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Vol. 42
李培林
笔者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一文中曾提到：“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1换句话说，新发展社会学的提出，是为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而尝试的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经验的学理性阐释、学术性表达。实际上，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深远影响，很多学者尝试基于这种巨大变迁来构建新的发展理论的解释体系，如“过渡经济学”2、“新结构经济学”、“转型社会学”3、“实践社会学”4等，也包括一些基于多国实践的理论构建，如“后西方社会学”5、“金砖国家社会学”6、“人类学的南部理论”7等。那么，相对于已有的发展理论，新发展社会学“新”在哪里？它的基本理论体系是什么？这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
基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经验”，特别是中国近40多年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我们尝试用“五论”来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新发展的本质论、阶段论、转型论、动力论、世界体系论。这里所说的“新发展”，特指因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文化传统、庞大人口规模和跨越式发展所产生的发展的新形态。
(一) 新发展的本质论传统的发展社会学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拉美国家的发展经验构建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并未对这个理论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不过也曾引起人们对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8但是，在发展社会学中，像“发展的本质是什么”这种哲学式的发问，似乎从未被深入地讨论过。就作为经验学科和后发展研究的发展社会学而言，这种哲学式的发问本身好像是一种理论上的奢侈。事实上，发展的本质是发展社会学的根本问题。1937年，科斯（Ronald H. Coase）正是通过对“企业的本质是什么”的发问，发现了企业组织存在的理由、扩展的边界以及市场的交易成本。9科斯从这种哲学式发问出发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的本质》一文也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从“中国经验”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发展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说，本质上就是发展的学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0到1992年，经过改革开放后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反复思考，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系统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这个概括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发展的前提和路径，即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提高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所以说民生就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政治，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点；二是发展的方向和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有这个基本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实现这个目标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搞贫穷基础上的平均主义，要保证发展的效率和活力，不能阻碍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其实发展社会学或发展经济学并非从未考虑过发展的本质问题。把“发展”的概念与“增长”的概念加以区分，也可以说是某种对发展的本质的思考。有关发展理论的教科书通常把“增长”和“发展”的基本区别作为导引，认为“增长”是指国民收入或国民人均产值的数量提高；“发展”则指更加广泛的结构改进，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改进。12后来，库兹涅茨（Simon S. Kuznets）扩展了增长的含义，把能够带来结构改进的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13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发展”问题特指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通常把经济落后的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中心-外围”（center-priphery）问题、“二元结构”问题以及“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本土优势”等问题，都成为发展理论的特定核心议题。14
把“增长”和“发展”区分开来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具有特殊的意义。1950至1973年，拉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曾被称为“拉美奇迹”。15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这个发展的本质问题，“拉美奇迹”后来演变成“拉美陷阱”，被称为“无发展的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学者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展开思考，提出“增长的极限”那样的警世恒言，主张“有限的世界”和“无增长的繁荣”。16
当前，中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这也是一个涉及发展的本质问题、具有理论潜力的概念，需要在学术层面深入讨论，使其不仅成为实践的指导，也成为类似“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
新发展社会学对发展本质问题的发问和讨论，看似没有深奥的道理，但就这一基础性问题进行讨论和达成共识，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在发展的实践中，每当遇到存在争论的重大议题时，人们都会回到对发展本质问题的讨论，它就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上的舵盘，决定着前行的方向和道路。
(二) 新发展的阶段论发展理论关于发展阶段的讨论较少，更谈不上深入，比较有影响的是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Rostow）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把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增长划分为5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17后来又增加了一个阶段，即“超越大众消费阶段”。罗斯托确信他的理论解释了西方各国已经历过的工业化进程，试图用这种理论代替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宏大阶段的划分。但实际上，对于多数发展阶段，罗斯托只进行了一般描述，他比较深入研究和界定的是经济起飞阶段。罗斯托描述的经济起飞大体相当于基本实现工业化，他在这方面的分析框架也被称为“罗斯托起飞模型”（Rostovian take-off model）。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把世界各国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低收入国家阶段、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阶段、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阶段、高收入国家阶段。人均国民收入（GNI）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计算存在差异，但我国这两个数值差别不大。自1997年起，世界银行于每年7月1日公布阶段划分的动态调整标准，2022年公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是人均国民收入13205美元。18我国2021年人均国民收入是1.21万美元，预计会在2025年跨越这个新门槛。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发展阶段缺乏科学的清醒认识，经常容易犯超越发展阶段的“冒进”错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19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特别是经过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我国从（20世纪）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发展的阶段论：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1此后，这个分阶段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随着实践不断完善和细化，但基本框架没有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两个阶段”的划分，进一步深化了新发展的阶段论。
像中国这样，发展阶段的理论产生如此重大的实践引领作用，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罕见的。新发展社会学的“阶段论”也具有其普遍意义，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长期发展战略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因领导人更迭带来的战略“折腾”会让发展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对发展阶段转折点的关注和把握，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根据阶段性变化进行动态的政策调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三) 新发展的转型论“社会转型”也许是中国社会学界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最具代表性的概念。尽管在西方经典社会学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中，从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几乎都把某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表述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来概括社会巨变，然而在西方社会学的教科书中，似乎从未把“社会转型”作为一个专章来讨论，它总是被纳入“社会变迁”这种更宏大的叙述中。
笔者在1992年撰写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中，曾把社会转型定义为“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和“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22说它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是因为它涵盖了结构转换、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和价值取向转变；说它“特殊”，是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常态的社会变迁，是跨越式的发展和某种质的变化。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社会转型释放了巨大能量、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所以社会转型中的“体制转轨”这个层面受到学界格外的关注。因此，我们有时也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巨变是由两个转变构成的：一个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变；另一个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转型经济”基本上都是在讨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而“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也是市场化转型的方式。23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剧变的西方社会学家，也并非从一般的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的角度谈“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而是从市场转型角度谈“社会转型”（social transition），24因为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化转型之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西方研究市场转型国家的社会学家，通常都持有“保护社会”的学术立场。其中，新古典社会学取向的学者（如塞勒尼等人），更重视社会转型中中产知识阶层在重建社会中的作用；25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学者（如布洛维），则更强调劳工阶层的力量。26孙立平也较早意识到转型理论的新议题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应当基于转型国家的实践，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27
在研究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早期对长时段的深层社会转型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指出，19世纪的文明在西方历史上具有独特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与长期和平，但是被视为这种文明之基础的自由市场体系，即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不是从来就有的。自由放任本身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市场社会的兴起是从市场“嵌入”社会向“脱嵌”的转型，这必然导致保护社会的反向运动，由此形成了自由市场与保护社会之间的双向运动。28在波兰尼看来，这两个转向的历史转折就是他所说的“大转型”。波兰尼的“大转型”实际上带有强烈的对市场经济神话的批判色彩。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主张从“长时段”考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能把二者等同。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宝塔中，底层是物质生活即日常生活世界，塔身是市场经济，而上层的塔尖是资本主义。布罗代尔认为作为基础的日常物质生活最为重要，他用大量的篇幅和史料细致描述和刻画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变化。29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理论特别重视对“结构”变化的分析，认为“结构”是一种能干扰时间的作用并改变历史发展范围和速度的实在，但他对中时段或短时段的结构转型划分始终抱持一种慎重和不以为然的态度。当然，也有历史学家对长时段历史发展中结构转型和制度创新的作用并不认同。作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近代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详细比较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几个中心地区（江南、关东平原、印度、英格兰、尼德兰）的经济社会发展。他认为直到1750年，欧洲并不具有内生优势或比亚洲更有前景，他认为此后的“大分流”和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的出现，只是因为某种偶然的发展条件差异，特别是新世界的发现。30彭慕兰似乎超越了新古典学派的解释范式，但也受到诸多批评并引起新的争议。
基于“中国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的“转型论”，让我们从中长期重新审视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结构变动和体制变革的多样性。它基于经验研究对社会转型诸多具体规则的揭示和解释，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已有的结论，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在路径选择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四) 新发展的动力论进入21世纪后，我国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根据发展动力、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和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继中国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对发展动力认识的深化。这在中国的发展史上从未有过，在以往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中也没有出现过。当然，这里所说的“创新”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包括制度的创新。
我们讨论发展动力的问题，实际上无法回避更深层次的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和现代文明兴起的动力问题。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了他长期研究的“总的结果”，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1在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动力学说中，“生产力”或者由“生产工具”所代表的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力量。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得以发展，就在于“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2马克思高度重视生产工具创新的变革力量，他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3在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中，由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社会变革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很多社会学家也通过文化和制度变迁来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层动因，例如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分析和迪尔凯姆对“社会分工”的分析。
在经济学中，很多情况下，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当作同一个问题讨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包括生产要素、经济结构、环境资源、人力资本、制度创新、技术进步等，但通常的基本分析视角是从要素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考虑，例如关于劳动力、资本、资源的增长动力分析框架，就是从要素供给的角度入手。我们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和消费，是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在这种理论框架下的计量分析模型中，通常会有一个剩余的“残差”，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很多学者把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技术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源于美国经济学家、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Robert Solow）在1957年的开创性研究。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增长模型——“索罗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在各种生产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能源、资源等)之外的，由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管理创新、社会经济制度变动等因素产生的综合贡献。34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也被称为“索罗剩余”。索罗的贡献在于，他用精确的统计模型证明了以往发展动力计量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技术进步的贡献。其实早在20世纪初（1912年），奥地利裔的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指出了“创新”（innovation）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创新不同于技术发明，是一个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经济过程。35在熊彼特之后，经济创新理论也因取向不同而分为技术创新学派和制度创新学派。
近几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有两个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另一个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似乎成为划分发展时代的标志。36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的新发展阶段把“创新”的重要性提到如此的高度加以强调，就是认识到不掌握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不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打压，就无法实现新的发展。
新发展社会学的“动力论”，把发展学说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一般动力讨论，进一步深化到打破“依附规则”的“创新压力”关键动力讨论，极大地拓展了发展学说动力理论的视野，也为发展中国家改变特定路径、打开未来希望之门提供了思想钥匙。
(五) 新发展的世界体系论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被融入世界市场体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年前就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7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难以回避与现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关系。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的依附理论中，无论是主张摆脱依附、走自主性发展道路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38还是主张“依附性发展”，进而为最终摆脱依附开辟道路的“自由主义”学派，39都是从弱势国家的视角讨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中心的关系。
似乎是为了弱化“摆脱依附”或“依附发展”内含的张力和冲突，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M. Wallerstein）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用十几年的时间创建了“现代世界体系论”，用“核心国家”“半边陲国家”和“边陲国家”来刻画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并认为尽管世界体系是一个实质上不平等的分工体系，但一个国家很难在世界体系之外获得发展，只有当现有世界体系无法消除内部压力、新的重大危机冲破临界点时，世界才会按照新的规则重组整体性结构。40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对世界体系的重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裂成以美国和“北约”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以及以苏联和“华约”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两大阵营的对抗形成了“冷战”，似乎世界也分裂成两个体系。1990年前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似乎结束了“冷战”，一些西方学者也乐观地认为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体的最终胜利和“历史的终结”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41在这种背景下，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横空出世，震动学界。随后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事件，似乎完全印证了亨廷顿的理论，使“文明冲突论”声名大振。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取代人们通常讨论的社会制度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甚至宗教的冲突，认为在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断裂线，最可能产生深层的对抗性冲突。在微观层面上，这种冲突呈现在伊斯兰国家与东正教国家、印度、非洲国家和西方基督教国家等邻国之间；而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特别是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社会为另一方。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等相互作用下发生。42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全球化理论被视为现代化理论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延续，尽管最初全球化特指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跨国生产的新趋势。由于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全球化理论本身又缺乏严密的逻辑，所以这方面存在很大的争议。海尔德（David Held）等人曾仔细梳理了这些争论，把不同论点的学者按照对全球化影响力强弱的判断分为三大流派，即“超级全球化论者”“转型论者”和“怀疑论者”。43
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普遍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铁律造成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加深也引起了“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潮流。原本全球化是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但随着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中产阶层的衰落和社会认知的撕裂，一种特殊的、与民族主义混合的、超越左右翼传统分立的新民粹主义思潮兴起，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国家的政局。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快速发展的的中国，被西方舆论塑造成一种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正当得利的新“霸权”，“遏制中国”似乎成为西方社会一种普遍的“政治正确”，新的“冷战”竞争试图迫使中国与世界体系“脱钩”。
在这种世界大变局中，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主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关于世界体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存在具有长远影响的以最大公约“同心圆”为基础的“天下体系”理论。44 1990年，费孝通先生在其80岁生日的时候，也曾针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倡导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45这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强调“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和哲学基础，与建立在“上帝选民”“拯救世界”“美国优先”理念之上的“美国例外主义”，在价值和实践取向上完全不同。
新发展社会学的“世界体系论”，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第一次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提出的国际秩序设想，尽管这让一贯“从实力出发”主导世界秩序的国家很不习惯，但却是人类社会求同存异，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社会制度差异、战争、侵略、文明冲突，构建和谐世界的新选择。
本文探索以新发展的本质论、阶段论、转型论、动力论和世界体系论来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本质论”规定了新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阶段论”规定了新发展的战略和策略选择，“转型论”规定了新发展的结构变动和体制变革路径，“动力论”规定了新发展的结构升级和动力持续的可能性，“世界体系论”规定了新发展的国际条件和外部限制。此外，新发展社会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还需要建立在与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相联系的基本命题之上，这是新发展社会学在理论构建中进一步探索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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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革命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冯仕政
*感谢房莉杰、李春鹤、潘桐、卜娜娜、连逸晗在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文责自负。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迫切需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尤其是对“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发展阶段，更加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全面加以把握”。2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对中国社会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那么，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根本方向和发展路径是什么？中国社会学必须准确把握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和社会逻辑，科学回答上述问题，推动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知识创新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科学境界。
本文认为，知识的生产不是一个单纯的逻辑思维过程，与任何生产一样，它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此必然存在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基于这一逻辑，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关键是直面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敢于打破社会学知识生产中的国际分工、分层以及因此而来的知识霸权，着力推动范式革命。本文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梳理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种种争议，以厘清中国社会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依据、关键问题和前进方向；第二部分揭示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及其中必然发生的分工、分层和权力不平等，指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直面西方社会学范式中蕴含的知识霸权，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自觉推动范式革命；第三部分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学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路径，即正确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张力，从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问题入手合理设置研究议程，通过知识创新令人信服地推进范式革命。
(一)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本土化议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尽管从学科传入之初就有本土化的倡议和运动，但关于本土化是否必要和可能却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近年来，一方面，对本土化的呼唤越来越急迫；3另一方面，质疑本土化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4甚至有学者认为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5。因此，在讨论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理据和意义，否则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张就没有立足点。
什么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具体讲法很多，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或向度：一个是学术的，一个是实践的。6从学术方面来说就是要“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从实践方面来说则是要“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7概言之，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根本目的，一是认识中国社会，二是服务中国社会。尽管不同学者、不同时期的表述或有不同，但从这两个方面或向度来理解本土化，却是中国社会学自始以来的“连贯性回应”，8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始终秉承的基本精神和宗旨。
最近20余年来，中国社会学家相继提出了中国社会学要增强“文化自觉” “理论自觉”“实践自觉”的主张。9近几年，按照中央要求，中国社会学界又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以及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等命题。这些主张和命题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就基本精神和宗旨而言，始终紧紧围绕认识中国社会和服务中国社会这两个基本方面。
不过，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其间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无论是对认识中国社会即学术方面的要求，还是对服务中国社会即实践方面的要求，都越来越高、越来越急迫、越来越明确、越来越系统。其次，国家的介入越来越深，包括导向更加鲜明，措施更加有力，使一个原先即便在学界内部也不那么显眼的学科本土化议题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政治议程。上述两大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之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张力越来越大，学界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如火如荼的同时，相关争论也日益激烈。尤其是当前学术与政治之间张力的不断增大和显化，更为争论提供了新的动力。综观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种种争论，10不管对本土化持何种立场，基于关注焦点的不同总体上可归纳为两种视角：一种是科学视角，基本兴趣是知识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另一种是政治视角，核心关切是知识的阶级性和本土性。如图 1所示，基于视角的分化，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可以概括为四种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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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四种基本观点 |
在科学视角方面，赞成者认为，之所以强调本土化，是因为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和文化，而舶自西方的社会学知识无论研究的对象、视野还是方法都难以周延地覆盖中国本土情境，在科学上存在所谓“跨情境效度”问题。11反对者则认为，科学是追求普遍性的，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再怎么特殊，也只是总体变异中的一个片断，完全可以通过模型的扩展予以包纳而不必强调本土化，强调本土化就是强调特殊性，会损害知识的普适性。12
从政治视角出发，赞成者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面临一个怎样打破西方霸权的问题，为此，中国社会学必须有意识地破除视西方为中心和正宗的“边陲思维”，13坚持走本土化道路、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以维护中华民族应有的尊严、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反对者则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是基于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而建构出来的“虚假问题”，14在政治上似乎过敏，有陷入夜郎自大的“东方主义”的危险。15
不过，四种基本观点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其中，争论最多的还是“科学问题”，即知识的本土化与普遍性的关系，大量研究致力于从不同角度讨论本土化到底会增进还是损害科学的普遍性，而对“政治问题”则着墨不多。之所以如此，原因各有不同：有人觉得政治太敏感而刻意回避，有人认为政治不值一驳而不屑为之，有人则倾向于把政治问题的讨论隐含在对科学问题的讨论之中。当然，也有人对政治问题完全没有认识和感觉。值得玩味的是，反观1949年以前，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也很热烈，并且几乎所有论述都是从民族自强的政治立场出发，而绝少讨论科学真理和普遍性问题，反对的声音却基本没有。不管怎样，上述历史和现状已然透露了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并且这种张力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因此这是在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必须面对而且应当尽早面对的问题。
当前，在种种争论中，支持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无疑占据上风。然而，无论科学还是政治都需要辨析，越是貌似一边倒的时刻越需要倾听质疑的声音。在诸多质疑本土化的观点中，当以谢宇2018年发表的《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立场最为鲜明、论述最为精要，不妨作为讨论的样本。在该文中，谢宇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概括为三个方面：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他认为，无论哪一种本土化在科学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因而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
首先，就“议题本土化”即研究选题或议程设置问题，谢宇认为，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议题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因此“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选题，更不必去争论这些议题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而应关注议题本身在中国长远而非眼前的学术价值和潜力”。16
其次，就“应用本土化”即社会学知识怎样应用于中国社会情境的问题，谢宇认为，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本来就必须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但这是普适性的、最基本的学术要求，与本土化追求无关。至于那些“粗暴地套用西方社会学知识而无视中国情境的中国研究”，则纯粹是因为研究者学术水平太低而不是“美国或西方社会学的‘入侵’”。反过来，“打着本土化大旗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未必能诞生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17
第三，就“范式本土化”即思维模式和认知方法问题，谢宇承认中国确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但他认为，无论这些历史和文化怎样独特，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最终都必须服从讲求证据的社会科学范式，“而不能因为是中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感同身受，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或提出的观点和理论不需要证据的支持和检验”。因此，对实证和定量研究的排斥是没有必要的。此外，认定美国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就是量化或标准化的观察是错误的，以此为标靶而大反美国的学术霸权是不成立的。18
谢宇显然是科学取向的坚定倡导者。然而，即使单纯从科学角度来看，谢宇的观点也存在严重偏颇。首先，关于“议题本土化”问题，应该说，谢宇的部分判断是正确的，但最终判断却是错误的。如上所述，本土化的核心诉求之一是强调选题对于中国的价值——不管是长远的还是眼前的，争论“议题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亦是因此而起。不过，确如谢宇所言，一些争论由于缺乏足够高的学术判断力而变成了“美国”还是“中国”的无谓之争，但这并不是追求本土化造成的，恰恰是因为本土化不足，以致对中国真正的需求缺乏准确把握而造成的，因此并不构成否定“议题本土化”的理由，反倒是加强“议题本土化”的理由。显然，只有树立明确的本土化意识，对中国的认识才能坚定地迈出第一步；只有坚定地迈出第一步而不管这第一步是多么鄙陋和可笑，对中国的认识才能不断地迭代和加深，最后形成真正的、切实的学术判断力。说到底，学术判断力并不是某个高高在上的权威从外部赋予的，而是靠众多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共同探索和点滴积累而形成的。
其次，关于“应用本土化”，谢宇也只说对了一部分。的确，一个足够好的研究应该充分考虑各种具体社会情境，具有足够强的“跨情境效度”。然而，即使单纯从科学上说，要求所有理论都结合和覆盖所有情境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比如，牛顿的物理学主要是关于宏观世界的解释，对微观世界则不适用，但这并不能否定牛顿物理学的意义；它同样是科学，同样是理论。同样的，一个理论哪怕只能应用于中国而不适用于美国，也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反过来，要求美国的社会学理论能够很好地结合中国社会情境也是不现实的，中国社会学唯一能做的还是大力推进本土化，集中精力优先发展能够很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社会学理论。当然，如果能够同时应用于美国或其他社会则更佳。
第三，关于“范式本土化”，谢宇的批评也令人费解。一是自认为“理所当然”而不讲证据的社会学者即使有，也不可能是主流，更不能归咎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二是定量与定性、实证与人文之争在社会学中由来已久，这些争论或许会被主张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所借用，但本质上不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主张的产物。至于对美国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即使存在误解，也无伤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在根本上的合理性。
不过，与上述具体观点中的偏颇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观点背后流露出的一种具有根本性和总体性的科学主义倾向，即科学必须追求真理和普遍性，而主张本土化则会损害研究视野和格局，妨碍对真理和普遍性的追求。事实上，这也是质疑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诸多观点普遍采用的立论思路，谢宇只不过进行了更加集中和精细的阐述。这种理念因其价值上的正义性而特别容易引起共鸣和流传，在与所谓“政治问题”的交锋过程中常常自带流量，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然而，这种理念虽然用心高尚，但对科学的认识却是浪漫的、片面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把科学发展看作一个抽象的逻辑思维过程而不是一个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故而纯粹从生产力方面去考察，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张力，特别是对生产关系中必然发生的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分工、分层以及因此而来的权力不平等视而不见，甚至有意忽略。这样一种陷阱，即使那些支持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也常常入其彀中，只在所谓“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回兜圈子，却甚少揭示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张力。19如果不对这个问题进行透彻的阐述，就不能从根本上破除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种种误解、质疑和偏差，当前着力推进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学理上，进而在政治上就没有合法性。
(二) 知识生产中的分工、分层与范式革命图 1清晰地展示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中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即中国社会学应当怎样理解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做出合理的选择。上文已经指出，不管基于什么原因，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而且必须尽早面对的。然而，中国社会学对该问题长期疏于讨论。究其原因，在于争论双方往往各执一端，分别认为“科学”或“政治”的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都不屑于深入对方的观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交锋。尤其是坚持科学视角的学者，有一种天然的超脱政治的优越感。事实上，科学与政治绝非某些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一致或截然两分的，而是存在一种微妙的、既互斥又相依的辩证关系。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张力，是全面把握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动因、意义、目标和路径的关键，完全以政治掩盖科学或者以科学掩盖政治，都难以获得正解。
与任何生产一样，知识的生产也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就是这个矛盾运动过程的必然产物。从生产力方面来说，知识的生产表现为新的思想、概念、命题、定理或方法不断涌现，以及理论的解释、预测、规划或指导能力不断提高。该过程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科学过程”。然而，任何知识都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分工和分层之中，这些分工和分层构成知识生产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生产关系。且不说分层，即便是分工也蕴含着某种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生产必然是一个“政治过程”。当然，这里的“政治”既可能是国家政治或国际政治，也可能是阶级政治、族群政治或人际政治，不管哪种形式，总之知识生产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完全依附于政治或完全是政治的派生物。如果是这样，只需讨论政治即可，而不必讨论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但问题在于，即使是作为政治之顶级形态的国家政治，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暴力，而必须依靠科学以保持起码的效率和依靠理论上的说服力以保持起码的政治认同和合法性。20这些都离不开知识的生产，科学因此获得了相对于政治的某种独立性。同样的，这也不表示政治就完全是科学的派生物，因为政治的维持并不完全依靠科学，有时甚至必须打压科学。历史上此类案例俯拾皆是，此处不赘述。
总而言之，基于社会的分工和分层，政治与科学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并拥有两群不同的从业者，由此导致彼此既要相互成就又始终存在龃龉，既不能完全分离又无法完全耦合。这就是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所在，也是调整二者关系的难点所在。这同时表明，对知识的生产而言，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是内生的，而不是任何人从外部强加的，因此必须直面而不能躲闪。所谓“政治问题”本身就是科学问题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研究科学中的政治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趋炎附势，只是秉持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
理解了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就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纵观大量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质疑，都是基于科学主义的立场而不考虑科学与政治的张力。然而，科学与政治之间存在张力、科学之中有政治，你见或者不见，它都在那里。知识的生产固然离不开“仰望星空”的思虑，但“仰望星空”的人却无法脱离现实。现实中的科学家总是隶属于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因此而来的生活体验、价值取向、发展需求和条件约束必然影响他们关于研究议程的设置、研究取向的确定和研究范式的构造，因而一定会体现民族和国家的特色。
长期以来，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基本是以民族和国家为范围，“社会”沿着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分化的特征非常突出。即使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当代，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仍然显著存在。对社会学研究来说，这意味着，一方面，研究的客体是存在民族和国家差异的，或者用社会统计学术语来说，“组间差异”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另一方面，研究的主体即科学家也必然因所处民族和国家的不同而产生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研究条件、外部期望等方面的差异，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两方面差异的叠加和强化，使科学研究的方式和成果一定会浸染某种民族和国家特色。不只是社会科学研究，即便是自然科学，比如数学，在西方和中国就公认有不同的传统和特色。21更何况，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具有更强的反思性、反身性和自为性（for-itself），即更多的是一个反思社会实践得失，以避免恶劣的反身性后果进而增进社会福祉的过程，故而比自然科学更容易体现研究者的主体特征，沾染民族和国家特色更是在所难免。
也就是说，必须关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显著差异：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在研究的兴趣、思维、目标和路线等方面可能存在民族和国家的差异，而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则是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不存在差异；但在社会科学中，不仅研究者因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存在差异的可能性更高，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也因民族和国家而存在显著差异。这里的民族和国家就是“本土”之一种，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主张最为关心的“本土”。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因“本土”不同而发生分化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22，因此，即使从纯粹科学的角度，也必须承认本土化的积极意义。如果套用实证主义的思维，本土化至少有利于形成更加贴切的统计分组，可以更好地比较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23
然而，把中国作为一个分组纳入统计模型，并不是中国社会学所追求的本土化的全部，有时甚至与这一追求相悖。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真正追求的是，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最终打破西方社会学所形成的话语霸权。于是问题就来了：西方社会学何以与话语霸权有关系？是不是有些人为了政治斗争而故意贴的标签？确实，在一些人看来，西方社会学只是一种知识而已，你可以说它有错误，但不能说它是霸权；即使有错误，也完全可以通过模型的改进加以修正，没有必要扯到本土化的高度。这正是科学主义者通常采取的立场，也是他们认为本土化主张属于政治反应过度的理由所在。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不可否认，“霸权”常常被用作政治标签，但是也要看到，科学的发展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而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涉及权力的某种争夺。正如科学史学家库恩所发现的，任何科学知识都是科学家群体分进合击、共同创造的结果，而科学家们作为一个共同体，在知识创造过程中总是遵循特定的范式。所谓范式，就是科学家们对于研究对象所持的某种共同信念。尽管范式只是一种未经严格证明的“信念”，且常常隐而不显，但它却深刻地影响着科学家关于研究方向、议程和理论思路的选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引用大量自然科学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科学家也是人，生活在具体的时代、民族和国家，处于特定的分工和分层体系之中。范式既然只是科学共同体秉持的一种信念，那么，即使科学家有志做一个超然的普世主义者，也不可能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具有某种局限。这就体现了生产关系对科学作为生产力的约束。更危险的是，基于某种范式而产生的知识体系明明存在局限，却被认为是普遍的，然后以科学的名义强加于人。从科学史上看，无论科学家对普遍真理的追求多么真诚，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霸权行为。因此，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
库恩指出，科学的发展是以范式迭代的方式推进的。范式作为一种共同接受的观念，一方面可以使研究活动更容易交流、更容易组织，从而更有效率，但另一方面也会固化为缺乏反思和挑战的思维定势，限制研究者的视野和想象。24在科学发展的常规时期，大家都在某种范式的主导下做一些零敲碎打的改进工作；到科学发展的革命时期，则必须突破主流范式，实现“范式革命”，亦即“旧范式被一个与之完全不相容的新范式完全取代或部分取代”。25
所谓范式革命，除了认知模式的革命，反霸权斗争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是因为一种范式上维系着特定科学家群体的情感、尊严、声望、荣誉、权威和社会地位，而且因为即使作为一种认知模式，范式在客观上也会构成霸权，即事实已经证明该认知模式是一种偏见，但创立者及其拥护者却坚持认为是真理，不肯放弃，并且对新兴的范式进行打压。范式作为一种偏见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库恩不无感慨地说，除非某个科学家共同体死绝，否则特定的范式不会退出历史舞台。26
自然科学尚且不能摆脱范式的影响，社会科学就更是如此。由是观之，西方社会学尽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极具普遍性的科学，背后其实同样隐含着西方的一套信念。这套信念作为范式，不管创立者和追随者是否蓄意为之，客观上都可能形成一种相对于中国的知识霸权。据此，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中心任务应当是通过“范式革命”批判和消除西方社会学中隐藏的文化霸权，目的是推动“文明互鉴”27，而不是故意排斥西方，更不会特意针对某种理论和方法。某些关于本土化的讨论之所以常常表现出“中国与西方”“定量与定性”“实证与人文”之类的对立，原因在于对本土化的认识出现偏差，进而在面对可能发生的知识霸权时产生过激反应。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本土化的必然结果，不能因此否定本土化的合理性。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追求是国家崛起和民族觉醒的一种反映。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与西方的接触和碰撞日渐从表面的器物领域进入深层的意识领域，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感受也越来越深刻，打破西方知识霸权束缚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不过，提出本土化诉求的背后固然有政治动因，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批评却不是颟顸地贴政治标签，而是如前所述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其实美国社会学也一样。在全球知识版图和知识生产体系中，美国社会学原本也处于边陲位置，大量理论和方法依靠从西欧移植。现如今，它成为许多人眼中科学的样板，但并非天生如此，也是随着美国的崛起不断本土化的结果。28当然，在已然成为世界中心、大家都向它看齐的时候，它也不用再讲本土化了。换句话说，追求本土化并不是中国社会学故意拗造型，而是科学发展必须服从的普遍规律之一。
与此同时，库恩揭示的科学发展规律也提醒我们，本土化必须是全局性、根本性的范式革命，而不能止于小打小闹、小修小补。满足于诸如在某个模型的基础上调整一下统计分组，或是把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进行更精细的分解等工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知识霸权的问题。因为这个统计模型本身就可能是基于西方的某种价值和利益需求而产生的，从这个模型出发，无论顺着讲还是反着讲，都会掉进别人设置的议程陷阱，再怎么努力都不过是被人牵着鼻子做无谓的挣扎。在此类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降低本土化的推进效率，而且久而久之容易麻痹，迷失本土化的追求方向。
中国社会学界现在需要做的是跳出细枝末节的纠缠，自觉、努力地推动范式革命：一是挖掘和批判支撑整个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范式及其中隐藏的社会不平等；二是推动国际知识生产中的分工和分层体系的调整，重组知识的生产链和供应链；三是着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摆脱处处受制于人、不得不仰仗于人的被动局面。只有这样破与立并举、批判与创新互生、生产力建设与生产关系建设共进，才能真正实现有实质内容、有生机活力、可持续发展的本土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学从提倡“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到最近提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总体上可以说是认识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深刻，蓝图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宏大，已经向着范式革命的目标逐步前进。
毋庸讳言，政治因素是推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议程不断演进的重要动力。关于最近提出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国家意志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对科学的野蛮干预，而是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反映。如前所述，权力关系是知识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生产关系，而本土化的本义就是顺应科学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而对已经不合适的权力关系进行重组。因此，本土化同科学性和普遍性并不矛盾。相反，如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合理的权力配置有利于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一样，它是增进科学性和普遍性的一个有益机制和必然过程。
(三) 范式革命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议程设置上文从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出发，阐述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然性、核心问题和根本方向。后续关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即怎么做的问题，仍需秉承同一思路，立足这一张力及其变迁去把握。
学术与政治的张力始终存在，具体表现是随着历史形势而不断变化的。上文已指出，早在20世纪初叶，即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本土化进程。不过，1949年以前，在当时救亡图存高于一切的社会形势下，不关心政治和时局的“纯科学”显然没有市场。尤其是与民族和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自明。因此，本土化作为一项议程，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非常容易引起共鸣而被接受。
这样一种态势意味着，政治在其与科学的张力中获得了压倒性优势。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来说，其后果则具有辩证的两面性：一方面，尽管主要是由政治压力造成，但学界终归在本土化问题上形成了高度共识，从而能够避免在理论问题上无休止地盘桓，能够一致、迅速而直接地投身于本土化的实际行动。正是在这种动力机制的作用下，当时学界各显神通，从问题锁定、研究著述、人才培养到社会建设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共识是在政治占压倒优势、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未及充分展开的背景下形成的，也导致当时社会学界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学理上缺乏深入的辨析，许多重要理论问题被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从而束缚和迟滞了对本土化问题的理论思考。这也是进入21世纪后本土化问题仍然引起学术争论的历史背景之一。不过，高度共识在其中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功能，恰恰体现了范式在科学发展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为人们正确理解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上了生动的一课。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在中国社会学的实践中也经历了几番沉浮。29就当前而言，随着救亡图存的政治压力基本解除和社会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消涨之间，科学与政治的张力已然发生深刻改变：科学获得了更多的自主空间和更强的对话能力，不再简单地围着政治任务运转。于是，此前在理论上没有被很好地澄清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特别是其中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重新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当然，围绕本土化问题所展开的辩论是好事而非坏事，它可以让中国社会学对科学与政治的张力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有利于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工作做得更扎实，避免本土化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或说教。
本土化运动确实深深地植根于反对知识霸权这一深厚的现实土壤，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对中国来说，此前长期存在的救亡图存的压力消除了，但另一重政治压力，即解决“挨骂”的问题又凸显出来。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30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张正是中央着眼于从深层次上解决“挨骂”问题而提出的。
换言之，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主要还是解决本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那么，现在则更进一步，要着力解决话语权问题了。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科学上，要求都更高、更全面，对中国社会学的创新能力无疑是一个更为严峻和更具总体性的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科学境界。这个要求的提出同样是基于学科与政治的张力及其历史变化。
当然，这并不表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能够简单地依靠政治力量去推展，反倒要警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乘着政治的东风高歌猛进，最后却落得一地鸡毛。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指出的，文化霸权深深地扎根于市民社会和日常生活，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只是拔城，消除文化霸权则需要拔除种在老百姓心上的“草”。31在某种意义上，“拔草”比“拔城”更难，需要耐心细致、持续长期的思想和理论工作方能克竟其功。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诚然内在地需要范式革命，但不能一说“革命”就联想到“炮轰”“横扫”和“武器的批判”。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是全盘否定，不能把一些社会学知识简单地贴上“西方”标签，然后弃置一旁，而是必须遵循知识发展的规律，通过知识、理论和科学层面的对话、交锋和建设稳步达成。
科学的发展并不总是累积性的。32既然要推动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突破性的范式革命，研究议程的设置就非常关键。一则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财物各种条件的支撑，世界是无限的，而条件总是有限的，科学探索不得不分个轻重缓急，脱离现实条件的议程设置只会妨碍而不会推动科学的发展；二则议程设置也是一种权力，并且是比可见的斗争行为更隐蔽的、更深刻的权力，33故而本身也是反对知识霸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社会学不必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议程后面进行“对话”或“交流”，而必须当仁不让地从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问题入手展开自己的研究。
西方社会学研究的许多议题，包括与中国有关的议题，并不是不重要，只是其重要性是相对西方的需要而言的，对中国则不是什么急务和要务。西方社会学有许多理论、方法和智慧值得中国社会学借鉴，但不能作为判定中国社会学研究议程设置的唯一基准和标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连身处其间的中国学者都感到应接不暇，要求西方社会学研究的议程设置完全符合中国的需要是不可能的，要求中国社会学研究紧跟西方社会学研究的议程更是不可想象。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确有可能造成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导致选题的单一化和同质化，或忽视具有潜在重大价值的研究议题。但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学术判断力不够而不是本土化造成的。不过，这样的批评也提醒中国社会学，绝不能把本土化当作政治光环，用本土化的帽子掩盖知识上的薄弱。学科恢复重建4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来看知识积累仍然薄弱，尤其是跟不上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因此，必须虚心向西方社会学界学习。但更重要的是向实践学习，坚持从本土中来，到本土中去，围绕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和现实问题，自觉以知识创造回应社会需要，使知识创造与社会需要形成迭代递推、良性循环的局面。就此而言，当前有两个重要的研究议程值得中国社会学界高度重视：一是社会政策，二是社会建设。
首先来看社会政策。“社会政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学科设置和国家议程普及于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相对而言，在美国，无论大学的学科设置还是国家的政治议程中都少有社会政策的身影。究其原因，在西方诸国中，美国是最信奉自由资本主义逻辑的，而欧洲国家则更倾向于福利资本主义。34不同的社会背景反映到学术上，便形成了研究议程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重视社会政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据统计，习近平同志自2012年担任总书记以来共主持召开了9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从未提到“公共政策”，却有6次专门讲到“社会政策”。尤其是当前的新发展阶段，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5，社会政策的意义更加凸显。
那么，社会政策的本质和内涵是什么？它与经济政策、公共政策是什么关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怎样科学地组合使用这三种政策工具？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单单研究中国社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同时研究欧美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欧美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以及它们与中国的差异。在此过程中，议程是中国的，视野却是全球的，相关研究既可以增进对本土的理解，也可以增进对其他社会的理解，完全没有因为本土化而导致狭隘和排外的问题，反倒与本土社会的结合更具体、更紧密，从而更容易接受社会事实的检验以提高科学性，更容易获取外部环境的支持以产生正反馈，最终形成更完整的学科链和更优良的知识生态。36
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议程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作为一项学术议程，其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于回顾、反思和总结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是非得失堪称独一无二的标本。一是“社会建设”概念系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完全是中国人的原创，至今未见于西方学术文献。二是该概念几乎贯穿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全过程。孙中山最早提出该概念是在1919年，当时距中国社会学诞生不过20年左右，此后迅速被接受并一直活跃于中国社会学研究。在1949年以前就多有以“社会建设”为名的专著或专章，还有以“社会建设”命名的学术期刊和研究会。可以说，除了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从未断绝。37第三，比上述两点更重要的是，该概念已经扎根中国社会，获得极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影响力。早在1919年，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中将“社会建设”列为三大建设之一。此后，无论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大建设”，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建设始终名列国家重要政治议程。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家和其他有识之士也基于“社会建设”理念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改造运动。38
由此可见，社会建设是一项具有深厚社会基础和长久理论魅力的研究课题，它是中国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知识与中国社会需要紧密结合的产物。无论从原创性还是从生命力和影响力来看，中国社会学中没有哪项课题可与之比肩，说它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独一无二的标本并不为过。
然而，时至今日，尽管人们普遍承认社会建设很重要，但对于社会建设到底应当搞什么、怎么搞，却始终存在着困惑。这些困惑概括起来就是，需要在理论上厘清“社会”是什么、在哪里。39而这个问题，即使西方社会学也少有关注和讨论。长期以来，关于社会学学科的基本性质和研究内容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甚至危及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笼统地说，社会学当然是研究“社会”的。但是，如果能借此机会进一步廓清“社会”是什么、在哪里等问题，不仅能够解决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对整个社会学学科无疑也是一项具有奠基性和根本性意义的理论阐发。换言之，社会建设虽然是一项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生发而来的研究议程，却触及事关整个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石。这表明，只要善于观察和思考，对本土化的倡导不会妨碍学术判断力，相反，它可以帮助研究者点对点地发现理论难题、实打实地磨练理论思维，是有利于整个学科发展的。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快速的、总体性的社会转型过程，需要统筹考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40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现代化需要而产生的、以揭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中心使命的学科，41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和研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优势。42中国社会学应当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自觉担负起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重任，着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深邃的洞察和更加丰富的知识。
1. 习近平. 2022.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4月2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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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陈映芳. 2015. 今天我们怎样实践学术本土化——以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应用为例[J]. 探索与争鸣（11）：55-60；谢宇. 2018.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J]. 社会学研究（2）：1-13；赵旭东. 2001. 超越本土化：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J]. 社会学研究（6）：56-72；姚传明. 2011. 社会科学本土化：反思、批判与限度[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5）：4-15.
5. 谢宇. 2018.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J]. 社会学研究（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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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费孝通. 1997.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3）：15-22.
8. 周晓虹. 2020. 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J]. 社会学研究（1）：16-36.
9. 参见费孝通. 1997.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3）：15-22；郑杭生. 2009.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J]. 江苏社会科学（5）：1-7；洪大用. 2021. 实践自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12）：22-36.
10. 参见王宁. 2017. 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J]. 社会学研究（5）：15-38.
11. 王宁. 2017. 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J]. 社会学研究（5）：15-38.
12. 谢宇. 2018.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J]. 社会学研究（2）：1-13.
13. 参见郑杭生. 2000. 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J]. 学海（6）：75-81；郑杭生. 2011. 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2）：27-34.
14. 参见赵旭东. 2001. 超越本土化：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J]. 社会学研究（6）：56-72；陈映芳. 2015. 今天我们怎样实践学术本土化——以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应用为例[J]. 探索与争鸣（11）：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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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谢宇. 2018.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J]. 社会学研究（2）：1-13.
19. 参见庞树奇. 1988. 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与使命——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再思考[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85-92；郑杭生. 2000. 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J]. 学海（6）：75-81；刘平. 2006. 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特殊性和“通则”：关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J]. 社会（6）：7-13；吴重庆. 2002. 农村研究与社会科学本土化[J]. 浙江学刊（3）：92-94；刘文斌、王雅林. 2017. 社会学中国化内涵的再认识[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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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张翼
(一) 现代化、西方中心主义与欧美现代化话语现代化1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来的人类发展进程，其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驱动所引发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交换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一系列变迁，以及由此推动的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2现代化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即由大机器发明引发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第二阶段，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即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人工智能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3当然，如果细化人类社会的最新转型趋势，还可以构建出第三阶段或第四阶段的现代化理论假说。4在后工业化的不断演进中，当前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焦点已逐渐转移到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元宇宙等引发的人类向“数字社会”（digital society）或“人机共生社会”（human-robot co-existence society）的转型问题上。5
因为现代化率先发轫于英法，故从参照系角度，西方学界经常将西欧地区发生的这种变迁称为“内生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而将受西欧影响而衍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变迁称为“外生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在早期阶段，内生性与先发性联系在一起，外生性与后发性密切相关。西方学界将早发与内生结合，建构出“早发内生性现代化”和“后发外生性现代化”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化影响下，世界各国加强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的全方位交流，使各地的现代化在内生性中交织外生性，外生性中嵌套内生性。但在路径依赖与话语霸权意义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赋予了较强的“后发外生性”特征。
由于“现代”具有与“传统”相比较而发生的变迁性，故而，如将农业社会视为现代社会的参照，则现代化就具有西方先发意义上的“成熟”的工业化特征。因此，为研究现代化而形成的所谓古典现代化理论，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源起与发展过程为基础构建了“传统—现代”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话语霸权的作用下，将西欧和北美等国建构为“现代”“先进”“理性”“民主”“世俗化”，而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建构为“传统”“落后”与“蒙昧”等，进而形成由西方学者言说的“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这既为西方知识界建构“西方的东方学”打下了实践基础，也在话语指称中奠定了西方的古典现代化理论基础，并通过教育与知识的非对称传播，以及各类学科对东方社会的追踪研究，将“西方书写的东方”体系化，然后渗透进东方国家的学术体系，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对东方社会的话语影响力。这种“话语霸权”既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解释力”，也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强化了西方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6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经济中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又逐渐生成了以“美国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即所谓的盎格鲁-萨克逊现代化知识体系。由于现代化被赋予西方意义上的“发展与进步”色彩，所以，以现代化为时代表征而形成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就具有先发意义上的西方式“初创—形成—成熟—向外传播”的路径依赖关系。
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英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伴随着其对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应改造。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限制了封建王权。都铎王朝逐渐形成以新教为主的君主专制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推进了君主专制上层建筑与宗教上层建筑的改革。肇始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终使克伦威尔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以资产阶级统治稳定了工业革命成果，形成国王“统而不治”的基本格局。1832年的议会改革保障了工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开始于1837年的宪章运动废除了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条件，为年满21岁的城市男子赋予选举权与匿名投票权。1884年的议会改革最终赋予所有成年男子以选举权。
在法国，路易十五的穷兵黩武、持续发生的通货膨胀、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发了第一阶层、第二阶层与第三阶层之间的矛盾。启蒙运动调动了经济上业已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其联合和利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发起了举世闻名的1789年“大革命”，通过了《人权宣言》（宣布人生来而且始终自由平等），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最后以“雾月政变”巩固了革命成果，颁布了《拿破仑民法典》，传播了民主自由思想，树立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按照托克维尔的解释，大革命既是对旧制度之教权的革命，也是对王权的革命，但在暴力指向上直接打碎了王权。因为封建专制政府，即中央集权制政府，“只有一个行政实体，被置于法兰西王国中央，全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由它来制定；几乎全部的国内事务都只由一个大臣统领；各省一切具体事务也都由一个代理人掌管；没有附属行政机构或事先获准方可行动的机构；特别法院审理与政府有关的所有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7所以，当政府的作为与人民的预期差距越来越大时，人民便将所有愤恨集中到中央政府那里——大革命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惨烈推进，直到彻底打碎封建专制统治。
从整个现代化的历史可以看出，在其改变传统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时，也迫使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由此不断推动政府转型、宗教转型和社会转型。迫使政府从封建贵族地主专制转变为资产阶级统治，将宗教永久置于国家的威权之下，并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繁荣的工业社会。因此，在西方历史上，现代化不是和平发展的结果，而是在旧制度的瓦砾上伴随血与火的洗礼而进行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改造。英国和法国通过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暴力或非暴力革命（光荣革命）建立起了不同于封建时代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完成国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配置任务后，开始不断向外扩张，对美洲、亚洲和非洲推进殖民统治。由此也在西方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建构出了宗主国与殖民地国之间的话语关系，甚至还惨无人道地推进了“黑奴贸易”和“鸦片战争”。8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夺取千百万无辜者的生命而开启了其下一征程。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那样：“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这预示资本所到之处（即使是以殖民地方式推进的资本主义），都以资本之现代逻辑修改其所席卷之地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逻辑。
总之，西方的现代化实践从萌芽到开花结果，书写了大航海、文艺复兴与开发新大陆、启蒙运动与人文主义、重视科学技术、推进宗教改革等话语，奠定了西方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9在对国家的建构中，又以“人权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三权分立”等制度设计，搭建起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发展出市民社会，由此推进人类进入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宗教改革将人从神的代言者罗马教廷那里解放出来，转变为因信取义的“勤勉”劳动者，使其顺应“命定”的安排而合理地积累财富与投资获利，由此建构了意识形态宗教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适应性。10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打破了君权神授与权力的血缘继承性，以现代政党制度为基础建立起代议制政府，限制了权力的滥用，鼓励了市场竞争。市民社会的出现，既在政府与家庭的宽阔地带建立了酒馆、咖啡馆、俱乐部、博物馆、影剧院等公共领域，也以书报刊行的方式保障了民意的表达。凡此一切，都拓展了个体的社会活动空间，解放了生产力，并不断累积为西方的“现代性”。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的生产力，但同时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与肮脏的东西。
(二) 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反思性话语众所周知，社会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本身就是现代化的成果，自初创时期就以西方为背景建构现代化话语体系。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与后继者，基本以“传统—现代”的叙事模式描述社会发展的宏观过程。孔德基于“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构建了“军事时期—法权时期—工业时期”论；梅因建构了“身份社会—契约社会”论；斯宾塞建构了“军事社会—工业社会”论；滕尼斯建构了“社区—社会”论；托克维尔建构了“贵族制—民主制”论；涂尔干建构了“机械团结—有机团结”论；齐美尔建构了“自然经济社会与货币经济社会”论；舍勒建构了“休戚与共社会与竞争社会”论；韦伯不仅建构了“传统资本主义—理性资本主义”论，11还建构了“传统型统治—克里斯玛统治—法理型统治”论；12帕森斯建构了“特殊主义—普遍主义”论和“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模式变量论；经济学家刘易斯建构了“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论——这个论述被社会学界广泛采用；罗斯托的“起飞说”也成为社会学家讨论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话语。应该说，上述理论基本都以西方现代化实践为参照，深入讨论了西方现代化，同时也广泛涉及非西方的现代化问题。
尤其要说明的是，自孔德以来的社会学基本范式，也天然具有帕森斯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特征。13广被引用的韦伯宗教社会学，就以欧美中心论构造其理论大厦。为了在理论上回答为什么西方会发展出理性（或现代）资本主义，而在农业社会取得辉煌成就的东方却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的问题，韦伯以传统资本主义定义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种资本生产与经商现象，而以理性资本主义定义加尔文教促进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力图说明，新教伦理与理性资本主义具有某种亲和性，而东方的各种宗教不能形成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故其会重复传统而在发展道路上步履维艰。言下之意，没有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浇灌，东方很难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丰厚土壤。14这就给西方的东方学得出了一个暗含韦伯意义的“合理化”结论：东方社会的现代化（或除欧美之外其他社会的现代化），需要借助西方文化的推动才能进行。虽然韦伯不是一个一元决定论社会学家，其表述有时呈现矛盾性的“似是而非”，15但其“欧美中心论”16的叙事风格，的确存在许多对“他者”（包括中国）的误读问题。17如果搁置上述误读，则毋庸置疑的是，在韦伯的笔下，自路德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宗教改革以及西欧各国宗教的本土化和国家化运动，推动了宗教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结合，解决了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问题，以宗教伦理赋予了教徒积累财富的道德合理性，在现代化与宗教活动之间构筑起自洽的理论相关性话语。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对东方社会的误读，不只发生在韦伯这里，其他社会科学也充满了对非西方社会的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走向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移植而新建的现代化话语不免带有以西方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在实践上，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愿望是通过向西方学习以跟上或者赶上其发展水平。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在很大程度上先入为主地打上“现代化即西方化”“西方化即美国化”的政治烙印。有些著述还将现代化特意建构为仅仅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学说的研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全盘西化”的实践因为“水土不服”而遭受重大挫折，18而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经常会被西方解释为“不彻底的现代化”或“不完全的现代化”。此类话语的逻辑是：惟有经过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上层建筑改造，或者经由长期的殖民过程，发展中国家才能顺利步入现代化正途。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西方化非但没有迎来预期的繁荣，反倒强化了宗主国对原殖民地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渗透——以所谓“自由”的理念，建造了“实然”的不平等，形成了新的“买办”，解构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学术民族主义。这激发了学术界对古典现代化理论“二分模式”与“西化模式”的批判性思考，发展出著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19
依附理论20指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受阻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自己的不努力，也不在于自己的国情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逻辑，而在于宗主国将原殖民地国家沦为能源或原材料供给国的这种依附结构，以及藉此而形成的贸易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个体系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置于资源出口的依赖型位置，形成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宗主国拿走大部分利润，而给依附国留下贫穷。21换言之，发达国家通过其制定的世界贸易规则，建构了不平等的“谈判”机制，长期使殖民地或原殖民地国家处于“依附”状态。这引发了学界对弗兰克所说的“欠发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的广泛热议。虽然大多数学者只将依附理论用于对非洲与美洲的研究，但如果考察西欧与东欧在16~17世纪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在西欧城市化迅速发展与农奴制衰落的过程中，东欧或“中东欧”不仅出现了城市的衰落现象，还伴以农奴制的复归，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证明：中心国的发展依赖于边缘国实然的“欠发展”。
应该说，世界体系理论是依附理论的升级版。世界体系理论指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打造的“中心国”“半边缘国”和“边缘国”的结构体系中，资本会长期向“中心国”集中。“中心国”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边缘国”的衰落。在“中心国”随竞争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后，金融资本也随之向新的“中心国”转移。这会不断地拉大“中心国”与“半边缘国”或“边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22如果将地球村的经济与政治布局理解为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空间结构，那么沃勒斯坦的理论就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正因如此，印度的德赛才说：“现代西方学者使用这一概念（指现代化）时所带的价值观偏见和意识形态语调，对正确理解几十年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变革过程已经造成某种危险后果。”23埃及的阿明也质问：我们到底是在发展还是在西化？24 “中心国”“半边缘国”和“边缘国”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往往也会带来学术发展的差距，形成葛兰西意义上的宗主国对原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霸权，形成布迪厄意义上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即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从属国，并迫使从属国人民认为这些输入的文化是所谓的“合法文化”，而将自己民族国家的文化视为“不合法的文化”。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国家，法国的现代化就与英国不同，德国的现代化也与英法截然不同，美国的现代化更是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后才步入正途，形成后来居上之势。西方国家上层建筑的建构模式，也存在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和联邦制等区别。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赶超在西方广泛存在，比如美国与德国对英国与法国的赶超，再如日本和韩国对西欧其他国家的赶超，又如20世纪中后期“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等，就在不同时代创造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这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认识到，抛却现代化的“应然”不论，在现代化的“实然”案例中，既找不到因循“全盘西化”而成功的标本，也很难发现斩断自身文化之根而新起炉灶的模板。
在发展中国家反思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同时，伴随着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持续推进，西方学术界也掀起了对其自身所建构的“现代化”的反思性批评，由此发展出“后现代性”话语。应该说，“后现代性”讨论的时段，交汇于工业现代性的濒临终结与后现代大门的徐徐开启之际。在研究对象上，其以“后现代社会的事物”代替“现代社会的事物”。在理论建构上，其以非理性主义挑战理性主义，以相对主义质疑宏大叙事，以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统一重塑“完整的人”，从而回归到马克思所说的“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并以萨特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对抗理性主义，25以“后工业化社会的理想型”替代“工业社会的理想型”，以风险社会对抗工业社会的极致发展。在贝克看来，还可能是现代化的中断和现代风险分配的失衡，以及工业社会家庭模式的解体。后现代性认知体系对事物的解读，也是以后现代科学发现的不确定性对抗现代科学主义的所谓确定性。
在人类社会秩序的建构上，西方的后现代性也掀起了对各类“权威”话语及其解释力的解构运动。不断发生的新科技革命，在对以工业社会为基础而建构的学科体系及其所奉圭臬的再反思中，形成了对工业主义制度体系的怀疑，并以后工业社会的学科体系替代工业社会的学科体系，藉此掀起了对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所形成的一系列“科学发现”“学科边界”“事物运行规律”和“主观之外的客观性”的深刻反思。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新社会形态与新社会体系的建构性探索。应该说，时至今日，后现代性还没有最终形成所谓的“后现代性的后现代性”，即没有建构出如工业社会那样的“社会准则”，也没有形成共识意义上的后现代研究方法。
(三)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话语建构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原有的社会演进逻辑被外敌入侵所改写。在来自于海洋的西方工业文明的撞击下，古老的农业文明分崩离析，在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压迫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拯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力图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等各个层面求取新路。历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引进过各种主义和思潮，尝试过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和总统制，救国方案轮番出台，均以失败告终。工业虽有发展，但限于零星城市。帝制虽已推翻，但国家四分五裂、积贫积弱。历史一再证明，统治阶级不可能在上层建筑的旧船上仅仅通过修补漏洞就能适应时代的风吹浪打。一个没有经过深入改造的、本质上仍然体现着封建主义和买办主义内核的上层建筑外壳，很难整合举国之力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转型。26
中国的知识界在放眼向洋看世界中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形成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学术框架，建构自己的实践体系和知识体系。但旧制度的桎梏深重抑制着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与理论意识形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很难生长出现代的社会结构。现代社会结构的发生学，经由现代思想的传播并打碎旧有的桎梏才能得以确立。在十月革命炮声的洗礼中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将中国革命顺利导入现代化之列。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一盘散沙的政治局面，将全中国人民组织了起来，从而形成有史以来最为磅礴的现代化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中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同时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完成了农村土地改革，建立了城乡基层政权，倡导男女平等，颁布了基于男女平等的《婚姻法》，保障了婚姻自主，焕发了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总而言之，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传统旧中国的新经济基础与新社会结构。随后进行的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基础。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拒斥了西方各国的殖民地之路，开创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实践过程，摒弃了“依附性发展”的战略模式，创造了政府驱动发展的东方式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四个现代化”即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不断改革使其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通过对上层建筑的完善促进经济基础的顺利发展，创造了世界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社会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飞跃。中国社会学人在亲身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实践过程中，推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围绕社会形态的重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变迁、社会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的转型过程，由此逐步搭建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现代化话语体系。27
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推进，提升了劳动生产率，畅通了社会流动渠道，拉动劳动力人口从农业部门进入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优化了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结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流动人口规模已达4.9亿，这预示中国已从定居社会转变为迁居社会。中国社会学曾经以“农民工”这一具有乡土情结的创新性概念发展了原有社会学的社会群体理论、社会流动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丰富了因城镇化推动的社会结构变迁下的城乡关系假说。农民工既代表了从农村迁居到城市的务工经商群体，也反映了中国农民转化为工人和城市市民的社会转型过程，更代表了中国产业工人崛起的时代特征。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将占总人口64.7%的9亿多人口导入城镇社会，加速了以城市化所推进的现代化进程。
千百年来，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短短几十年的赶超型发展，使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之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城镇化的拉动下，中国社会流动的大潮已从“农民”变“农民工”阶段，再次推进到“农民工”变“城市市民”阶段。现在，除个别超大城市之外，绝大多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已放开落户限制，一方面将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以自愿的土地流转形成机械化农业的农地聚合基础，建构起现代化的职业农民群体，创造了农民、农业、农村和农地的同步现代化发展新格局。
在农民工大规模进城的同时，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拉力也使中国迅速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扩大到4~5亿人，在消费侧奠定了“双循环”战略的社会结构基础。新时代大力推进的精准扶贫战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除了农村绝对贫困现象，极大程度改善了村落社会的基本面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必然会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为第一大经济体，也必然会从中高收入国家逐步转变为高收入国家。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城乡结构、人力资源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将更加优化。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会增加国内14亿人民的现代文明成色，还将彻底改变世界人口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比重结构，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创造更为辉煌的中国方案，贡献更为管用的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为中国社会学的现代化话语创新奠定了实践基础，社会学界的理论建构提炼了诸多具有标识性和专业化的核心概念。有关农村社会结构与城镇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有关农民工从业职业与行业的研究、有关市民化与迁移和留守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既充满活力又良序善治问题的研究、有关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问题的研究、有关家庭小型化与家庭结构变迁问题的研究、有关城镇基层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有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问题的研究、有关职业分流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心理与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建设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转型与消费升级问题的研究等，都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现代话语，为世界社会学贡献了中国社会学人的理论创新，激发了世界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兴趣。28中国社会学人也以“后西方社会学”“新发展社会学”“社会运行学”“关系社会学”等方式，或者以“中国人解释中国社会”的方式修正了来自西方的东方学对中国社会的误读，在守正创新中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权。
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过程，书写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发展趋势。如果说有关“小康社会”的话语及其形成的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在前一时期的发展主题的话，那么，“共同富裕”社会及与此相关的理论体系必将成为今后三十年中国社会学的标识性概念。从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社会的宏大叙事，既统领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历史进路，也涵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未来方向。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时，不管是世界市场理论、还是依附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等，都有与生俱来的缺陷，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崛起的动因。唯有基于中国历史与中国实践构造的小康社会理论与共同富裕社会理论，才是社会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因此，由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社会所浓缩的社会学的发展学说，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的元叙事和元话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高度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如科技化、工业化、城镇化、宗教世俗化等），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总的战略安排是两步走：将最近五年构想为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完成“第一步走”任务；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成“第二步走”任务，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我们有基于中国实际国情的现代化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表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为整个国家工作的中心。为了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需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使之呈现为一个动态的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共同富裕，绝不是所谓的“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不是吃大锅饭，更不是新的劫富济贫，而是一个沿着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方向和逻辑逐步展开的历史过程。对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既要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又要防止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开放40多年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基本经济制度。在鼓励勤劳致富、重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基础上，开发三次分配的潜力。当然，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还必须继续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其发挥维护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作用。只有使这些标识性概念与共同富裕一起形成系列话语，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并通过其对社会政策的建构，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所锻造的社会大转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数字社会的大转型，是政府驱动发展与民间首创精神密切结合的社会大转型，是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防止城市贫民窟与社会撕裂的社会大转型。中国在社会转型中疏通了社会流动渠道，消解了社会张力，凝聚了人心，形成了较好的社会整合格局。如果说中国已经成功谱写了一曲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化歌谣，那么，在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迅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学界还需紧跟时代变化，把脉科技进步趋势，继续以法治化为基础，继续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继续回答时代之问，继续如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那样，构建“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sociology for modernization）话语。可以说，当前正在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既基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又借鉴了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优秀成果），还吸纳了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持续做出社会学应有的全新贡献。
1. 什么是现代化理论？这个问题学界长期争论不休。20世纪50年代以降，现代化研究经历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后现代化理论”和“新现代化理论”三个时期。在不同阶段，学术界讨论的重心也有所不同。第一时期聚焦于“二战”之后逐步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第二时期聚焦于对第一时期现代化理论的反思，第三时期聚焦于科技进步与社会风险防范。参见何传启. 2018. 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5-16.
2. 以过程的视角解释现代化，就使现代化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 1995. 中国的现代化[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4.
3. 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充分肯定了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的判断，将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称为“信息社会”，并认为信息社会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
4. 罗荣渠在讨论现代化的阶段性问题时，将其概括为“三次现代化浪潮”：第一次发生于1780至1860年，由工业革命所推动；第二次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主要由“电与钢铁”所推动；第三次发生于20世纪下半叶，主要由石油能源、人工合成材料、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等推动。参见罗荣渠. 2013. 现代化新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08-113.
5. 在万物互联背景下，未来发展的趋势还会强化人机物三位一体社会（a tri-world of people, computers，and things）的特征.
6. 爱德华·W·萨义德. 1999.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2018. 旧制度与大革命[M]. 李焰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8. 马克思曾说过：“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虚伪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9. 在牛顿的经典力学发表之后，欧洲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逐渐将这些“规律”纳入社会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这使人们在看待自然现象时，不再寄托于神的解释，而接受了科学的解释.
10. 虽然托克维尔认为反宗教并非大革命本身的特征，但反宗教运动贯穿于法国大革命的始终，“法国大革命早期的一个步骤就是向教会发起攻击，源自大革命的种种激情中，最先点燃和最后熄灭的便是反宗教狂热”。参见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2018. 旧制度与大革命[M]. 李焰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11. 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理性主义、私有财产、政教分离与市场等的结合，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替代。但韦伯的这种认识，恰与宗教的世俗化、个人主义的出现等理论形成张力。韦伯认为，加尔文教是在强化其宗教教义与宗教组织生活的过程中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资本主义是加尔文教徒运用宗教禁欲主义指导世俗行为——在禁欲的同时，将经济行为与职业生活视为天职的结果。这里笔者要问：在加尔文教那里，解决了理性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冲突吗？
12. 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曾经指出，“克里斯玛”（charisma）这一概念源于教会史专家鲁道夫·索姆对早期教会“克里斯玛式组织”的相关讨论，韦伯在其论述中将其世俗化，赋予其更普遍的适用性。参见彼得·伯克. 2019.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 李康，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3. 帕森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即现代化）在人类史上具有普遍意义，它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导向性的，尽管这并不排除现代化实际包含不同的社会形态.
14.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学人讨论的“儒家资本主义”或“新儒家资本主义”对此进行了回应.
15. 韦伯在其《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批评的结束语》中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精神”仅仅产生于宗教改革是“荒谬的”。他接着又说，宗教—心理因素只是在众多其他的，尤其是自然—地理“条件”的背景下才能直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我的研究仅仅是一种与新兴的现代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生活方式”的发展……因此，如果有人“高估了我的讨论范围”，这不是我的错。参见马克斯·韦伯. 2018.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闫克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467-468.
16. 苏国勋. 2011. 韦伯关于中国文化论述的再思考[J]. 社会学研究（4）：33-61.
17. 关于这一点，中外社会学家都有反思。在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执教的罗伯特·马什（Robert M. Marsh）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文章，就命名为《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误读》（Weber’s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aw）。实际上，要全面理解韦伯的洞见，需要回到韦伯本身，其自称为一个“经济的民族主义者”.
18. 塞缪尔·亨廷顿. 2021.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先有现代化事实，后有现代化研究。有关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战之后，在讨论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独立自主之后的发展问题时，提出了“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一概念。因为最初学界将现代化简单解释为“西方化”，把“西方化”简单解释为“美国化”，故后来的现代化理论才着重从批判原初理论出发，围绕“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展开争论.
20. 虽然依附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激进主义依附论”“改良主义依附论”和“正统主流依附论”等，但其反思的主题均聚焦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其理论奠基在马克思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结合上.
21. 埃及的学者阿明甚至拒绝将世界各国分类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他看来，此种分类逻辑暗含了这样一种设定，“只存在一种发展形式，只有一条通向进步与普遍福利的道路”。参见萨米尔·阿明. 1993. 依附性发展[G]//现代化历史与经验的再探讨. 塞缪尔·亨廷顿，等，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77.
22. 富永健一. 1993. “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G]//现代化历史与经验的再探讨. 塞缪尔·亨廷顿，等，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33.
23. A. R. 德赛. 1993. 重新评价现代化概念[G]//现代化历史与经验的再探讨. 塞缪尔·亨廷顿，等，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7.
24. 萨米尔·阿明. 1993. 依附性发展[G]//现代化历史与经验的再探讨. 塞缪尔·亨廷顿，等，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99.
25. 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指出，技术是理性主义的一种物质化身，因为它源于科学；官僚政治是理性主义的另一种化身，因为它旨在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控制和安排。参见威廉·巴雷特. 2012. 非理性主义的人[M]. 段德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6. 李鸿章晚年曾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既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由此可见，洋务运动实际上只在办经济的洋务，但因为没有对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本质改造，很难将外在的西学内化为内在的现代化实践。如果洋务运动的失败只惊醒了精英的话，那么，北洋水师的覆没则惊醒了举国之人。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曾经引用德国首相俾斯麦的评论说：“昔同治初年，德相俾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学管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问船炮之利，某厂价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乎？’”
27. 张翼. 2021. 扎根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N]. 光明日报9月9日第16版.
28. 张翼. 2021. 扎根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N]. 光明日报9月9日第16版.
迈向社会学中国化2.0版：挑战与路径王宁
(一) 社会学的中国化：从1.0版到2.0版中国社会学家从民国时期起就呼吁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吴文藻、潘光旦、孙本文、费孝通等一批社会学家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社会学本土化建设。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学派的本土化研究成果还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赞誉。1中国社会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呼吁社会学的本土化，是基于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教育面临缺乏本土教材、本土案例和资料以及基于本土田野调查的本土化理论的状况。在那一批社会学家的努力下，这一状况很快得到改善。可以说，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家已经在本土化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成果。到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学学科在中国被取消，直到80年代初才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在中国恢复后不久，中国的新一代社会学家也陆续提出了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要求。这一倡议响应了20世纪80年代港台地区一批社会学家（如金耀基、杨国枢、叶启政、李沛良、杨中芳以及在美国杜克大学任教的林南）的社会学本土化呼吁。可以说，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本土化的呼吁就没有停过。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一议题再度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关注，其话题热度持续升温并延续至今。
经过四十年的恢复重建，中国的社会学事实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本土化了，即使说“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已经出现”也不为过。以《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社会学评论》《社会发展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水平期刊所发表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不但专注中国现实和中国议题，而且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和范式有了一定的区分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征。其区分度不但体现为研究对象是中国现实，还体现在社会学者提出的独特的理论上。中国学者在多个本土议题上（如单位制、农民工研究等）都有独到的理论贡献。谢立中指出，社会学的本土化有四种不同的方式：对象转换型本土化、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理论替代型本土化和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2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事实，那么需要提问的是，在中国的社会学很大程度上已经本土化的情形下，为什么我们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吁调门却更高了？笔者认为，这源于中国社会学界对更高层级的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追求。在民国时期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学者所追求的是社会学中国化1.0版，当下中国社会学者所追求的则是社会学中国化2.0版。社会学中国化1.0版的提出源于中国社会学的原创力不足。社会学学科在中国恢复重建之初，我们采取了“拿来主义”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社会学元素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社会学研究的自主性，不再跟着西方社会学者亦步亦趋，而是获得了一定的原创力，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可以说，这个目标（社会学中国化1.0版本）已经基本达成。
但是，仅有社会学中国化1.0版是不够的。洪大用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还很不相称……如果说社会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议题带有某种居于守势的自我辩护色彩，那么，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议题则具有更为积极、开放的进取姿态”。3在这里，前者可以看作社会学中国化1.0版，后者则可以看作社会学中国化2.0版。要让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称，中国社会学需要“国际化”，必须“走出去”，4研究成果必须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为国际同行所接受（具体体现为国际同行引用中国社会学者的成果、把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写入各国的教科书，在大学课堂上介绍，以及国际媒体介绍、推广和普及中国学者的观点）。
边燕杰也认为，要将本土知识用国际同行听得懂的概念让国际同行接受，“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源自我国社会实践的本土知识，如果我们期待用它开展国际交流，用我国的本土知识对国际社会学做出学术贡献，从而影响世界，让它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事跨国界的概念化工作，也就是‘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5只有做好“国际概念化”工作，中国化社会学才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换言之，社会学中国化更为高级的目标是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这就是社会学中国化2.0版。
社会学中国化2.0版的提法与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提法并不矛盾，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学中国化2.0版意味着中国社会学界为世界社会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类型的理论学派，因而更可能被世界社会学界所承认和接受。正如文学界所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社会学也是一样，越是揭示了本土社会所蕴含的、为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具有类型普遍性意义的理论流派，就越能弥补世界社会学界在这种类型普遍性理论上的欠缺，因而越能引起世界社会学界的注意和承认。如果说，社会学中国化的1.0版还不把追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当作目标，那么，社会学中国化的2.0版则有着国际化的目标，即追求中国社会学被世界社会学界所注意和承认，为世界社会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社会学中国化2.0版的核心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进入国际社会学界的主流话语体系。针对这个目标，李友梅明确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对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或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不能仅停留在探索和寻找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而是要让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体系并对其产生影响。”6让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进入国际学术界主流，就是使我们的话语体系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李友梅进一步指出：“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是简单地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方式，而是要在中国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一定普适性意义的话语体系……最终形成源于中国经验又对非中国经验具有高度解释力的一般理论，才能对国际学术界作出中国的贡献。”7这样的贡献必须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
国际同行的学术承认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元素性承认”（要素承认），另外一种是“框架性承认”（范式承认或学派承认）。元素性承认指的是，中国学者的研究融入国际共享的话语体系、范式或理论学派中，由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在某个局部充实、丰富或推进了国际社会学界共享的议题、理论或范式，而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和引用。框架性承认指的是，中国学者原创性地提出了具有类型普遍性或一般解释力的范式、理论学派或话语体系，以中国学派、中国范式或中国话语体系的面目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形象地说，框架性承认就是一种“打包式承认”。这种方式的承认不是把某个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当作与西方的理论范式相兼容的元素来接受，而是将中国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某种或某些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范式或理论流派以整体的方式加以承认和接受。可以说，这个目标目前还没有实现。
在社会学中国化1.0版本中，中国学者已经在国际同行中获得了元素性承认。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研究（通常是在国际刊物和国内主办的英文刊物上发表的成果）被国际同行所引用，中国学者得到国际同行的“元素性承认”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样明显的是，中国社会学界还没有得到国际同行的“框架性承认”。中国学者还没有形成在国际范围内被普遍承认的中国范式、中国学派或中国话语体系（如被写进各国的社会学教科书）。这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学界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社会学中国化2.0版。就当前来说，中国社会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停留在国内学术圈的学者相互承认的范围内。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国外或西方学者引用的频率相对较低，被写进世界各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情形更加少见。洪大用认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对话能力还很弱，在世界社会学界中参与的程度还很低，至于引领世界社会学发展的作用则更为有限。”8这种状况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显得不相匹配。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要评价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只看弱国的评价，更重要的是看强国的评价。如果连强国都认为你强了，弱国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只看世界强国的评价，那么，我国的实力在发达国家（主要是西方社会）“承认市场”上的声誉的确在日益提升，但所处的位置并不十分理想。依照西方社会是否承认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在国际承认市场上的地位分成四种类型，如图 1所示。（1）双重承认，即硬实力和软实力均得到承认。（2）硬实力被承认，软实力未被承认或未被充分承认。（3）软实力被承认，硬实力未被承认（如梵蒂冈）。（4）双重不承认，即硬实力和软实力均未被承认。这种分类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就某个具体的国家来说，或许会介于某两个类型之间，但这种理想类型对于我们分析社会学的国际承认地位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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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实力被发达国家承认的情形 |
当下中国社会学界提出社会学中国化2.0版的目的，就是要提升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国际承认地位。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并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中国的硬实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软实力的国际影响也日益显著，但后者尚不如前者。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原因。
(二) 学术话语获取国际影响力的方式学术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体现为话语权力（power），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学术话语体系有国际影响力，意味着它被国际同行所承认。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体系得到国际同行的框架性承认，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是该国出现了世界级的学术大师；二是该国出现了具有某种程度或范围的“普适性”理论体系。
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得到国际社会的框架性承认，首先是因为该国出现了一连串社会学理论大师。法国出现了孔德、涂尔干、福柯、布迪厄、波德里亚、马费索利，德国出现了韦伯、马克思、齐美尔、曼海姆、埃利亚斯、贝克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英国出现了斯宾塞、吉登斯、亚切尔和鲍曼（原籍波兰），美国出现了帕森斯、默顿、戈夫曼、布劳和芝加哥学派的学者，等等。这些理论大师往往是某种理论流派或理论范式的原创者或提出者，对推进社会学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引领性或指导性作用。除了这些创立理论流派或理论范式的国际知名大师，西方国家还有大批活跃在各个分支学科的专家型大师，他们在分支学科内提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范式或理论学派。
其次，国际学术界对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框架性承认，还因为该国出现了原创性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流派、理论范式或话语体系。首先是社会学大师提出某个理论范式，然后一批学者被吸引到这个范式上来，以该范式为指导展开研究，呼应和拓展该理论范式，进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流派。随着围绕这个范式展开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该理论范式的学术影响力逐渐扩散，并最终被国际同行所承认，形成国际影响力。随着这些理论范式和流派被写入教科书，其国际影响力得以代际延续。
一般来说，理论越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适性，就越可能产生国际影响力。而形式理论往往比实质理论具有更广的普适性或普遍性，因此，形式理论往往比实质理论更可能产生国际学术影响。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社会现象学理论、常人方法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沟通理论、结构化理论等，基本上都属于形式理论。它们均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先后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它们所关注的议题，往往是超越一国范围的、具有普适性、得到国际同行普遍关注的问题。但是，并非所有理论都必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可以有范围之分或维度之分，我们既可以追求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也可以追求类型普遍性（即只在某种类型内具有普遍性，超出这个类型就不适用的理论）。
(三) 迈向社会学中国化2.0版的路径与策略学者的学术取向会影响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承认范围。一般来说，越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普遍性问题，其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关注和承认的范围就越广。反之，越是本地性、特殊性或非普遍性的问题，其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关注和承认的范围越小。换言之，（终极）原理性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同行承认的范围会更广，而专注于解决本地特殊问题、且不愿意上升到具有某种范围的普遍性的研究，得到国际同行承认的范围会更小。
一般来说，一个学术共同体最好由两拨人组成，一拨人偏向于原理性或基础性研究，另一拨人偏向于应用性研究（以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力量来帮助整个社会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国民的福祉）。但是，如果研究成果集中于解决本地特殊的、急迫的实际问题（即应用性研究），且不愿意上升到某种范围的普遍性或普适性理论，或者学术共同体不能在原理性知识上有所突破或贡献，不能提出带有国际普遍性或类型普遍性的原理性知识，那么，就很难指望学术共同体的成果会获得国际同行的框架性承认。这种学术生态所形成的学术话语，难免会沦落为偏于一隅的特殊知识。就应用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看，它的确有用，但要指望把它拓展应用到更大的国际范围，并得到国际同行的框架性承认，就比较困难。
不可否认，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对此应展开研究。在这里，研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决策导向的实证研究，即通过研究为有关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另一种是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即通过研究从特殊的田野资料中概括出具有某种普遍性或普适性的理论。这种研究强调从特殊上升到普遍，而普遍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全球通用的普适型普遍，另一种是只在某种类型中适用的类型普遍性。
学术研究的实用倾向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我们所形成的知识仅仅停留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层面，而不能从特殊性知识上升到某种范围的普遍性知识，就构成实现社会学中国化2.0版目标的障碍。可以说，在国内高校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共同体中，至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似乎存在一种“学术取向短板”：过于关注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不太重视从经验研究上升到一般理论。或者说，只关注中国的特殊性，而不关注中国的特殊性背后所蕴含的类型普遍性。这种“特殊性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的学术话语在国际承认市场中的地位。
为什么一些高校学者会认可“特殊性取向”呢？笔者认为，一些国内学者持有一种“实体型普遍”观（“如果特殊实体足够大，它本身即是普遍”）：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中国的特殊实体本身就构成一种普遍。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解决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问题。于是，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现实研究”。这种“中国特殊即普遍”的理念，导致国内一些学者缺乏国际比较的视野，也不大愿意拿国内的研究对象与国际参照群体进行比较。以人类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事实上被“窄化”为中国研究。9针对这种情形，李培林指出：“对中国社会结构或文化的‘特殊性’的强调，是很有意义的。但在学术上也是有陷阱的，它有可能使人们把最终将汇入普遍性的特殊性，当作一种持久的特殊性。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尽管也是价值观走向多元化的过程，但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这一规律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如果像有些学者那样，进而把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命题扩展到中国的研究和学术的‘特殊性’上，那就更进入误区了。” 10
李培林所说的“误区”其实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方面，否认特殊性最终会以某种方式趋同于已经普及的某种国际大趋势（普遍性作为普遍趋势）；另一方面，否认一个国家的特殊性包含任何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共同性或普遍性，因此，无需从特殊上升到普遍（普遍性作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某种相同性的思维抽象和理论提炼）。无论陷入哪一种“误区”，其学术话语要想得到国际同行的框架性承认，都不太令人乐观。
但是，中国学者感到急迫的问题，国外学者或许并不觉得急迫。反之亦然。从跨国交流的角度看，我们借鉴其他国家的社会学知识，是因为它对我们有启发。之所以有启发，可能是因为它蕴含了某种普遍性，其中包括国外知识产生地与中国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让知识的应用范围超越了知识产生地。可见，知识所蕴含的普遍性构成了知识被跨国接受和承认的基础。显然，中国学者如果不能把对现实问题的经验研究提炼为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理论，国外学者的确也没有理由来关心。我们只有把急迫的、特殊的实际问题中所蕴含的一般性、普遍性原理揭示出来，并上升为带有普遍性（如类型普遍性）的理论、范式或话语体系，国际同行才可能产生兴趣，我们才有可能得到国际同行的“框架性承认”，而不只是“元素性承认”。当然，我们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才做的，而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过我们的目标其实可以更高一些：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同时，顺带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学派。为此，中国社会学要从对中国特殊现实的研究中揭示出某种普遍性（类型普遍性或国际普遍性）。
以类型普遍性为例。中国的社会科学要超越中国特殊性，进入到类型普遍性，需要采取国际比较的路径。只有在世界的坐标系中，中国现实所代表的类型普遍性才能更清楚地呈现。因此，要克服“特殊性取向”的短板，就需要一种国际视野。以1928年出生于匈牙利、曾任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系主任、1986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研究为例。如果没有国际比较视野，关于匈牙利经济的研究可能陷入地方的特殊性研究。由于科尔奈是在世界的坐标系中来审视匈牙利经济，因此提出了具有类型普遍性的理论范式，如“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这些范式未必适用于解释西方经济，却适用于解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从而超越了特殊性，具有了类型普遍性。科尔奈的研究也因此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普遍关注和承认。
由于一些中国学人有意无意地把对人类社会的研究“窄化”为中国研究，导致一些中国学者缺乏一种从国际视野来定位中国现实的理念。一些学者自以为是中国特殊性的一些内容，其实其他国家也存在或曾经存在。每一个国家的社会现实都有特殊性，具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但经过理论思维的抽象，学者可以看出国与国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或普遍性。国与国之间的普遍性，既可以是全球共有的，也可以是因归属于某种类型而共有的（如1989年之前匈牙利与捷克、保加利亚、波兰、东德和苏联之间存在某些相似性或类型普遍性）。另外一些学者虽然具有国际视野，并采纳国外的“普遍”理论来分析中国现实，但是，在这些理论难以充分解释中国现实时，却不能从这种普遍理论与中国现实的不一致之处，提炼出与该普遍理论不同的类型普遍性理论（并把前者降格为一种类型普遍性）；或至少提出该普遍理论适用的边界条件或限定性条件，指出该普遍理论所忽略的、却存在于中国现实中的变量。
不论是缺乏国际视野的“中国特殊论”，还是生搬硬套国外的“普遍”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并因此忽略中国出现的与之不兼容的特殊情况，其研究成果都难以获得国际同行的承认。前者会让国际同行觉得研究成果没有推广价值而缺乏兴趣，后者则会让国际同行觉得这些研究不过是对国外的普遍理论的经验示例，也不会太感兴趣。
此外，学术话语体系要在国际承认市场中获得较好的地位，还要避免国际同行听不见、听不懂、听不进中国学者的声音。所谓“听不见”，指的是用中文发表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看不懂。要避免这种情况，就要主动创办面向国际同行的英文学术期刊，并积极在英文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让中国学者的声音能被国际同行听得见。现如今，即使是像德国、法国等欧洲学术强国的学者，都接受了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的现实，并越来越注重用英语发表或传播其学术成果。国外非英语国家中的学术发达国尚且如此，中国也不应例外。所谓“听不懂”，指的是过于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过于采用本土化或非通用的词汇，而不是用国际同行可理解的概念（如边燕杰所说的“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来表达。所谓“听不进”，指的是国际同行即使听懂了，但觉得原创性或新意不足，不具有类型普遍性，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对话，而不加重视。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学者应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并让国际同行听得见、听得懂、听得进，而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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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土经验研究中自主抽象普适性理论——1949—1956年社会组织体系研究提纲毛丹
(一) 引言：本土化与普适度持续了好几代人的社会学本土化倡议、自主进行理论创新和推动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倡议表达了一种期望，即在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中产生中国社会学理论，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我一向赞成这个倡议，并且认为本土化研究及其理论的普适性并非是对立的，因为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经典学科，好的社会学经验研究要产生或检验某些理论，而任何好的社会学理论都会因为科学抽象而具备某种普适度。社会学理论除了有争议的微观宏观分类之外，还可以依据其抽象层级而分为小理论小概念、中间理论、宏大理论，而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都可以有各自的小理论、中间理论与宏大理论。人们通常反对用宏大理论直接解释具体经验问题，或者主张在经验研究中发现一些小理论、小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中间理论，都是因为理论抽象必定意味着理论普适性的增加，抽象层级越高，普适性越大，但是普适性增大又伴随着对具体经验对象的直接解释度降低。因此，一方面需要保持经验范围与理论层级的适配，另一方面仍然需要争取理论层级的渐次上升，以便理解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经验。按照前一方面即经验与理论适配的要求，在本土经验研究中产生本土化理论是必需的和科学的。按照后一方面即提高理论普适性的要求，本土经验研究及其抽象需要注意观照其他经验，本土化理论要与其他理论对话并争取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也是必需的和科学的，所以，需要努力的是在本土研究中自主抽象普适性理论。这有点像生物学采取域、界、门、纲、目、科、属、种的阶元分类系统，主要根据生物相似程度划分出由低到高的分类层级，并描述每一类群的形态和生理功能等特征，表明不同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关系。分类等级越高，所包含的生物越多，但是所包含生物的共同点越少。这个分类系统帮助我们既理解生物的单一性或统一性，又理解生物的多样性。类似的，本土化的经验研究及其理论抽象既要理解本土社会与其他社会的不同点，也要理解其共同点；而本土化研究的理论抽象层级越高，越有助于理解本土社会的独特性以及不同社会的共性。
因此，笔者不但不认为社会学的本土化与普适度、中国话语与普适意义是对立的，反而觉得有必要重视两方面的工作。其一，社会学要履行改良社会的使命、研究者要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天然支持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但是，一旦对本土社会经验进行抽象，必定要过滤某些经验内容而增加理论普适度。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一方面应该更关注本土社会、注重从本土经验研究的抽象中生产社会学理论知识，并帮助解决本土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但凡理论总要具备某种普适性，社会学本土化理应生产出有普适度的理论，而普适性理论的标志是不能只用于解释本土社会现象。因此，好的社会学本土化并不是仅仅生产只能解释本土社会现象的理论，而是需要努力在中国本土社会经验研究中实现科学抽象，产生具有知识普适度的社会学理论，最终既科学解释本土经验，又能用于解释其他社会相关问题，从而具备与其他一般理论对话的能力。
其二，任何被认为有普适度的理论都需要不断接受经验的检验，外来理论的普适度同样需要在中国经验研究中重新检验。社会学本土化的一部分工作就包括了以本土经验检验外来理论包括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普适度，只不过在本土化工作方向上并不需要把它当成主要工作意趣。社会学本土化的另一部分、也是更重大的工作是面向本土社会，特别是在本土经验研究中努力进行科学抽象，发现有普适度的理论。客观地说，西方社会学发展在先，理论体量很大，其中很多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社会经验的抽象，普适性有待检验，本土社会研究者往往很难直接拿来理解本土社会问题。因此，在中国本土社会研究中自主发现有普适度的理论不仅有需要、有可能，而且显得更为急迫。
为了印证上述观点，下文选择一个典型的本土社会题材，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组织体系型构问题，整理一个实验性研究思路，具体看看在这种本土经验问题研究中是否存在寻求普适性理论的可能性。
(二) 中国社会组织体系的型构及其本土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49至1956年间以单位制、街居制、户籍制等一系列制度重新组织社会，在建设基层社会性质的社区、单位性质的工作场所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社会组织体系。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组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改革再生产，因此，理解了当初的情况基本上也就能理解后续的变化与格局。这个体系是党领导社会组织的类型，包含着党领导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传统，既不是西方社会所谓的第三部门，也不是旧有民间社团的集合。当时的社会组织体系具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社会组织体系由三类广义的社会组织构成。第一类是延续根据地时期工青妇等组织建制，新建或改组的全国性人民群众团体。全国性社团有44个，成员数量也快速增长。1其中，1949年共青团团员共137万人，基层团委2.3774万个，至1957年团员达2255万人，基层团组织数量达10.4576万个。基层工会组织在重组整顿后数量由1952年的20.7万个下降至1957年的16.5万个，但是工会会员从1002.3万人增至1746.7万人。体量巨大的人民群众团体构成了社会组织体系中的主干部分。第二类是将旧式社会团体精简改造、重新登记。这类组织的数量及规模较建国前大幅减小。例如，1949年留存的慈善团体大约3000个，1953年21个城市对其中1600多个慈善团体进行了调整管理，重组后为800多个。各城市的同乡会、会馆、文化艺术社团等获得登记批准的数量大幅减少。北京在1949至1950年有784个社会团体申请登记，至1951年批准321个；上海在1949年末共有社团1320个，至1956年4月余303个；南京1951年末社团总数为1896个，至1954年底批准1474个；杭州1951年申请登记社团数239个，批准181个。第三类是未登记备案但又允许活动的组织，主要存在于居民区中，包括各类互助小组、业余剧团等。这类组织主要由居民自行组成，大体按照居民熟悉的关系与规则，处理一些未纳入国家正式管理、由居民群众自行解决的边缘性社会事务。当时的数量难以统计，若保守地按照每个居委会至少存在1个组织计算，1955年北京等72个城市至少有7678个。
其次，以上三类组织的地位不是并列的。人民群众团体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或者说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内设党组织。人民群众团体占据绝对中心地位，登记社会团体处于辅助地位，非登记社会组织发挥补充作用。从人民群众团体至登记社团再到非登记社会组织，由中心向边缘构成一个“差序”，即国家给予的政治信任、资源供给、组织地位渐次递减。或者说，这三种组织与国家政权建设目标及任务的适配度渐次降低，从国家获取的资源供给，以及组织的规模、地位及空间随之逐层降低。尽管存在着差序，但是这些社会组织总体上配合着国家意志，构成服务于国家建设与政权建设的力量。
1956年以后，这个新的社会组织体系与单位、街居、人民公社等组织形成一个整体，替代了原有社会格局。这令人不能不注意到一个问题：短短几年间原本由民间社团构成的社会组织体系为何以及如何变成以群团组织为核心、加上改造过的社会组织以及非登记备案的居民组织的类型？
笔者在收集、编辑和出版《中国街道居委会档案资料》的过程中，旁触到这一时期社会组织方面的一批档案，如果对阅读的直观印象进行一个初级抽象，那么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组织体系型构概括为，国家统合、社会精英更新与选择、以及社会力量在边缘事务上自行填空处理这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家统合的过程与作用最为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迅速巩固新政权、调动社会力量配合和服务国家建设，国家有意识地重新建构社会组织体系，并采取了三重方针和策略。
第一，对一般社团进行重新登记，从政治上划出社会组织的准入框线。中央政府在1950至1951年颁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和《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在全国范围内对人民群众团体之外的社会团体进行了筛选登记，原有社团未登记或申请登记未获批准的均不再具备组织或参与社会活动的合法身份。实行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贯彻共同纲领第五条和第七条的基本精神，保障在新民主主义范畴内所许可的一切社团组织的合法权力、取缔危害国家人民利益的一切反动的社团组织”，2即保护人民群众结社自由、镇压反动社团和反革命分子。因此，各地政府在审核工作中着重进行了政治筛选，申请登记的社团需经民政、公安、文教、工商等部门分头调查后开会研究，提出审查的初步意见；3审查结果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已查明无政治问题、办理较好的进步团体，应优先批准；二是对政治面貌不清，应严令详报材料，待查明处理；三是对有反动确证者，应立即依《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4重新登记工作保证了现有社团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与国家保持一致。
第二，确定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和重要性序次。首先，沿用红色根据地时期党组织和领导群众的传统，运用、扩大、扩充党直接领导的工青妇等人民群众团体，完全取代国民党政权时期的职业团体和界别组织，并且改组红十字会等国际性、服务性的大型社会组织，使之进入人民群众团体序列。5同时，全面建立了人民群众团体的基层组织。例如，明确“工厂、矿场、商店、农场、机关、学校等生产单位或行政单位有工人、职员二十五人以上者，得建立工会基层委员会”，6承担反映群众要求和维护群众利益、教育并组织群众推进人民政府的决策、发展生产以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帮助解决群众福利等基本职责。人民群众团体自此承担了最重要的组织群众的工作，一方面使得整个社会组织体系趋向宽泛化，另一方面使人民群众团体在社会组织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其次，团结和改造规模较小但是能补充性地服务地方建设的地方性社会团体，包括社会公益团体、学术团体、文艺工作团体、宗教团体等，一方面剥离这些团体的旧有国际联系和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在政策上支持他们参加地方建设和社会服务。7此外，对完成了重新登记、与政权建设关系不大的一些社团，如同乡会、会馆、联谊会等，允许在居民区和单位之外活动，并纳入行政业务部门归口管理，有能力“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福利事业，机构允许其自办”，难以存续的由相关部门接收。8
第三，采取与组织差序性相应的领导方式。在人民群众团体中自上而下设置党组织和基层党支部，实行党对人民群众团体的全面领导，人民群众团体的机关参照行政单位运行，政治待遇与福利待遇参照相应层级的党政机关，基层组织参照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运转。重新登记后的社会团体受管理部门与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在资金和人员方面有困难时可申请人民政府给予一定补助，同时“不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9其他一些在城乡居民区活动的未登记备案的群众组织则受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管理。
由此形成的整个社会组织体系与同期建构的城乡基层社会体系相配合，10动员、组织和管理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以配合和服务国家建设，而且，保持党的领导、服务国家建设、在财政薄弱和干部缺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组织群众等国家意图都得到了贯彻。这一方面显现了这一时期国家统合社会的强大能力，另一方面还要归功于社会力量的配合。配合可以分为主动与受动两类。所谓主动配合主要是指在社会精英新旧更替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精英主动响应和参与国家重组社会组织体系，其过程与作用较为明显。一般而言，新旧政权更替时期会伴生某种程度和方式的社会精英更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财政力量极为弱小，城市管理干部极其缺乏，很多城市在社会运行管理上显得捉襟见肘，11特别需要一批在政治上忠诚的社会力量的协助。因此，很多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积极响应国家需要，并获得更好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其中有两种比较常见的类型，一种是旧社会团体主动要求改变原有组织的性质，改为纳入国家直接管理的群团组织。例如，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即以职工会名义请求南京市军管会接管总会，因红十字会属于国际组织未获允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总会的员工更加关切中国红十字会归属问题，1950年推举了秘书长胡兰生率7人代表团向中央人民政府汇报接管中国红十字会的请求。12中央最后采取改组而非接管方式赋予中国红十字会以群团组织的身份，胡兰生担任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并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同一时期，地方性、规模较小的旧有社会团体大多存在经营困难，13这些社团通常也主动寻求政府接管改造，一旦被接受，组织及其成员会获得一些新的生存发展机会。14另一种是在国家赋予群团组织和新社团发展机会的情况下，新的群众积极分子积极争取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特别是要求加入群团组织。国家除了对积极响应政府、加入群团组织机关并且有影响力的社会人士赋予显著的政治荣誉，以及对一些积极社会团体采取免除房产税、可向社会募捐和收取会费等经济政策，还特别注意从政治上促进群众积极分子加入群团组织。例如，中央曾特别要求青年要入党先入群团，“凡未参加党所领导的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合作社以及其他人民群众团体者，一般不应接收其入党”。15因此，大批群众积极分子积极向党组织以及党组织领导的群团组织靠拢，而群团组织则成为吸引新社会精英的阵地，群团组织的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张。
所谓受动配合在这里主要是指政府能够统合社会但是无法包办社会事务，会产生不少社会边缘事务，需要社会成员自行自主填空处理，因而产生了处理这些事务的边缘性社会组织的存在空间，由此形成的一些边缘性社会组织及其自我维系对社会组织体系构成了补充，其过程与作用相对潜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很快就发现由政府包办各项社会事业的想法和做法在实践中有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是不妥当的。16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点点滴滴，有很多反复发生、管理成本高、政治效益低而基层组织难以穷尽管理的事项与问题。17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一个接受党的领导、配合国家建设的社会仍然存在一些事务和问题，需要由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通过社会互助自行解决。例如，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关于人民文化生活问题，国家只能集中地举办少数的示范性的文艺和体育事业，并且引导他们走向自给”；在社会就业问题上应该“提倡由社会团体和群众自己想出各种办法，扩大就业范围”；在社会福利事业上也应该“发挥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力量，提倡社会团体和群众之间的互助”，等等。18由于国家主导型构的整体社会组织体系偏重于服务国家建设，上述这些社会事务与社会领域一般更多地通过群众互助以及居民区各种业余的非登记备案的居民组织去处理。这些广布于城乡特别是城市居民区中的边缘性、临时性的组织接受行政机关与基层组织的指导，但是国家通常也允许这些组织按照群众熟悉的、无违新社会公序良俗的社会惯例开展活动、处理具体问题。因此，这些组织发挥了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使用社会规则团结社会成员的作用。1956年后，团组织之外的其他社团的数量和活动范围有所缩小，这些组织的活动及其社会粘连作用反而得到了持续和增强。
当然，就以上三方面力量发挥作用的比重而言，国家型构社会组织的力量不仅是主导的，而且决定了后两种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及强弱程度。群团组织之外的社团的作用居中，而社会边缘性组织在社会事务上自行填空的力量最为薄弱。因此，依照这个方式型构的中国社会组织体系在此后几十年间与国家建设的协配性很强，但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相对较弱；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体系的改革再生产则需要着重激活社会组织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
(三) 进一步的抽象尝试上述现象发现足以激发一些认识，其中一些当属“正向”激发。例如，它有助于认识当前中国社团结构的特点，后者几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型构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类型的再生产，而且只要国家需要保持社会力量围绕政权建设、国家建设的目标，只要社会精英仍然把社会组织作为发展选择之一，只要社会生活中仍存在一些既需要组织又需要低成本处理的内容，这个体系的再生产和局部改革型再生产仍会延续。如果再拓展到比较视野，应该还会发现社会组织体系分类原来被归于两个类型：一种是国家与社会合作型的社会组织体系，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很常见；另一种是以民间自行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是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组织体系大体构成了国家领导或主导的第三类型。当然，也可能会对另一个方向产生激发。例如，一些研究者似乎更有理由断言中国特殊论，西方社会组织理论不适用于解释中国；另一些研究者似乎更有理由断言这个类型根本不属于社会组织类型。这两种意见或判断看上去完全相反，但存在一个相同之处，即本质上都直接以西方现代社会组织和理论为蓝本。于我而言，这项研究属于笔者关于中国社会样态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有同时进行的基层社会研究、单位化社会研究的联动和启发，笔者有理由把国家重构社会组织理解为重构社会的一部分，也有理由在比较视野里探寻有没有其他的关系类型，并进行更高层级的抽象。笔者得出的抽象结论是：现代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安排的“副产品”，而且存在基本类型；社会组织体系的类型体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型；如果不使用西方社会组织类型及其理论去衡量，所谓的中国社会组织体系可能也不那么特殊。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作了概要表述：
现代国家一般具备干预社会的能力和兴趣，因此现代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产物。依照国家干预的方式与结果，现代社会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国家全覆盖型社会，即由计划经济国家全面重组的社会；（2）国家宽覆盖型社会，即国家大面积干预社会和经济事务；（3）理论上也存在国家窄覆盖型社会，即国家有限组织治安和军事，极少介入社会事务且基本不干预经济。三种社会类型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第一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对社会采取集束状管理，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基本重叠，社会结构也因此产生集束状特征，社会精英比较单一，社会成就标准与国家标准完全一致。国家出于避免治理成本过高等考虑，在一些领域和层面或部分保留习惯性社会规则，但社会要素整体上由国家通过各类制度直接管理。第二类社会，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具备自我维系和发展的空间，国家对社会保持广泛干预，但是采取非集束化的树状管理结构，社会精英群体和社会成就标准多元，社会结构也具备非集束化特征。第三类社会主要出现在前现代国家，许多地方和领域处于自治状态，国家管理社会主要集中于治安领域，按照政治中心与边缘的尺度渐次降低管理程度，管理结构具有某种圈层状特征。上述三种社会类型或社会样态可能发生转型，转型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家对管理成本与合法性的衡量变化、精英取向变化以及社会各领域组织运行的能力和要求的变化。19
从这个抽象层级再回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构的社会组织体系很难套用、也无需套用现成的西方社会组织理论去解释，完全可以在国家窄覆盖型社会、宽覆盖型社会、全覆盖型社会及其转型的一般分析框架中加以理解。至少，三种社会组织体系类型与三种社会类型是基本对应的。民间主导型社会组织体系一般对应国家窄覆盖型社会，社团与政府合作型社会组织体系一般对应国家宽覆盖型社会，国家主导型社会组织体系一般对应国家全覆盖型社会。这三类社会组织类型本身谈不上谁常规谁特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社会重建属于从国家窄覆盖型社会转入全覆盖型社会，所建构的前述社会组织体系属于社会重建的基本构成部分，也体现了相应特征。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组织体系的变化可总结为从国家全覆盖型社会转向较常规的宽覆盖型社会的进程，社会组织体系在继续保持和发挥群团组织力量的同时，转向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常规性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发掘其社会活力。社会组织体系的连续性集中体现在保持党对整个社会组织体系的领导，保持群团组织的中心地位；而显著的改革变动则集中体现在大量增加常规性社会组织与社区社会组织，增强其社会服务与社会团结功能，从而实现社会组织体系的改革再生产，并逐步跟上和适应国家宽覆盖型社会的需要。此外，这个抽象框架也可用于理解中国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和社会组织体系。
上文简要陈述了笔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组织体系的一个实验性研究思路或提纲，旨在印证中国社会组织作为典型的本土研究题材是否可以和有必要按照社会学的科学抽象线路进行研究，是否抽象层级的渐次提升意味着理论的普适度相应增加，最终有希望从本土社会经验研究中得到普适度超出本土范围的理论，增进对一般社会的理解。笔者希望以此表达在本土经验研究中寻找有普适度的理论的三个主张：（1）本土经验研究要有理论抽象；（2）在本土经验研究中进行理论抽象，要面对本土经验题材，还要顾及、关照理论对其他经验的适用度；（3）要有小概念、小理论，还要向着中间理论努力，并努力争取更大理论，以便逐级提升理论的普适度，这是本土社会经验研究应该承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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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团体登记问题谈话提纲（1951）》, 浙江省档案馆，J103-003-028-060.
3. 《余姚县办理社会团体登记工作总结及初步审查意见的函（1952-02-01）》，浙江省档案馆，J103-004-143-018.
4. 《关于办理社会团体登记工作的应注意事项（1951）》，浙江省档案馆，J103-003-028-032.
5.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 2005. 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2004）[M]. 北京：民族出版社.
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十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7. 《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社团及救济机关实施办法（1951）》，浙江省档案馆，J039-003-106-012.
8. 参见《社团登记工作计划·若干问题的决议》，上海市档案馆，B168-1-802；《为转报宁波同乡会、兴安会馆、福建会馆等欠交房地产税，经法院判决以没收财产抵税》，浙江省档案馆，J123-020-19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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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丹. 2018.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型构——1949—1954年居委会档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5）：13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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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例如，上海市的社团数量较多，据郭圣莉对1950年上海的同乡会、会所、慈善团体等旧社会组织的经费及业务的调查，这些组织普遍陷于经营困境。参见郭圣莉. 2006. 城市社会重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71-88.
14. 例如，上海一些同乡会在被救济分会接管后，政府对于依靠团体财产生活且政治面貌清晰的人，“有计划地安插到社会福利机构工作，解决其生活”。参见《社团登记工作计划·若干问题的决议》，上海市档案馆，B168-1-802.
1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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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毛丹. 2018.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型构——1949—1954年居委会档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5）：139-163.
18.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1980.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M]. 北京：人民出版社：608-610.
19. 毛丹、王敬雅、陈佳俊. 2021. “饭圈”观察：组织特征与圈内外关系[J]. 社会学研究（6）：90-112.
文明与天下：世界秩序的社会学想象*成伯清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20AZD090）资助。
社会学向来自我理解为有关社会的研究。尽管关于社会的界定存在分歧，但一般都将最大规模的社会视为特定民族国家所涵括的实体，或者说，民族国家是社会的地理容器。1在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并存的时代，虽随之而有全球社会学之时兴，但似乎没有反思相关问题：是否存在所谓的国际社会或全球社会？众所周知，“无政府”状态和丛林法治是国际社会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或假设，与社会学通常预设的内含着秩序和共识的社会概念颇为不同。当然，世界体系确有内在的结构，不过，当我们将社会学的视角投向全球社会时，无论是对社会的理解还是对社会学想象力的期待，似乎都需要进行拓展和调整。
同时，个体化也是当今发展的一种普遍态势，尽管在不同地区显示的样态和程度大有区别。于是，个体社会学呼之欲出，而且确实出现了。2在既往的社会学中，虽有方法论个体主义，但个体本身不在研究的视野之内，个体在社会学之中没有自己的理论地位，除非我们反思是否过度强调结构而需要顾及能动性的时候才偶尔提及。但实际上，在当代社会，追求独特性和异质性的个体，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创造性和反身性人生的策源地。如果聚焦于个体层面，原先范畴的适应性就出问题了，多样和易变俨然成为常态，面对自我化趋向，社会学应如何施展自己的想象力？
随着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向的日益凸显，社会学思维的尺度（scale）显然需要调整，既需要向上、向外拓展，超越民族国家，也需要向下、向内渗透，进入个体自我。近年来，尺度这个主要源于地理学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成为一个关键词。3社会学界也颇有反思，其中的关键是超越微观—中观—宏观的区分，而注意到另外的维度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4现有的尺度思维，明显带有大小递进的垂直且层级嵌套的意象，当然最直观的是规模，其中涉及人数、持续的时间、蔓延的空间，等等。这种偏于物理的机械的尺度观念，不利于我们考察发展的新动向。社会学的尺度重构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这种重构，不是将社会学理论简单地施用于全球舞台或世界体系，而是需要反思社会学的诸多预设，尤其是源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预设。当然，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讨论并非是出于纯粹学理的旨趣，或者是为了解决学科自我指涉所衍生的问题，而是要能够回应时代的挑战。
(一) 文明的尺度及其局限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就是所谓的大国博弈，而背后则是“文明的冲突”。当今西方世界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按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勾画的思路展开的。亨廷顿撰写此书的核心旨趣是，考察“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他看来，如今的世界版图由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许还有非洲文明组成，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断层线。在冷战结束之后，多极的冲突取代了单一的超级大国冲突。在多极冲突中，来自不同文明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容易扩大和升级，并各自设法获得同一文明中其他国家或群体的支持。在一个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世界中，人们正在寻求认同和安全，而共同的文明似乎成为一个巨大的庇护所。随着文明意识的觉醒，“亲缘国家综合征”（kin-country syndrome）出现了，文明断层线之间的冲突比文明内部的冲突更易爆发和升级。5
亨廷顿真正感到忧心的是，随着世界的发展，其他地区纷纷崛起（包括有些地区人口快速增长），西方支配世界的局势难以维持，尤其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而且所谓西方主流文明的人口比例也在不断下降。这种担忧在亨廷顿后来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的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袒露无遗。6对于如何在多极世界中保持优势地位，尤其是阻遏其他地区的崛起，亨廷顿开出的处方是：西方结成联盟，通过均势来制衡和遏制崛起中的大国，必要时通过战争来击败之，从而确保自身安全。7亨廷顿还给出了不少具体的举措，譬如通过阻止技术的传播来延缓其他地区的发展，毕竟目前西方在技术上占有绝对优势。当然，亨廷顿毫不隐讳，认为“唯有西方——主要是指得到英国和法国协助的美国——具备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轰炸世界任何地方的空中力量”，这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支配性文明的主要因素”。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所谓对西方安全的威胁，并非是指他们真遇到危险了，将要受到侵害，而是指别国在军事能力上接近或者可以抗衡了，再也不能任由西方予取予求，随意摆布了。
亨廷顿的观点抛出来几近30年，世界局势也有很大变化，但西方人应对新局势的思路，明显仍遵循这套逻辑。应该说，亨廷顿准确地指出了当时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和冲突，甚至也预测到了若干趋势的走向和相关事件的发生，但对于世界格局的由来与成因，他给出的显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解释，考虑到西方强权在很大程度上还左右着局部的态势，所以，这种预测摆脱不了“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9的色彩，即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偏好冲突并通过制造局部混乱而从中获益的西方文明的产物。
目前西方世界在美国牵头之下大搞集团政治，既是围绕自身国家利益来设计，也是沿着冷战思维强调意识形态，通过所谓的“价值外交”来党同伐异。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西方打造的都是复合型集团，即以文化和价值为基础，紧密结合经贸、科技、安全进行捆绑，即希望在情感纽带和价值共识的基础上，通过经贸合作、科技合作和军事合作来构筑共同利益。当然，鉴于目前全球经济活动高度的相互依赖，他们倡导与可能存在竞争的国家脱钩，以获取单方为所欲为的权力。但脱钩会有重要的经济损失，他们就以所谓的长远利益作为说辞。其实，西方的政客何时关心过长期利益？不过，由于他们以心照不宣的文明为号召，加之当前民粹主义盛行，这种集团化的操弄表面上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对中国的崛起设置了重重障碍。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当今西方集团越来越政治化和军事化，罔顾市场和贸易内在的发展趋势，以安全为借口，大肆无端制裁，并将糟糕的经济表现归咎于虚构出来的外部敌人。西方现在急于维护的，是其最强大的乃至非对称的军事实力，在威慑不成的情况下，图穷匕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能轻信“这不是一个战争的时代”的说法。西方盛行的选举民主，内在具有地区性和地方化的倾向，这种制度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不仅捉襟见肘，而且容易为短期利益左右，难以作出适应性的长期决策，更不要说长期的战略定力。
(二) 作为理想型的“天下”亨廷顿认为，在当今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重大的全球安全利益”（significant global security interests）。10这种看法局限于直接利益乃至掠夺性利益，显然失之偏颇。如今全球气候变迁，能源短缺，不时冒出来的疫情，以及一直阴魂不散的核扩散问题，等等，都是高悬在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越是发展，人类命运越是紧密相连。人类共同的全球性安全利益日益凸显，人类共同命运已经赫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的是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而不是拉帮结派，挤压其他文明的发展空间。
对此，中国持什么立场呢？“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都发展得好，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我们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11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由衷之言，也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我们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关于世界秩序的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诚如亨廷顿所言，“世界观和因果论是国际政治不可或缺的指南”，12中国方案背后的世界观和因果论是什么？又奠基于怎样的文化精神？
为理解世界格局，我们不仅需要拓展社会学视野的尺度，还需要从中国文化中寻求启迪。费孝通在《试探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曾经指出：“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13在国际问题上，尤应如此。费孝通已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相处之道，我们应沿着学理化的方向深入探究。
在关于世界秩序的思考上，其他学科特别是政治哲学和国际政治研究，已经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探索。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将中国的“天下”概念发扬光大。赵汀阳提出的作为世界制度的“天下体系”，摆脱了自我中心的思维，以关联性为基础来构想可能的秩序。中外学者对赵汀阳的新阐释颇为关注，并一致认为这种视角超越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思维。14不唯如此，我们认为，天下观念也超越了文明的视角。赵汀阳认为：“天下概念创造了一个容量最大的政治分析框架，开拓了分析世界问题的政治尺度，无论是全球政治、国际政治还是国家政治，都可以在天下框架内统一分析。同时，天下把世界理解为政治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存在，世界因此具有了属于世界自身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世界有着不能还原为国家利益的世界利益，世界问题只能从世界观点去理解，而不能以国家观点去理解世界。”15当然，也有学者反对新天下主义，认为作为政治意义的天下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空间，带有中心与边缘的等级体制、主从的朝贡体系，不宜提升为普世的概念。其实，王铭铭早就很好地追溯过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起伏和进退。16
天下概念本身意蕴丰富，在不拘泥于具体历史展开形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可以对其进行一种创造性转化，纯粹其内涵，明晰其维度，以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理想型（ideal type），一种纯粹的逻辑可能性。这个概念的引入不仅可以用来拓展社会学想象力的范围，扩大社会学关注的尺度，还可以在社会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上突破现有的范式。就社会本体层面而言，西方的认同强调个人、部落、种族或国家以及文明，与我们修、齐、治、平对应的身、家、国、天下颇为不同。17我们可将天下作为一个社会本体论层面的概念来使用。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可以运用这个概念来理解和分析当今态势，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路径。当然，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我们必须展示“天下”蕴含的维度以及作为一种启发性概念的潜力。在此，本文暂且抛开思想史脉络的追溯，径直阐释“天下”可能蕴含的意义。
一则大。普天之下，无所不包，无远弗届。对于这一特点，从反面更容易理解，即天下无外。“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管子·版法解》），“其大无外”（《吕氏春秋·下贤》）。“无外”，还指一视同仁，没有例外。相较之下，依照文明的视角，文明已然是最大、最高、最广的文化实体，也就是说，自身文明之外即是他者，并不承认同样的伦理和道德地位。而天下，可以是没有他者的世界。这种差别，意蕴深远。
二则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非一家一姓之私物，乃为天下人所共有。这一观点在中国源远流长。即便是在承认天子作为天下最高权威的时候，也强调“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文师》）。黄宗羲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后来，孙中山强调“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等的”。到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种文明之兴亡。权利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内的公民权。西方文明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的种种表现，显露了其狭隘性。
三则一。天下乃块然整体，所有人都休戚相关，“天下一家”。一统天下，并非是将特定秩序强行加于天下人之上，而是消除分裂因素，让天下人融于整体。强调一家，也并非必定是家长制，可以是平等的手足之情，“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家庭来形容天下人的关系，实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天然的感情纽带。“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王阳明，《答顾东桥书》）。中国人从自然生发的情感出发，推己及人，以达致所有人。而在文明论者看来，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感到一种文化上的安适，并区别于外在的各种“他们”。
四则多。天生万物，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不能强求一律。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中国向来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多样性是活力的源泉。人性相通，这是一；“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多。多元一体，这大概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也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正是对于多样性或者异质性的这种认可，以西方观点视之，中国颇有悖论社会（paradoxical society）的色彩。18罗素曾说：“正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严密的框架体系，让人难以同时接受两套教义。但中国不存在这种互斥排异的情况。”19中国文化之源远流长，无疑得益于包容性和开放性。
五则中。《中庸》有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以前讨论天下者，以中心和边缘的差序格局来定位，但这种偏向于空间的想象并非正解。虽然可能存在着中心—边缘对应于文明—野蛮的思维定势，但也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天下之中，不在具体空间，而在中道。“人心惟危，道心唯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道，可以避免文明论中的本质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六则和。“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确实自古以来就蕴涵和气、氤氲和风。《中庸》有云：“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周礼》将“和”视为六德之一。董仲舒则强调，“德莫大于和……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以他平他谓之和”，“万物其和以生”。在文明论者看来，差异导致冲突，而天下观则强调和合差异以创生万物。
七则道。“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管子·形势》）。“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老子》第三十二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虽然关于天道与人道的含义和关系众说纷纭，但是中国人基本相信“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天既是自然，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但同为天下之人，民胞物与，相互负有道义的责任。文明论在文明之上几乎没有价值共识，而且倾向于将自身文明的价值和体制强加于人。
这就带来了最为关键的一点，即天下并非与人无关的漫无边际的存在，而是直接关乎每个人，即“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在中国近现代虽多有演变，但将自己与天下直接关联起来，确是中国悠远的传统。“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最为经典的是《礼记·大学》里的说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书写极为不易的古代，为何要将同样的意思，再说一遍？显然，这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层层递归又层层递进，最后得出结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中值得再三措意的，是个体内在世界与天下的贯通。天人之际，实现了尺度的统一。当然，古人也非常清楚，不同层面的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简单地套用。《管子·牧民·六亲五法》指出：“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对于各个层级，治理的原则和方法虽然不同，但如果我们“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也就是说，如果敞开胸怀，无所偏袒，如天地日月普照，则一切又尽在掌握之中。如果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原则，则自可平天下。这里的平天下不是武力平定，而是以己推人，消除分别，人人平等。
因此，以天下概念来设想世界的发展，自然可以导出这种方案：“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20
(三) 现代世界发展的三个阶段关于西方世界发展的态势，亨廷顿曾经提出了三个阶段的设想，一是欧洲阶段，即持续了数个世纪的西方的发展和扩张；二是20世纪的美国阶段；三是欧美阶段，即如果北美和欧洲在他们文化共性的基础上更新自己的道德生活，在北约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和政治的整合，便可由此谋求经济上的富裕和政治上的影响。亨廷顿认为：“富有意义的政治整合，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生产和军事实力上所占份额的相对下降，并使其他文明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复。”21毫无疑问，当前西方集团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挣扎着维持自己的霸权。
如果我们按照天下观来看世界发展的脉络，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民族国家阶段，即在西方率先启动了现代化之链——西方的民族国家之间通过竞争而不断发展。其间战争不断，或为争夺海外殖民地，或为掩盖和转移国内阶级问题。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他们经常联袂对付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族群，以实现扩大市场的共同目标；但其内部一直存在着竞争，甚至出现霸权易位，由英国主导转为美国主导。
二是国家联盟阶段，即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联合起来，以自由民主为借口，干预、压制和剥削其他发展中国家。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冷战模式在两大阵营瓦解之后依然持续，发达国家继续抱团霸凌其他地区，联盟化的西方一时占尽优势。这在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崛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这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表演，一场谢幕演出。因为他们以文明自诩，实际上党同伐异、充满偏见、缺乏反思、处处双重标准，种种虚伪已尽显于天下。西方人向来喜欢以全球利益和普世价值为借口，而如今真正面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和行为卸下了意识形态的伪装。就其内部来说，亨廷顿希望更新道德生活，实际上是想挽回西方文明的颓势，但在精英操弄之下，尤其是借助于算法进行的精准投喂，民众沉溺于消费主义的欢愉，一旦难以为继，必致民粹主义高涨，西方集团内部的隙缝也将爆裂。所谓围堵，将从内部瓦解。
三是共生天下阶段，即以天下人的福祉为根本取向，消除国家和文明之间的隔阂和差距，确保所有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和平共处。随着金砖国家的兴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这种以民生为根本的发展模式逐渐受到关注。全球的资源并不足以让地球上所有人都过上现在少数发达国家居民的生活。消费主义不仅不符合生态要求，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而且不可能真正带来幸福。高消费并不意味着高质量的生活，更不能在追求高消费的同时剥削他人和他国乃至剥夺其他人的生存机会。民本主义可矫治资本主义之弊。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便是民生先行。“天地之大德曰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面对各种挑战时力图寻求共同的生存和发展。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过上丰衣足食、富有尊严的生活，这才是人类最大的福祉。中国已经成功实现的扶贫计划，就是这一理念在中国范围内的实践。不以牺牲他人和他国为发展策略，超越对抗（confrontation）和竞争（contention），超越零和博弈，以和平发展为导向，以互利共赢为取向，迈向共生天下的大同世界。“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六韬·文师》）
对于西方人来说，政治忠诚的顶点是民族国家，其他更为狭隘的或较低层次的忠诚便从属于之。不少西方人嘲笑世界主义，认为这种主义没有任何的情感基础，22但是民族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又承载了多少情感呢？毕竟，如果认为情感源于日久生情，那就必须以一定的直接互动为基础，而同属于一个民族国家的人，绝大部分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对于中国人来说，“天下”作为一个统摄性符号，作为基础性的结构化观念（primary structuring idea），在中国文化里是倾注和凝聚了情感力量的，能从心底唤起一种道义的责任和担当：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语）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语），不绝于史。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承担了超出自己份额乃至自身能力的对外义务，譬如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连亨廷顿都忍不住说“代价高昂而获利甚少”。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愿为世界发展奠定基础，而这在想象力和眼界从未超出过自身国家利益的西方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有人甚至妄测中国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悠久的历史使得中国人习惯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和筹划社会的演进，将扩大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放在首位。这种做法与美国“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的世界观存在根本差异。认为他国的发展都是对美国的挑战，这种心态正是霸权主义最直接的体现。
(四) 结语以文明为分析单元确实超越了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尺度，拓展了社会学想象力的范围。当年米尔斯坚持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结构通常是在一个政治国家下组织起来的。无论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还是就其他许多引人关注的方面而论，社会结构最具包容性的单位都是民族国家”；文明则因“范围过大，笼统含糊，无法作为社会科学的首要单位，难以成为‘清楚明白的研究领域’”。23米尔斯的观点或许不无道理，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明分析或文明研究应是社会学的题中应有之义。24事实上，经典社会学家大都关注文明问题，韦伯自称“现代欧洲文明之子”；涂尔干认为：“任何文明都不过是一种特殊集体生活的表达形式，这种群体生活的基础是由多个相关联、相互动的政治实体构成的。国际化不过是一种高级的社会生活，社会学应该接受这一点。……文明是多样秩序下群体互动的产物。”25社会学将分析框架局限于民族国家，大概尤其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有关。在这一点上，素爱抨击帕森斯的米尔斯有着同样的潜在预设。
就世界秩序或全球社会内部治理的尺度而言，天下视角显然比文明视角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共生性。在西方话语中，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文明都强调成员资格和安全，这源于西方久远的政治传统。26天下视角不会通过排斥他人来确立自身认同，也不主张通过全面压制他人来确保自身安全。天下观承认普天之下的人都是一样的，平等赋予所有人以成员资格，同时认为所有人都休戚相关，不寻求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安全感。天下观更好地贯通了人性的一致性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观其实隐含着一种矛盾：既指事实意义上的文化样态，也指规范意义上的理想标准。文明论者经常犹疑在两者之间，不经意间就将自身文明作为理想的标准，而无法真正做到“美人之美”，遑论“天下大同”。天下观则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带来的活力和动力，“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当然，在关于文明的讨论中，有一种声音笔者认为值得倾听，即“一种文明，多种文化”的主张，其中的文明即全球的科技网络。27西方人想搞的科技脱钩，既不科学，在技术上也不可行。因为科技本身是人类多元文明融合发展的结果，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并非哪个地方的人的专擅。另外，最为关键的是，科学技术必须在包容开放的环境中方可得到发展。人为的隔绝封闭，岂是天下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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