {\begin{array}{*{20}{c}} {{g_1}}\\ \vdots \\ {{g_n}} \end{array}} \right] $

其中，g_i表示第i类的空缺职位被北京地区高校系统外的人占有或空缺职位撤销的概率。式（1）的矩阵表达式为：

$ {P_j} = {P^{j - 1}}G $

(3)

其中，向量P_j表示不同类型空缺职位产生长度为j的空缺链的概率。式（2）矩阵表达式为：

$ l = {\sum {j{P_j} = \left({I - P} \right)} ^{ - 1}}1 $

(4)

其中，I是单位矩阵：

$ \left[ {\begin{array}{*{20}{c}} 1& \cdots &1\\ \vdots & \vdots & \vdots \\ 1& \cdots &1 \end{array}} \right] $

1是单位向量：

$ \left[ {\begin{array}{*{20}{c}} 1\\ \vdots \\ 1 \end{array}} \right] $

向量L是不同空缺职位来源类型的平均预期链长向量：

$ \left[ {\begin{array}{*{20}{c}} {{l_1}}\\ \vdots \\ {{l_n}} \end{array}} \right] $

2. 对数线性模型

为了进一步分析高校领导条块流动的结构特征，本文还采用了对数线性模型。对数线性模型通过假设对列联表建模，计算列联表中每个单元格的期望频数和不同的效应参数，探究列联表两个或多个分类或定序变量之间的关系（鲍威斯、谢宇，2009：64-109）。空缺转移矩阵是列联表，列联表的行是上一级空缺的类别，列是下一级空缺的类别，每个单元格是从上一级第i类空缺转移到下一级第j类空缺的数量，因此，可通过假设高校领导流动的条块结构对空缺转移矩阵进行建模，具体模型为：

$ \begin{array}{l} \log {F_{ij}} = \log \tau \tau _i^R\tau _j^C\tau _{ij}^{RC}\\ \;\;\;\;\;\;\;\;\;\;\; = \log (\tau ) + \log \left( {\tau _i^R} \right) + \log \left( {\tau _j^C} \right) + \log \left( {\tau _{ij}^{RC}} \right)\\ \;\;\;\;\;\;\;\;\;\;\; = w + w_i^R + w_j^C + w_{ij}^{RC} \end{array} $

(5)

其中，F_ij表示从第i类到第j类空缺的期望频数，R表示行，C表示列，τ为总均值，表示单元格频数的总均值，τ_i^R为行的边缘效应，τ_j^C为列的边缘效应，τ_ij^RC表示行和列的二维交互效应，即上一级空缺职位的第i类相对于下一级空缺职位的第j类的交互效应。

很多研究采用不同的拓扑模型研究行和列的关系结构。本文采用准独立模型和跨越模型来分析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空缺转移矩阵。准独立模型主要分析列联表中沿主对角线聚集的倾向（鲍威斯、谢宇，2009：64-109），可用于分析高校领导在同一主管部门内部流动的倾向，即高校领导条块分流程度。准独立模型假设列联表中行R和列C在非对角线单元格中相互独立。本文采用两个拓扑模型，模型（a）假设每类职位沿主对角线聚集的倾向没有差异，对应系数为ξ，如图 2（a）所示；模型（b）假设不同类职位沿主对角线聚集的倾向存在差异，对应系数为ξ₁、ξ₂、ξ₃，如图 2（b）所示。

跨越模型假设一个变量的不同类别表示不同的跨越难度，因此，当行变量的两个类别间隔变远时，列变量两个类别之间的交互参数就越小，其拓扑模型如图 3（鲍威斯、谢宇，2009：64-109）所示。在高校领导流动过程中，由于高校领导跨越不同主管部门的流动存在不同难度，因此可以用跨越模型来测量高校领导跨越不同主管部门的难度。

这两个矩阵的系数分别对应为v₁、v₂，估计的每个系数表示跨越相邻类别的难度。在高校领导职位的空缺链转移矩阵中，v₁表示空缺跨越北京市属高校与教育部所属、其他部属高校（块和条）之间的难度，v₂表示跨越其他部属高校和北京市属、教育部所属高校之间（条与条、条与块）的难度。

为了探讨不同时期高校领导条块流动结构，本文将在式（5）的基础上增加时间维度T，具体模型为：

$ \log F_{i j k}=w+w_{i}^{R}+w_{j}^{C}+w_{k}^{T}+w_{i j}^{R C}+w_{i k}^{R T}+w_{j k}^{C T}+w_{i j k}^{R C T} $

(6)

同时，本文将探讨不同时期准独立模型和跨越模型的参数的变化趋势，比较不同时期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流动的变化。

3. 高校领导在高校系统内外的流动模式

中国的官员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由党委的组织部门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干部选拔以及安排部门之间干部的交流，且干部的职数是一定的，干部有一定的职级，由低到高逐级晋升，这都满足了空缺链理论的使用条件。中国高校领导与其他的政府部门领导一样，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任命，因此，不仅存在高校间的人事流动，还存在高校与政府部门间的人事流动。鉴于上级主管部门既有部委（条）又有地方（块），上级主管部门为部委的流动更多受到“条”的影响，更可能跨行政区域流动，上级主管部门为地方的流动则更多受行政区域内“块”的影响。本文借鉴周雪光等（2018）的条块流动分析框架，把高校领导流动分为三个维度：块上流动、空间流动和高校系统内外流动。根据这三个维度，高校领导流动可分为9种（见表 1）。

（1）校内流动  指高校领导在同一高校内的职位变动，如校内晋升（副校长→校长）或平级变动（校长→党委书记）。

（2）同区域同部门校际流动  指高校领导在同区域且隶属于同主管部门的不同高校间流动，如北京大学副校长到中国人民大学任职（两所高校都隶属于教育部，位于北京市）。

（3）同区域跨部门校际流动  指高校领导在同区域且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高校间流动，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校长到北京体育大学任职（前者隶属于北京市，后者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两者都位于北京市）。

（4）跨区域同部门校际流动  指高校领导在不同区域且隶属于同主管部门的高校间流动，如吉林大学校长到北京大学任职（两所高校都隶属于教育部，前者位于吉林省，后者位于北京市）。

（5）跨区域跨部门校际流动  指高校领导在不同区域且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高校间流动，如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职（前者隶属于教育部，位于江苏省，后者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位于北京市）。

（6）同区域同部门流动  指高校领导在同区域、同主管部门、高校系统内外间流动，如教育部副部长到北京大学任职（教育部位于北京市，北京大学隶属于教育部，位于北京市）。

（7）同区域跨部门流动  指高校领导在同区域、不同主管部门、高校系统内外间流动，如清华大学校长到环境保护部任职（清华大学隶属于教育部，位于北京市，环境保护部位于北京市）。

（8）跨区域同部门流动  指高校领导在不同区域、同主管部门、高校系统内外间流动，如江西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到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任职[江西省电力工业局和华北电力大学（北京）都隶属于国家电网公司，前者位于江西省，后者位于北京市]。

（9）跨区域跨部门流动  指高校领导在不同区域、不同主管部门、高校系统内外间流动，如江苏省委副书记到北京大学任职（前者位于江苏省，后者隶属于教育部，位于北京市）。

在这9种流动中，（1）至（5）属于高校系统内部流动，（6）至（9）属于高校系统内外间流动，其中，（1）（2）（3）（6）（7）属于块上流动，（4）（5）（8）（9）属于空间流动，（4）（8）属于条上流动，（5）（9）属于条块同时流动。本文将利用这9种流动模式分析北京地区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的流入情况。

四、主要研究发现

本部分将围绕上述实证假设来讨论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流动形成的条块机会结构。首先展现的是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产生的几个空缺链实例，得出一些初步分析结果；然后再从整体上分析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流动状况，具体为：先呈现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结构特征及其变迁，再根据空缺链模型构建空缺转移矩阵，估计和比较不同条块主管部门所属高校空缺职位形成的空缺链及其变化，接着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分析空缺转移矩阵呈现的机会结构及其演变；最后，比较不同主管部门所属高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的不同流入模式及其变化趋势。

(一) 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产生的空缺链实例分析

本节将通过几个空缺链实例来初步分析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流动。在图 4的每个框图中，左边一列表示职位，右边一列表示位于职位上的人员，随着右边人员的向上流动，空缺在左边职位上向下流动。空缺链①的链长为3，涉及一所高校内部3个人的流动，即所有流动均为校内流动。其形成过程如下：（1）2015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吉宁调任环保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职位出现空缺，生成空缺链①的起点；（2）时任清华大学常务副书记的邱勇晋升为清华大学校长，空缺从清华大学校长职位流动到清华大学常务副书记职位；（3）2016年4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姜胜耀晋升为党委常务副书记，空缺从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职位流动到党委副书记职位；（4）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这个空缺职位一直空缺，一直到2017年4月邱勇兼任党委副书记，这个空缺才被填补，形成了一个小闭环。

空缺链②的链长为3，涉及隶属于教育部的3所高校的4个人的流动，即所有流动均为条内流动。其形成过程如下：（1）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不再担任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职位出现空缺，生成空缺链②的起点；（2）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的陈雨露调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空缺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职位传递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职位；（3）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韩震调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空缺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职位传递到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职位；（4）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的曹卫东晋升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此时，空缺从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职位传递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职位，由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不属于北京地区高校校级领导系统，空缺链因此终止。

空缺链③的链长为4，涉及北京市属2所高校的5个人的流动，即所有流动均为块内流动。其形成过程如下：（1）2011年北京农学院院长王有年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院长，北京农学院院长职位出现空缺，生成空缺链③的起点；（2）时任北京农学院党委书记的王慧敏接任院长职务，空缺从北京农学院院长职位转移到北京农学院党委书记职位；（3）时任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院长的郑文堂调任北京农学院党委书记，空缺从北京农学院党委书记职位转移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院长职位；（4）时任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的朱光晋升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院长，空缺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院长职位转移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职位；（5）时任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助理的张大玉晋升为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空缺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职位转移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助理职位，由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助理不属于北京地区高校校级领导系统，空缺链因此终止。

空缺链④的链长为3，涉及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1所高校和北京市属的1所高校的3个人的流动，即流动涉及条块交流。其形成过程如下：（1）2017年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杨桦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党委书记，生成空缺链④的起点；（2）时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的曹卫东调任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空缺从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职位转移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职务；（3）时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的计金标晋升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空缺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职位转移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党委副书记职位；（4）由于计金标继续兼任党委副书记，空缺链④因此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这个职位终止。

空缺链⑤的链长为1，涉及隶属于教育部的1所高校和地方政府部门的2个人的流动，即流动涉及北京高校系统内外流动。其形成过程如下：（1）1979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林不再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位出现空缺，生成空缺链⑤的起点；（2）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韩天石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由于云南省委副书记不属于北京地区高校校级领导系统，空缺链因此终止。

以上列出了北京高校领导职位出现空缺形成的5条空缺链。从这5条空缺链可看出：（1）北京高校领导系统产生的空缺职位有可能立刻被北京高校领导系统外的人员填补，形成的空缺链较短，如空缺链⑤，也有可能在系统内流动多次，形成的空缺链较长，如空缺链①到④。（2）形成空缺链的流动区分为以下几类：校内流动，如空缺链①；条内流动，如空缺链②；块内流动，如空缺链③；条块交流，如空缺链④；北京高校领导系统内外流动，如空缺链⑤。这些空缺链初步呈现了中国官僚体制的条块双重权威结构如何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影响北京高校领导的流动机会结构。需要注意的是，上述5条空缺链是笔者为了更好地呈现条块流动特意选取的，因此，这些结果是基于个别空缺链的初步分析。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流动形成的空缺链和空缺流动结构的整体情况将在下文具体分析。

(二) 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结构特征及其变迁

1978-2018年，共有2 546人担任过北京地区的高校领导，其中，部属高校领导占69%，北京市属高校领导占31%，即条上领导占比明显高于块上领导。总体来看，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结构呈现“条强块弱”的状况。

从时间变迁来看，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强块弱”结构有所变化，“条”内构成也发生很大变化。从图 5可看出，1998年正式启动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深化改革彻底改变了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结构。1978-2000年，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结构比较稳定，部属高校领导占75%左右，其中，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占15%左右，北京市属高校领导占25%左右，呈现明显的“条强块弱”。2000年之后，“条强块弱”现象有所改观，部属高校领导占比减少到60%左右，北京市属高校领导比例增加到40%左右。“条”内部构成也从分散由不同部委主管变为集中由教育部主管，其中，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占比从1998年的16%增加到2001的46%，其他部属高校领导的比例从61%降低到2001年的19%。2002-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隶属部门比例比较稳定。

(三) 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流动产生的空缺链及其变迁

本节将通过估计北京地区隶属于不同部门的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链长，来探讨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流动，检验前面提出的相关假设。

1978-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领导职位共发生5 360次变动，¹其中2 465次（46%）首次进入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2 076次（39%）流出，536次（10%）校内晋升，283次（5%）在北京地区的高校间流动。从中可以看出，15%的流动是由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内部的空缺职位引起的。

根据这些职位变动，利用空缺链模型就可以估计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流动形成的空缺链分布和平均链长。从表 2可以看出，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的空缺链分布呈现左偏现象，四分之三左右的空缺链链长为1，即系统中出现的新空缺由系统外人员填补或被撤销。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流动形成的平均空缺链链长为1.33。切斯（Chase, 1991）总结了不同领域关于空缺链的研究，发现一般系统产生的平均空缺链链长约为3，有些精英系统产生的平均空缺链链长为4到5。由此看来，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中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较短，空缺向系统内部传递的可能性较少，大部分由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外的人员来填补，这意味着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较开放，自主程度较低，系统内高校间链接相对松散，相互依赖程度低。

北京地区高校的条块结构影响高校领导的空缺链。表 3呈现了1978-2018年北京地区不同主管部门所属高校领导空缺职位的转移矩阵和平均空缺链长估计，从中可看出，1978-2018年北京地区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高校领导系统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都较短，北京的市属高校领导系统平均空缺链长为1.45，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系统的平均空缺链长为1.34，其他部属高校领导系统的平均空缺链长为1.25。从表 3还可以看出，北京地区“块”上高校领导系统比“条”上系统的空缺链更长，说明“块”上高校之间链接比“条”上高校更紧密一些，“条”上高校之间链接相对松散，相互依赖程度低，系统更为开放，与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外部也存在更多的人事交流。

近40年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变迁影响着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流动。从图 6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恢复时期，无论是“条”还是“块”上的高校领导，其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都较短且差别很小（教育部所属高校1.20，其他部属高校1.19，北京市属高校1.14），与假设H1一致。

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恢复时期到改革探索时期，无论是“条”还是“块”上的高校领导，其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都变长了（教育部所属高校：1.20→1.41，其他部属高校：1.19→1.27，北京市属高校：1.14→1.52），与假设H2一致。干部管理权限下放不仅增加了条块分流的可能，同时也增加了高校领导内部晋升的可能，使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空缺职位形成的空缺链变长。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北京市属高校领导和其他部委所属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都变长了（北京市属高校：1.52→1.77，其他部属高校：1.27→1.30），但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变短了（1.41→1.29），假设H3得到部分证实。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深化改革增加了地方所属高校数，扩大了地方高校领导流动的可能范围，从而增加了北京市属高校领导系统的空缺链长度，与假设H3一致。不过，虽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使北京地区的一些其他部属高校划归教育部主管，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空缺职位形成的空缺链却变短了，与假设H3不一致。

当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入稳定时期后，北京市属高校领导和其他部委所属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都变短了（北京市属高校：1.77→1.56，其他部属高校：1.30→1.26），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则变长了（1.29→1.38），假设H4得到部分证实。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干部管理权限的下放增加了高校领导内部流动的机会，使各类高校领导系统的空缺链变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对不同类型高校领导的流动存在不同的影响，1978-2018年，北京市属高校领导系统的空缺链先变长后变短，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系统的空缺链长度呈现上下波动的趋势，其他部属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链长变动较小。

从上述讨论也可以看出，北京地区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高校领导系统产生的空缺链存在差异且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说明高校条块结构对其内部人事流动存在不同的约束。无论是条还是块的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均较短，表明其与外部具有较多的人事交流。那么，这些人事交流是条块交流还是高校系统内外交流呢？下面两节将分别讨论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流动和系统内外流动的情况。

(四) 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流动结构及其变迁

本节将利用对数线性模型来分析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的条块交流程度及其变迁。从表 3的空缺转移矩阵可以看出，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流动存在沿主对角线聚集的倾向，意味着大部分高校领导在隶属于同一主管部门的高校系统内部流动，呈现条块分流的状况。下面，我们将利用对数线性模型的不同拓扑模型来拟合1978-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流动程度。从表 4可以看出，模型（3）和（5）对数据拟合较好（G²=0.26，BIC=-6.45）。模型（3）为准独立模型，假设不同主管部门内部流动的程度不同。在这个模型中，估计的参数分别为ξ₁=3.55（p＜0.01），ξ₂=2.61（p＜0.01），ξ₃=3.54（p＜0.01），表明北京地区高校领导呈现条块分流的状态，其中，北京市属高校块上的流动和其他部属高校条内的流动程度要高于教育部所属高校条内的流动。

模型（5）为准独立模型+跨越模型，说明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流动并非随机的，既存在向主对角线聚集的趋势，即条块分流的趋势，又存在不同类别间跨越难度不同的趋势，即条与条、条与块之间的跨越难度存在差异。在准独立模型+跨越模型中，三个模型参数分别为ξ₂=2.61（p＜0.01），v₁=-1.78（p＜0.01），v₂=-1.77（p＜0.01）。ξ₂=2.61（p＜0.01）表明北京地区高校领导存在条块分流现象。v₁=-1.78（p＜0.01）是跨越北京市属高校和教育部部属、其他部属高校（块和条）之间的估计值对数，v₂=-1.77（p＜0.01）为跨越其他部属高校和北京市属、教育部所属高校之间（条与条、条与块）的估计值对数，表明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无论跨越条与条，还是跨越条与块，都存在难度。由于v₁=v₂的检验不显著，表示跨越条块或条条存在难度，但跨越难度没有显著差异。

从表 3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流动程度存在差异。1978-1994年，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分流程度非常明显。在高等教育体制深化改革时期（1995-2001），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分流比例减少，存在一定比例的条块交流，这主要是由于其他部属高校变为教育部所属或北京市属高校。2002-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分流比例增加，条块交流比例减少。为了比较分析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流动的变化，本文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对表 3不同时期的空缺转移矩阵进行拟合，其模型拟合优度统计量如表 5所示。从表 5可以看出，准独立模型与时间层交互模型（G²=32.82，BIC=-47.67）对数据拟合最好，这表明不同时期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流动程度发生了变化。

表 6显示的是准独立模型与时间层交互模型的参数估计值，从中可以看出，1978-2018年北京市属高校领导块内流动的可能性先增加后减少。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恢复期到改革探索期，北京市属高校领导块内流动可能性显著增加；从改革探索期到深化改革期，块内流动的可能性显著减少；从深化改革期到平稳期，块内流动可能性没有显著变化。

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条内流动的可能性先减少后增加。从高等教育管理恢复期到改革探索期，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条内流动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变化；从改革探索期到深化改革期，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条内流动的可能性显著减少；从改革探索期到平稳期，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条内流动可能性显著增加。

其他部属高校领导条内流动的可能性一直处于减少的状态。从高等教育管理恢复期到改革探索期，其他部属高校领导条内流动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变化；从改革探索期到深化改革期，其他部属高校领导条内流动的可能性显著减少；从改革探索期到平稳期，其他部属高校领导条内流动可能性显著减少。

(五) 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高校领导在北京地区高校系统内外流动模式及其变迁

本节将分析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高校领导在北京地区高校系统内外的流动模式。鉴于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讨论1978-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的流入模式，并比较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高校领导流入模式变迁。

1978-2018年，共有1 045名北京地区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其中，726名校长和党委书记任职前单位已知，占69%。在这726名正职校领导中，校内流动占比最高（42%），其他依次为来自同区域同部门的政府机构（16%）、同区域同部门主管的其他学校（11%）、同区域跨部门的政府机构（10%）、同区域不同部门主管的其他学校（8%）、跨区域同部门主管的其他学校（6%）等。从高校系统内外流动状况来看，北京地区高校正职领导以校内流动为主，高校系统外流入占一定比例，校际流入占比较少。从区域角度来看，北京地区高校正职领导绝大部分是区域内流入（将近90%），区域外流入少。

图 7显示，1978-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的流入模式发生了变化，呈现几个主要特征：一是校内流动占比先上升后下降；二是同区域同部门校际流入占比一直增加；三是同区域同部门的政府机构流入占比下降；四是同区域跨部门的政府机构流入占比先减少后增加。

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北京地区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流入模式存在差异，如图 8到图 10所示。无论是哪个部门主管的高校，校内流动占比都最高。其中，其他部属高校校内流动占比最高（48%），其次为教育部所属高校（43%），最低的是北京市属高校（30%）。教育部所属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其他流入模式差异较少（见图 8），其他部属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其他流入模式以同区域同主管部委流入为主（见图 9），北京市属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其他流入模式以北京市属其他高校流入为主（图 10）。

1978-2018年，不同主管部门所属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流入模式呈现不同变化趋势。教育部所属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流入模式变迁的主要特点为：校内流动占比先增加后减少，然后缓慢增加；来自教育部的比例在高教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1995-2001）突增，之后减少（见图 8）。

其他部属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流入模式变迁的主要特点为：校内流动占比从1978到2001年一直增加，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稳定时期（2002-2018）大幅减少；来自同区域同主管部委的占比从1978到2001年一直减少，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稳定时期略有增加；来自京外同主管部委高校占比从1978到2018年一直增加（见图 9）。

北京市属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流入模式变迁的主要特点为：校内流动占比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时期（1985-1994）突增，随后一直下降；1995-2018年，来自北京市属其他高校的比例一直增加；1978-2018年，来自北京地区部属院校的比例先增加后减少，来自同区域跨部门的比例先减少后增加，然后变化不大（见图 10）。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官僚体制的条块结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变迁对高校领导流动的影响。本研究以空缺链理论为分析框架，根据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干部管理制度及相关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实证假设，并利用1978-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领导资料进行了实证分析。中国政府在干部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各地、各领域的组织机构具有较强的同构性，干部管理也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因此，笔者认为，虽然本研究的数据目前只限于北京地区，不能代表全国，但由于该地区高校集中，类型多样，所以，把高校领导流动置于中国政府统一治理和高等教育条块管理体制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得出的有关高校领导条块流动及其变迁的基本结论有一定的典型性，具有可延伸的启发意义，希望能对中国政府的人事组织行为有管中窥豹的效果。

本文引入空缺链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并采用对数线性模型来分析和测量高校领导的条块流动，同时在周雪光等（2018）提出的条块流动类型的基础上加入高校维度，提出9种不同流动类型（见表 1）。这是对高校干部流动领域研究的初步尝试，希望能抛砖引玉，供后续研究借鉴、批评和改进。国内大部分高校领导的研究聚焦于背景分析，很少有文献探讨高校领导的流动问题，而本文主要研究高校领导的流动问题，关注中国官僚体制对高校领导流动的制约。本研究认为，高校领导流动并非一系列独立的事件，而是受空缺职位的可获得性以及其他高校领导流动的影响，高校领导的向上流动可视为系统中空缺向下流动的结果。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概括如下。首先，从个别空缺链来看，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产生的空缺职位可能会立刻被系统外人员填补，形成较短的空缺链，但也可能会在系统内流动多次，形成较长的空缺链。前者意味着系统较开放，自主程度较低，链接相对松散，不容易形成精英圈；后者意味着系统较封闭，自主程度较强，链接较紧密，容易形成精英圈，比如，北京某高校1978年以来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产生的13个空缺职位都是由本校内部人员来填补的。

从总体上来看，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产生的空缺链较短，说明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产生的空缺职位在系统内流动的次数较少，很快就会由系统外人员填补。这一方面预示着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不排斥外部人员，与外部有较多的人事交流，相对开放；另一方面意味着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难以通过调控空缺的流动来激励内部成员，自主程度较低。最后，也可以看出，系统内各岗位、部门、组织间难以通过人事流动联系起来，链接相对松散，相互依赖程度低，不容易形成精英圈。这些主要是因为中国干部管理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干部管理体制明确规定党管干部和干部实行分级管理（中共中央组织部，2001：332-333），党管干部是指所有干部都由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干部分级管理是指各级党组织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管理干部，干部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任命管理。因此，由于北京地区高校的主管部门不同，既有中央不同部委（“条”）主管，又有北京市（“块”）主管，从而导致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产生的空缺链较短。

干部管理权限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变迁影响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产生的空缺链长度。1984年干部管理权限下放，从下管两级变为下管一级，北京地区高校内部晋升可能性提高，无论是“条”还是“块”，主管的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都变长。1995-2001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深化改革，北京地区大部分高校由不同部委分散主管转变为由教育部和北京市两者主管，北京市属和其他部属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长度增加，内部晋升可能性提高；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空缺职位形成的空缺链变短，内部晋升可能性降低。2002-2018年，北京市属高校领导和其他部委所属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都变短，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空缺职位产生的空缺链变长。

虽然从空缺链的角度来看，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但进一步分析空缺流动结构（即空缺转移矩阵）后会发现，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存在条块分割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的条块分流，即教育部所属高校、北京市属高校、其他部属高校的领导基本在各自内部流动，而条块之间较少流动。而且，北京市属高校块内流动和其他部属高校条内流动程度要高于教育部所属高校条内流动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地区高校领导条块分流程度发生了变化。1978-2018年，教育部所属高校领导条内流动程度先减少后增加，其他部属高校领导条内流动程度一直在减少，北京市属高校领导块内流动程度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趋势。

北京地区高校领导系统较开放，意味着存在一定比例的系统内外的流动。本文通过分析1978-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高校系统内外流动模式及其变迁，发现这些校领导以校内流动为主，其他依次为同区域同主管部门流入、同区域同部门校际流入和同区域跨部门流入。这一方面说明北京高校与党政机关之间存在一定比例的人事流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条块分流现象。

另外，由于所在学校的条块结构位置不同，北京地区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的流入模式也存在差异，并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具体表现为：（1）教育部所属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以校内流动为主，其他流入来源分散。校内流动比例先增加后减少，然后缓慢增加。（2）其他部属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以校内流动为主，其次为来自其主管部委。校内流动比例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来自北京同主管部委的比例先减少后略有增加。（3）北京市属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以校内流动为主，其次来自北京市属其他高校。校内流动比例先增加后降低，来自北京市属其他高校的比例一直增加。从中可以看出，高校的条块结构位置制约着内部人员流动的方向和强度，这与周雪光等（2018）的地方官员流动研究的结论相似。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干部管理制度在各地、各领域的实践具有同步性，因此，本文以北京高校领导为研究对象得到的条块结构及其变迁对干部人事流动的影响关系具有更大的适用范围。

笔者注意到，周雪光等(2016, 2018)在研究政府官员流动时提出政府官员的空间流动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发现条上流动大部分为空间流动。本文的资料仅限于北京市这一个地方，无法展现中国高校领导空间流动的全貌。本文对于校长书记的流入模式研究发现，1978-2018年，北京地区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以区域内流动为主（约90%），跨区域流入较少（约10%），大部分条上流动其实是在高校与主管部门之间的流动，这是高校领导条块流动区别于政府官员流动的一个特点，说明高校与政府之间存在密切的人事关系，因此，在讨论高校领导条块流动时不仅有必要考虑部门、区域内外两个维度，还需要考虑高校系统内外这个维度。空间流动确实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在高校领域如何体现，尚需新的资料加以验证，也是值得后续开展的一项重要研究。

本研究对高等教育领域具有一些启示作用。众所周知，高校自主权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徐敦楷，2010；周光礼，2012）。周光礼（2012）认为，高校办学自主权不仅涉及高校与政府的关系，还涉及高校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高校内部的各种关系。与美国高校不同，中国高校的资源大部分来自政府，因此，高校与政府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由于高校领导由中央或各级党委或党组选拔任命，因此，高校与政府之间不仅存在资源依赖关系，还存在经常的人事往来，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领导现象。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政府部门与高校存在经常的人事干部流动视为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不过，这确实也说明高校在人事干部管理方面自主权相对较弱。讨论中国大学自主权的时候需要考虑中国大学资源高度依赖政府的前提约束。即使在美国，由于大学规模扩大，管理日益复杂化，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校长也来自高校系统外部，出现了外行管理内行的现象。这种情况确实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但大学自主权并不一定会削弱，这主要取决于是否存在制度约束保证大学自主权。

虽然本研究发现北京高校领导系统的空缺链较短，高校领导来自外界的比例较高，很多来自政府部门，但这在中国情境中并不意味着与高校自主权呈现完全对立的关系。在中国，来自政府部门的高校领导一方面能更好地为高校争取资源，有利于高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更了解政府的需求，可以对政府和高校的彼此需求起到更好的匹配和协调作用。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也可能会出现不了解高校的政府官员到高校担任领导，采用管理政府部门的方式来管理高校，这就容易出现呼吁高校去行政化和扩大高校自主权的现象。如何选拔与学校相匹配的高校领导，需要组织部门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既要考虑国家的治理需要和学校本身的诉求，也要考虑候选人的综合素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从空缺链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人事干部流动，不仅可以适应于高校系统，还可以用于分析其他组织中的人事干部流动。现有关于政府官员晋升的研究（周黎安，2004；Li and Zhou, 2005；张军、高远，2007；杜兴强、曾泉、吴洁雯，2012；Shih，Adolph and Liu, 2012；Jia，Kudamatsu and Seim, 2015）探讨了官员晋升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都假设官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没有考虑官员的晋升受到领导职数、任期、交流、规避等制度的制约。如果个体之间相互独立的假设不成立，那么将影响模型的选取，进而影响研究结果。因此，在研究官员的晋升流动问题时，有必要考虑官僚体制结构对于官员流动的约束。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官员的晋升或流动是嵌入体制结构并相互依赖的，中国的官员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党管干部，由组织部门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干部的选拔以及部门之间干部的交流，且干部的职数是一定的，干部有一定的职级，由低到高逐级晋升，这都满足空缺链理论的使用条件。一个官员晋升或流动产生的空缺职位将带来下一个官员的晋升或流动。空缺链理论从结构角度审视人事流动，强调个人的流动并非独立的，受工作系统结构的高度制约，是工作系统中一系列空缺职位带来的机会流动的结果，并可以通过空缺的流动来探索组织的结构特征以及组织之间的关系，揭示流动背后的制度逻辑和组织机制。因此，在进行人事流动研究时，建议先检验个体流动的独立性。如果个体之间的流动相互独立，则可以用一般的统计模型进行分析；如果个体之间的流动相互依赖，则违反了一般统计模型的假设，在分析时就应该考虑使用结构性模型。

1. 文中通过两种方式识别工作变动，一种是通过识别流入填补的空缺（每个人名第一次出现），另一种是通过识别流出产生的空缺（每个人名最后一次出现），在识别变动过程中只考虑主要职务，不考虑兼职情况。需要注意的是1978年的左删截和2018年的右删截问题，其处理方式为：（1）通过比对1977年和1978年高校领导名单，把1978年首次出现的领导视为职位变动，产生空缺，1977年和1978年都出现的视为左删截，认为职位不发生变动，不产生空缺；（2）通过比对2018年和2019年高校领导名单，把2018年最后一次出现的领导视为职位变动，产生空缺，2018年和2019年都出现的视为右删截，认为职位不发生变动，不产生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