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古典经济理论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都因作为高效配置资源的“看不见的手”而被奉为圭臬，“市场”(market)也成为经济学的专门问题和关键概念。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批判自由市场、捍卫非功利主义经济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却并未正视现代社会的市场，常常将研究视角局限在馈赠等非市场或者非正式的经济领域，反而筑就了他们眼中的经济学帝国主义(Callon et Latour，1997)。现代市场进入社会学的视野并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还是相当晚的事情，¹然而社会学并没有向经济学靠拢，在其眼里，经济学的“市场”只是一个单凭价格系统就能协调自主(非他律)和工具理性的经济行动者的供需匹配和竞争的制度隐喻。在其中，不仅行动者完全脱离社会关系和历史语境，而且价格的形成也是完全自主的，丝毫不受政治、宗教或者美学规则的约束(Steiner，2011: 5；Boyer，2013)。

晚近的经济社会学企图解剖被抽象化、概念化的“市场”(market)所遮蔽的具体和经验的“市场”(markets)，挖掘除价格以外能够促成竞争和匹配的社会因素，进而与经济学分庭抗礼。其中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重新定义经济行动的社交性，目前国内学界熟识的“镶嵌”和“场域”等概念正是以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对此的突出回应。然而，这种美国式的努力远非当代经济社会学的全貌，在我们相对陌生的法语学界中，社会学激进地把“社会”推向“市场”，直接凝视商品评价等独特的经济现象以及那些漫布在“市场地方”(marketplaces)里参与实现计算理性的“非人装置”(dispositifs non-humains)，探索市场的不确定性与创新。专注科学技术研究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率先介入法国经济社会学，并开启了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在“惯例经济学”(Économie des conventions)的加持下，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持续发展，²或许可以为深受美国范式影响的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提供新鲜的思路。³

然而，如何在中文语境下理解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的独特之处？本文尝试从各个学界均熟识的布迪厄入手，搭建中法社会学界在市场问题上的交流桥梁。虽然布迪厄从未以“经济社会学”来命名自己的经济研究，⁴而且他的理论在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中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⁵但在事实上，对经济行动的关注及与主流经济学家的对话构成了布迪厄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并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⁶尽管他提出关于“市场”的社会学定义相对较晚，⁷但他在民族志、艺术和消费等宽泛意义上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经验研究，以及“惯习”(habitus)、“场域”(champ)等复杂晦涩但又成熟精彩的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是当代法国社会学不可能绕过的大厦。虽然反对“理论”的转译社会学⁸长期没有在理论层面上与布迪厄展开正面交锋，⁹但是该学派领导人物米歇尔·卡隆(Callon，2017)在2017年出版的《市场的操控力：理解市场的运作以改变市场》(L’emprise des marchés: comprendre leur fonctionnement pour pouvoir les changer，下文简称《市场》)中重温并谨慎批评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并试图通过“装置”概念予以修正，从而更好地解释市场创新的现象；同为实用主义社会学拥趸者的惯例经济学则积极从事理论建构，¹⁰他们强调经济行动的“反身性”(réflexivité)而不得不与布迪厄的行动理论展开对话。可能是为了回击布迪厄的批评(Convert，Ducourant et Éloire，2014)，¹¹惯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奥利维尔·法费劳(Favereau，2001)正面批判了布迪厄的核心概念“惯习”和“场域”，¹²认为其模型陷入再生产的逻辑困境而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协调逻辑殊途同归。然而，这个批判没能等到布迪厄的回应(他于次年1月逝世)，也没有得到其后继者的回应(Convert，Ducourant et Éloire，2014)。¹³即使如此，惯例经济学也没有陷入逻辑自洽的迷思—在理论上质疑其概念的有效性及它对于学术世界的象征暴力，¹⁴却在经验上一直引证布迪厄的调查结果。在坚定地与布迪厄保持距离的同时，相关学者不断回溯带有“决定论”(déterminisme)色彩的布迪厄的概念，思考“反身性”的可能性和有限性，最终迈向一种“开放的决定论”(Bessis，2008)。这种既有决定论色彩又具有开放性的行动理论在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¹⁵和阿尔诺·埃斯奎尔(Arnaud Esquerre)于2017年出版的《丰裕：一个关于商品的批判》(Enrichissement：Une critique de la marchandise，下文简称《丰裕》)中得到充分体现。惯例经济学和转译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交相辉映，分别强调了“反身性”的普遍性和“装置”的能动性，共同批判以“惯习”和“场域”为核心概念且倾向于再生产、具有社会决定论色彩的市场模型，试图提出更加贴切地理解富有活力的市场创新和经济变迁的解释框架。显然，布迪厄始终如幽灵般游荡在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中，他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还构成了无法摆脱的理论坐标。然而，如果说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就社会决定论的问题还与布迪厄保持着礼貌的距离，那么他们对市场的研究视角则与布迪厄截然相反：从“商品世界”出发研究商品及其关联的社会和技术世界，而非从“社会空间”出发通过商品研究社会空间本身。其中，商品在资本主义经济意义上的独特性、商品世界之于社会空间的不可还原性以及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等超出布迪厄解释范畴的“经济”问题得到了精彩的回应。

因此在中文语境中，借助布迪厄的核心概念(确切地说，借助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对布迪厄概念的理解与批判)能够方便地把握和理解惯例经济学和转译社会学在市场问题上的前沿和独特思考。另一方面，以“惯习”和“场域”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构成的“经济场域”(champ économique)模型与新经济社会学相互映衬，¹⁶分别呼应格兰诺维特等人的“镶嵌”概念与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和弗雷格斯坦等人的市场研究。尼尔·斯梅尔塞和斯威德伯格(Smelser and Swedberg, 2005：18)在《经济社会学手册》中就指出，“镶嵌”和“场域”是当代美国经济社会学的两大范式。因此，考察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对布迪厄概念的扬弃，不仅是理解其核心思想的捷径，还是一个反思、发展国内市场社会学研究的契机。¹⁷

通过探讨不能简单还原为社会空间的“商品世界”，直面商品价值和价格等独特的市场问题，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重拾备受忽视的“反身性”，同时深入市场地方等“非人装置”中，试图走出布迪厄和新经济社会学提出的相对于经济学的“市场”概念和“市场地方”而言的“去市场化”理论模型，开启“再市场化”的研究方案。本文第1部分基于布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经济人类学讲稿和《经济的社会结构》两份材料，¹⁸以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理解布迪厄的市场模型为何具有社会决定论和还原论色彩；第2部分首先呈现惯例经济学和转译社会学对社会还原论的回应，亦即对商品价值和价格不确定性的共同关注，同时分别阐释二者对社会决定论的不同回应方式，亦即分别关注行动者的反身性和非人装置的能动性或使能性，整理两个学派提供的可用于理解资本主义市场创新和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¹⁹第3部分介绍分析两个学派对自身概念的反思，即“有限反身性”(la réflexivité limitée)和“质/量评定装置”(les dispositifs qualculatoires)的不对称性，尝试厘清它们在权力关系维度上与布迪厄的市场模型之异同。

一、布迪厄与“去市场化”的经济 (一) 非反身性的“经济惯习”：社会决定论的倾向

布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开设的经济人类学课程中，主张用“惯习”概念思考经济行动。惯习是“集体的个体”(l’individuel collectif)，即一个由个体和集体的历史形塑而成的偏好系统，布迪厄用它来批判以乔恩·埃尔斯特(John Elster)为代表的“个体理论”(la théorie de l’individu)，并且超越和整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现象学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Bourdieu，2017：240、248)。一方面，他认为个体理论在机械论(le mécanisme)和目的论(le finalisme)之间徘徊—分别对应类似被强力推动的原子的行动体(agent)²⁰和知情同意的计算主体—最终指向“缺乏自律的原子”(un atome sans autonomie)，暴露出与整体主义(holisme)对称且可相互替代的逻辑陷阱(Bourdieu，2017：240、252)。另一方面，他通过重新解读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之灵”(l’esprit du don)，指出宏观的结构主义和微观的主体经验并非相互对立，而是能够相互整合。

显然，旨在超越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微观互动和宏观结构两对矛盾的“惯习”概念十分接近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的理论努力，后者提出了“镶嵌”概念和社会网络的分析框架，同样旨在突破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以及“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这两个看似矛盾、实则同质的二元论。然而，在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天平两端，深受涂尔干学派影响的布迪厄选择向后者倾斜，强调关注行动策略的可能性空间形成的条件，并否定韦伯、怀特和格兰诺维特等人对经济策略的互动主义描述(Bourdieu，2001: 318)。其中，布迪厄对格兰诺维特的批评尤为激烈，他认为强调激发信任和减少欺骗的“社会网络”根本没有超越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论，而是依然拘泥于功利主义视角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互动论，忽视了场域的结构性限制及其背后客观的权力关系(Bourdieu, 2001, 2017)。

与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相对，布迪厄(Bourdieu，2001: 317-318、322)在捍卫结构主义的同时也勾勒出了没有意识的(inconscient)行动者，这似乎是对个体理论中目的理性的过度反应。²¹他将由惯习引发的行动或者预测表现出的理性称为“合理的”(raisonnable)而非“理性的”(rationnel)。因此，“实践”(la pratique)只是在执行“应该做的事情”(ce qu’il faut faire)或是“唯一要的事情”(la seule chose à faire)(Bourdieu，2017: 96)，所谓的“策略”(les stratégies)只是无伤大局的急中生智而非深谋远虑，因而“经常被整合到复杂的再生产策略系统中”(Bourdieu，2001: 35)。但是，布迪厄强调的“社会结构”不是整体和抽象的，而是关系的和历史的。因此，惯习是社会行动体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性(Bourdieu，2001: 323)，所以在不同的历史纵深和社会空间的交叠之处，可以发现形形色色的惯习，其中“经济惯习”(l’habitus économique)便是惯习的一种形态。

虽然早在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志中，布迪厄就已经发现了计算行为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但是为了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概念，他一直关注文学、艺术场域等“颠倒的经济世界”(les mondes économiques à l’envers)(Duval et Garcia-Parpet，2012)。这些场域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们对应的惯习却类似于前资本主义礼物经济中的“无私的利益”(l’intérêt au désintéressement)，即不以经济利益(尤其是最大化货币利润)为目标，甚至批判和否认经济资本，而追求声望和荣誉等象征资本的集体倾向。的确，文化或象征货物(les biens symboliques)的经济有悖于经济学的假设，但是布迪厄险些把“经济货物”(les biens économiques)拱手让给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个体住房市场调查中，他最终直面以经济利益为行动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企图彻底挑战经济学的市场模型。基于上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他重新审视现代社会中的“计算理性”：一方面，受限于人类的精神属性，它始终是局限的(bounded)和不可想象的(impensable)；另一方面，“计算理性”具有历史条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强加的结果，是一种集体的“利益幻象”(illusio)(Bourdieu, 2001, 2017)。²²

因此，即使经济行动体认为自己在精心计算(Bourdieu，2017: 95、257)，经济惯习也依然不是“计算意识”(la conscience calculatrice)。不过在惯例经济学的视角下，这既是现代市场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结果，也是布迪厄将经济惯习高度概念化的产物。虽然布迪厄不断靠近真实市场并成功批判荒谬的“市场”概念，但没有“意识”的经济惯习作为对抗“经济人”概念的工具，仍然局限于一种结构主义(即使区别于整体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因此“经济惯习”和“经济人”并不对立，反而相互对称，共同反映着他律的、非反身性的理性。

(二) 先验的商品价值：被还原的“经济”场域

经济惯习的出现以及它在众多场域中的蔓延，标志着一个分化和自主的游戏空间—经济场域—形成了。其中，货币和其他能够被还原为货币的财富是游戏的目的。但是此时布迪厄与怀特统一了战线，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指出在经济学向往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并不存在“竞争”：在市场(一个价格形成的抽象机制)中，竞争者基于完全公开的信息展开行动，毫无冲突和摩擦便即刻实现势力均衡。因此，布迪厄(Bourdieu，2017: 193)直接以“经济场域”代替经济学的“市场”，主张从竞争者(生产者或公司)的视角把握真实的市场竞争，强调市场是竞争者争夺交换机会的场所，并重点关注他们的权力关系。

通过引入怀特(White，1981)关于市场利基(niche)的分析，²³布迪厄指出了市场内部的结构分化和权力关系：竞争者被不平等地赋予不同形式的有效资本，即金融、文化、法律、组织、商业、社会和象征等资本的总量和结构，²⁴以及那些对它们的承认、信任和误识，这些资本构成了市场权力，²⁵在可供行动体利用的同时又反过来限制了他们可以诉诸的策略数量(Bourdieu，2001；Duval，2017)，而那些拥有大量资本并且能使之发挥效力的统治者往往是经济场域的主要利润获得者(Bourdieu，2017: 182)。因此，由资本分配结构决定的惯习及策略(“合理的预测”而非“理性的预测”)构成了经济场域的“内在倾向”(tendances immanentes)(Bourdieu, 2001, 2017)，这些“内在倾向”或“任其自由处理的机制”(mécanismes，laissés à eux-mêmes)再生产了利润分配的结构(Bourdieu，2017: 187、189)，优先促发了经济场域中统治者的预见能力和计算能力。²⁶

如果说由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质疑的资本和惯习等概念折射出来的社会决定论色彩是布迪厄学术史里永恒的争论焦点，²⁷那么经济场域中商品价值的社会还原论问题在他们眼中则清晰得多。虽然布迪厄强调生产者的视角并以此勾勒经济场域，但与其说竞争者在创造市场利基，不如说是在“争夺交易机会”，这些机会或利基是先验的结构性存在，而非存在于交易过程中的结果。因此，经济场域中的社会行动体不是有目的地寻找区隔，而是不论他们愿意与否，都已经在客观上被区隔了，他们所处的区隔“位置”(position)及其“表征”(représentation)参与生产了区隔实践(Bourdieu，2017: 194-195)，所以市场不是消费者与价格的协调关系，而是看似具有目的理性的生产者的区隔实践。

由于利基结构对应的是商品结构，商品结构对应的是消费者的品味结构，布迪厄的经济场域在某种程度上是消费场域的翻版而非生产者的斗争场域，正如他所言，“只有在产品技术和形式的客观特征与对产品的感知和欣赏之结构化审美和伦理惯习模式的关系中，产品的属性才能完全确定，这便是生产者所必须依赖的‘真实’需求”(Bourdieu，2001: 41)。不仅如此，作为生产者策略的广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顺应了预先存在的品味和倾向，由此，生产者能够利用这些倾向，打着为消费者服务的幌子使之受制于他们的期望和要求，而非努力改造现有偏好和品味，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其他商品上(Bourdieu，2001: 43-44)。简言之，“著名的供求关系其实就是差异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同源关系”。同样，与生产者空间相对，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市场利基或者商品结构，而非商品本身(Bourdieu，2017: 176、214-215)。由此可知，商品世界被还原为消费者的社会空间，商品本身的价值对布迪厄来说无关紧要，更别说经济学的专门问题—价格。²⁸对经济场域中商品价值和价格等经济现象的忽视，与没有作品的文学场域(Lahire，2001)是一致的，商品和作品都是预先编码的物品，其价值在流通和交易之前便已确定，因此“某某场域”只是行动者解码或者理解先验的特定结构、对号入座并展开区隔实践的社会空间。

综上所述，经济场域意味着对市场概念的双重取代：以具有经济惯习(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的行动体取代“经济人”，以经济场域代替完美的纯粹市场(一种价格形成机制)(Bourdieu，2017: 162-163)。通过重新定义经济行动的理性和把握经济交换中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布迪厄的确比经济学向真实的市场迈进了一步；但另一方面，他把市场还原为先验的社会结构，消解了如商品定价和市场创新等市场(无论是在经济学语境下还是在具体的经验层面上)独特现象。不仅如此，布迪厄还直接无视了他意欲深入的“市场地方”，也就是那些切实可感的技术装置。因此，经济场域在贴近“市场地方”的同时也背离了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替代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概念的抽象方案。对于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来说，布迪厄在批判再生产问题的同时也塑造和捍卫了它。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批判了具有社会还原论和决定论倾向的“去市场化”方案，转换市场研究的视角，从变动不居的商品世界入手，在思考商品价值问题的同时，叩问经济行动及其所处的社会—技术世界。

二、经济的“再市场化”：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的走向 (一) 商品世界的不确定性

有关商品价值的研究其实并不新鲜，相对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人类学家阿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1986年汇编的文集《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其中，阿帕杜莱和伊戈尔·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的两篇文章影响力最大，他们提出的“物的社会生命”“物的文化传记”和“价值政体”(regimes of value)等概念被竞相引用，也为惯例经济学和转译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助推剂。两者在学术旨趣上都指向商品价值，但是亦存在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卡隆更加接近科普托夫的思路，关注商品的评价过程，即商品的文化“历程”(carrière)或“传记”(biographie)；而博尔坦斯基则更加接近阿帕杜莱的思路，关注商品的价值结构以及围绕它展开的政治斗争。尽管如此，二者并非简单地回归商品人类学，而是对长期以来备受忽视的价格问题展开深度讨论。其中，他们分别强调了市场地方对经济行动的影响以及商品世界与社会结构的相对独立性，这些论点旨在揭开资本主义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随之而来的协调、竞争等工作，它们既是对布迪厄“去市场化”模型的系统性批判，也是对受限于布迪厄的商品人类学的发展。

1. 贯穿交易始终的价值问题

商品(commodities)不是某个或某类物品(objects)的天然属性或内在特征，而是物(things)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和社会环境被赋予的文化标记或者社会生命(Appadurai，1986; Kopytoff，1986)。换言之，商品是一种社会文化条件，指涉的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流通或交换的条件。然而，关于商品的定义却存在争论，阿帕杜莱认为凡是用于交换(exchange)的物都是商品，这个定义完全消解了商品交换和礼物交换的区别，²⁹同时也否定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相对狭隘的商品定义，即商品存在于非个人市场中，具有和货币相关的交换价值；而科普托夫则赞成非个人市场的产生条件—以即时交易而非社会关系为目的—并指出货币不是必要条件。孰是孰非难以定论，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他们存在共通之处，即认为交换创造价值(value)，而且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以价格作为核心价值的物无论在广义还是狭义上都符合商品的定义。然而，物的价值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仍然是不确定的。布迪厄忽视商品价值或将其简单还原为社会空间的做法，恰恰反映了他对商品交换过程的忽视，这也是注重政治经济学的阿帕杜莱时常用布迪厄的“品味”来描述现代复杂社会的原因。³⁰

交换不仅创造价值，而且价值持续依赖交换过程。卡隆(Callon，2017: 51-52、63)认为，一个物从产品(produit)到商品(marchandise)的身份转变贯穿在设计、生产和商业化的全过程之中，而与之同时发生的是供方和需方的相遇以及彼此关系的建立。这个观点不仅批判了经济学经典的市场模型以及后来的优化模型对交换关系建立和商品价值形成等问题的忽视，³¹同时也指出布迪厄的经济场域概念与经济学面临着相同困境。在交换过程中，物是未完成且始终待完成的商品，以货物(biens)的身份流通在不同交易者的双手和物质装置之间。同时，它们在流通和交换中不断被赋予一些临时的品质(qualités)或属性(propriétés)，进而合法化商品的整体价值(valeur)并应对与之相关的质疑和批判。交换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彼此关联，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质化与再质化[(re-)qualification]工作(Callon，Méadel et Rabeharisoa，2000)。

因此，卡隆(Callon，2017: 51)以“货物—过程”(biens-processus)模型取代了经济学家的“货物—平台”(biens-plateformes)模型，以强调供需双方围绕建立商品价值而展开交易和竞争的过程，并归纳出了五个与商品评价(valorisation)相关的过程：商业钝化[passiva(c)tion marchand]、货物的质化、供需相遇的组织³²、需方对货物的情感依恋(attachement)和货物的定价。其中，后四个过程大致可以根据字面意思来理解，而第一个过程实际上呼应了阿帕杜莱提出的“商品化”，即物脱离原来的社会和技术网络成为一个可以自由流通且用于交换的物品(objet)；与之对应的过程是“去商品化”，即物被一个新的社会和技术网络接纳而在其中以某种可控的规程运作，通常称为“使用”(usages)(Callon，2015)。这个模型不仅发现和整合了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同时存在的商品和非商品的交换，还细致入微地考察了物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流通和评价过程。然而，这种实用主义路径停留在微观的描述层面，即使指出了商品价值不能简单还原为社会空间的先验编码，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补充了经济场域概念中交换过程的缺场，而未能指出布迪厄再生产问题的关键，即商品价值结构的不确定性。

2. 价格结构的不确定性

卡隆的过程论完全悬置了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基于民族志方法考察市场主体对于商品价值的理解与评价，这虽然揭示了商品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完全偏离了“宏大叙事”(grands récits)而陷入了一种相对于社会决定论(déterminisme social)而言的地方决定论(déterminisme local)(Boltanski，2017)，进而无法思考商品世界的结构性变迁。对此，博尔坦斯基通过叩问形形色色、变动不居的价格来把握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结构及其不稳定性。

在资本主义市场，价格是打开商品世界之门的一把钥匙，是锚定一件或者某类商品在商品世界之位置的重要线索，然而长久以来，社会学界几乎在价格问题上集体失语。虽然价格是经济学的关键概念，但是它的形成和确定过程常常在市场概念中消解，³³显然，对于崇尚建构主义的社会学来说，这本应是绝佳的研究议题，最终却被市场营销学抢占先机。³⁴不仅如此，近来开始关注定价问题的社会建构主义还面临着还原主义的风险：定价被视为镶嵌在规制政策(les régulations)、支配关系、文化和社会网络等约束中的集体过程，因此价格只是货物价值的因变量，可以被还原为一系列社会安排。³⁵对此，实用主义社会学的践行者卡隆强调对定价过程的民族志观察，指出价格不是简单的社会镜像，而是暂时的自变量(参照系)通过特定的定价方程不断参与嵌套的价格运算。³⁶不过，如前文指出的，这种路径把整个商品化过程彻底情境化，却没能解释在交易支付的那一刻某类商品内部或它与其他类别商品之间存在可替代性的普遍事实，也无法解释它可能触发的商品世界的结构性变迁。与之相对，博尔坦斯基没有完全放弃对于定价的建构主义思考，而是利用建构主义的前提假设(同时也是普遍事实)，以相反的思路转向对商品世界的结构性分析，亦即某件或者某类商品的价格是一种社会事实，可以反映它(们)在整个商品世界中的等级位置，但这个社会事实是临时的，常常遭到某种价值的批判和颠覆。³⁷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技术的发展导致物的世界高度商品化，价格几乎成为商品唯一的公共“评价系统”(valuating system)，倾向于把所有商品同质化并放在一个可以完全互换的平面上；另一方面，由于集体文化或公共文化屈从于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从而不再对商品的交换领域提供明确的安排或指导，以分类和区别为本质的文化分解为异质的个体或社会群体的价值系统，这些评价系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内抵抗商品同质化的残存力量。因此，现代市场呈现出双重评价系统(Kopytoff，1986)：高度同质化的价格系统和高度异质化的价值系统，后者也被阿帕杜莱称为“价值政体”。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的基本特征，价格是商品与货币进行交换的前提条件，是每件商品的社会和文化生命的临时终点，也意味着交换过程中所有冲突和矛盾的临时终结。因此，缔结交易时的价格是“真实”的(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 145)。另一方面，作为货币形式的通用度量(métrique commune)，价格是反映每件(种)商品在整个商品结构中的位置的符号(signe)(Bessy，2019；Boltanski，2017)，虽然每件商品在交易的终点都拥有自己的价格，但是单独看待这个价格是毫无意义的，必须把它放在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里才具有意义。

可以说，价格是商品价值在交换时的“真实”表现，但是这个价值只是当时的实然而非永久或稳定的应然。价格的“当时性”(caractère circonstanciel)意味着商品世界在双重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商品价值—在交易的那一刻表现为商品价格在整体价格结构中的位置—不能简单还原为对应社会空间中的品味。由于布迪厄的经济场域概念过分注重从需求方的角度看待文化货物的区分功能，他们的“不可或缺之需要”(manques)完全被还原为声誉和社会区隔等单一维度，因此供应方只是在需求结构中对号入座，几乎不存在努力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以提升竞争力的迹象(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71、126)。就此而言，作为语言符号的价格只是预先编码的社会区隔的象征(symbole)，但是一件或者一类商品在商品世界中的相对价格是异动的，独立且不能简单还原为社会空间，因此应该从物的角度而非人的角度出发研究商品结构的变迁与资本主义的转型(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102)。

另一方面，即使赋予铭刻在货币化标尺上的价格符号一个具体的物，它也不能代表后者的内在属性，而仅仅与当时的“事件”(événement)或“考验”(épreuve)有关。因此，只有当所有的物及其交换环境完全相似、某种物被某个供应方完全垄断，或某种物的价格已经完全被合法化(如国家管控)的时候，物的价格才会无可非议或不得争议，否则物的价格总是容易遭到质疑，而且每个参与商品交换的人都或多或少拥有批判(critique)和辩护(justification)的能力(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137)。由此可知，博尔坦斯基的观点符合科普托夫的早期洞见，即在复杂社会中，公共或社会关于交换领域的评价系统已经碎片化为异质的个体或社会群体的评价系统，³⁸是反对普遍商品化的残余力量，而在商品世界内部，它们则是挑战或改变商品价值(价格)结构的威胁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卡隆在微观交换过程中探索和挖掘的地方质化和定价框架也属于这种威胁力量，它们在价格形成和商品交付之前就广泛存在，并在交易缔结的当下与后续仍然存在且持续发挥效力。在博尔坦斯基的术语中，科普托夫的“评价系统”和阿帕杜莱的“价值政体”都与“评价形式”(forme de mise en valeur)相对应，而卡隆关注的“品质”则被称作“价值”，它勾联特定的评价形式，³⁹是用于批判或者辩护物的价格装置(dispositif)(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13、138-139)。关于价格结构的批判能力(反身性)意味着一种与“惯习”截然不同的主体形态，这也是惯例经济学打算与布迪厄决裂的关键所在。

(二) 商品世界中的反思主体

前文已经提到，对于惯例经济学而言，以“惯习/场域”为核心概念的再生产逻辑与以“(理性)个体/(竞争)市场”为核心概念的协调(coordination)逻辑是一致的，亦即行动者是非反身性或无意识的，表现为个体的行为图式与集体秩序的高度契合(Favereau，2001)。在主流经济学中，“计算”(calcul)是统一的、非反身性的行动，这一特征体现为自然化的货物价值，即市场货物的清单在交换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被所有行动者熟知(Eymard-Duvernay，2013)；在布迪厄的经济场域中，为了区别于统一的计算概念，用来反对经济学工具理性的惯习强调理性的情境性，同时也揭示了理性的历史性和多样性。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惯习，计算理性并非人的本质能力，而是一种历史产物，并且在不同的行动者之间分布不均(Bourdieu，2017：50-51、162-163)。然而，布迪厄虽然承认计算理性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但是并不承认它是已完成的历史成果，也就是说，这种经济惯习绝不可能是带有目的或富有意识的计算能力。如果说布迪厄的经济惯习避开了经济学的整体主义和目的论，那么它与后者仍然有着相同的预设，即认为行动者无法意识到商品世界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因此，“惯习”和“理性”位于非反身行动的连续谱上，它们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完美地契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以及他们在供需关系上的协调。对此，惯例经济学指出，布迪厄对计算理性的历史主义解读不够历史，与经济学一样忽视了市场普遍存在的商品世界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再生产和协调的“失败”(échecs)，所以相关学者主张从不确定性和失败等现象出发，打捞反身性的主体(Favereau，2001)。

1. 评价主体的可能性

奥利维尔·法费劳(Favereau，2001)认为，“个人”(personne)的反身性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它不能被社会化完全同化或消解：一方面，惯习不能完全融入“身体”(corps)；另一方面，身体也不足以完全接纳“他者”(autrui)。因此，惯习对行动者而言是脆弱的，常常难以抵抗行动者对自我的审视和批判，即使行动者在实践层面上符合某个社会群体的集体偏好而表现出一种“共同理解”(compréhension commune)，他(她)也不一定完全接受这种惯习。在此基础之上，严厉批判布迪厄的法费劳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否定那些社会或他者“借给”(prêter)个人的理性类型，转而关注协调和再生产的失败问题。针对这种关于反身性的本质化思考，本文并不打算对它展开追根溯源的哲学探讨，而是强调反身性的可能性，⁴⁰再生产和协调的失败现象即为其证据。法费劳对本质化的反身性的高度强调显然是与布迪厄在概念上的学术竞争。在经验研究中，学者们对批判能力的规范性论断更加谨慎。例如，在关于法国资本主义转型的研究中，博尔坦斯基等人(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499)指出批判能力的多重来源：反身性源自行动者的个人经验，但并不等同于经验，它是对经验本身的“调查”(enquête)，而调查经验需要调查工具，即诉诸预先存在的图式和模型，它既可能来自以往的生活经验，也可能来自更加正式的学习。在此，博尔坦斯基没有预设存在于身体之中用以抵抗社会化和他者影响的批判能力，虽然他没有给出清晰且系统的整理，却指出了反身性的来源可以是纯粹个人的，也可以是纯粹他者的。无论如何，这些调查工具聚集在个人的认知系统中，指导他(她)制定行动策略。

批判能力不仅存在诸多不同的来源，还具有不同的程度或者境界。艾马德—杜威内(Eymard-Duvernay，2013)总结出三个层次的反身性，投射在商品世界中分别是布迪厄的非反身性的品味、处在相同评价形式中对商品品质(qualités)的评估(évaluation)以及对不同评价形式的判断(jugement)。其中，与评估不同，判断所引用的不同评价形式之间往往是不可比较的(incommensurable)，因此不能形成一个鲜明的等级序列。在此情况下，位于不同评价形式中的商品价值也无法比较，“判断行动”的结果只能是选择或者重新组建一个评价形式，即在满足“共同福祉”(bien commun)的基础上评估商品品质，评估结果就是对其在某个既定的评价形式中的比较和排列的集体确认，这既包括对好与坏的质化评估，也包括判断大小多少的量化评估，后者往往涉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品味、评估和判断构成了反思能力的发展序列。然而，卡隆(Callon，2017: 168-170)拒绝将评价能力划分为若干种类型，他通过引鉴人类学家简·盖耶尔(Jane Guyer)对非洲经济中的商品评价系统的研究指出，质化的判断和量化的计算在商品评价过程中是连续统一的，商品世界的形成必须经历三个过程，即命名和分类、质化和分级、量化和排序，逐次完成的评价过程最终建构了一个不同商品之间相互比较和交换的世界(Callon et Muniesa，2003)。因此，卡隆用“质/量评定”(qualcul)概念整合上述所有的评价能力。对此，本文承认商品世界的形成依赖多重反身性的行动，但是用一般化的质/量评定能力去描述具体情境中的评价行动，无法突出那些能够挑战商品世界的判断能力在经验和学理上的重要性，它们直接挑战了布迪厄笔下倾向于再生产的经济场域。⁴¹

2. 评价能力与市场装置

前文提到，在批判社会学的“再生产”和经济学的“协调”概念的同时，惯例经济学强调个人内在的反身性和商品世界的不确定性，但是也谨慎地指出调查工具对形塑评价能力的重要性。这些调查工具不是先赋的资本，而是后天习得的评价形式的具身体现，它们流散在个人经验内外，随时可能发挥效力。博尔坦斯基的术语其实对应了转译社会学的重要概念“装置”，只是后者更加强调调查工具的物质性，即强调非人装置的客观存在及其对人类的能动性影响。转译社会学颠覆了社会学对社会的本体论，将它扩展为更加复杂的社会—技术世界，这种本体论的创新直接推动了经济社会学深入市场，把握市场中的“市场地方”。

早期，为了超越反功利主义的人类学⁴²与工具理性的经济学之间的对称性，转译社会学围绕着资本主义市场中的计算理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指出计算并不只发生在人类的大脑中，还发生在簿记、计算器和电脑等非人类工具上。换言之，人类的计算能力依赖计算工具，甚至只能由它们发动(Munisea，Millo and Callon, 2007)。因此，相对独立于人类认知的物质装置具有重要意义，⁴³计算能力分布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⁴⁴无论是作为狭义的交换场所，还是作为广义的贯穿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物质场所，市场地方是商品交换中物质装置的关键部分，通过“展演”(performer)经济学的知识形塑或“规训”(discipliner)行动者的计算能力，实现更加高效的商品交易。⁴⁵这种展演性似乎接近上文提到的布迪厄关于经济惯习之历史性的论述，他特别强调了科学知识的“理论效力”(effet de théorie)，即对构建社会世界的特殊贡献(Bourdieu，1984)。但是本文认为，转译社会学与布迪厄不成系统的论述存在两个区别：一方面，计算理性等评定能力是有意识的，而非无意识的、非反身性的；另一方面，计算理性是可完成的，即可以通过精密复杂的物质装置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计算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卡隆等人的观点是对具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经济惯习的补充，揭示了经济学的商品世界实现良好运转所需的社会—技术条件，并未一味拒斥经济学的知识及其描述的世界。

无论如何，这种计算能力仅处于上文提到的评价能力的第二层面，即在特定的评价形式下寻找合适的市场利基以获取更多利润，或是货比三家购买更加划算的商品。或许是受到惯例经济学的影响，转译社会学扩展了对装置的理解，认为它不仅与亟待生产和分配的商品的具体品质有关，还涉及商品的整体价值(Callon et Muniesa，2003)。因此，卡隆(Callon，2017: 164)在强调物质性和技术性的基础上，阐释了装置在更大范围里对认知能力的影响：装置不仅不断生成和提供用于评估的计算程式，还帮助人类行动者生成评价形式和做出判断，最终融入他们的认知图式之中。⁴⁶由此可知，市场等装置是人类行动者的“社会—认知假体”(prothèses socio-cognitive)，能够改变他们的反身性并促成评价行动，进而调整商品的生产策略和消费策略，甚至改变整个评价形式及其对应的价格结构(Callon，2017: 156)。

然而，更关注价值问题的惯例经济学质疑装置本身的“使能性”(agency)，而强调人类“话语”(discours)的重要性，认为镌刻着特定商品评价形式的装置必须通过话语才能被调用而影响人类行动(Dodier et Barbot，2016)。在评估层面的经济行动上，话语的重要性可能并不明显，行动者可以通过一次程序运算或者目光扫视来评估商品的市场价格，无需诉诸争论便可展开商品贸易，他们没有逾越共享的认知图式；不过，一旦涉及判断层面的经济行动，话语或可被理解的语言(langage)就显得至关重要(Eymard-Duvernay，2013)，因为只有诉诸话语展开争论、沟通和理解，持有不同评价形式的行动者们才能就商品在整个商品世界中的价格达成一致判断。不过，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展演或者表述某种评价形式的话语常常需要物质媒介才能得以传播，因此装置和话语一般密不可分，这就是惯例经济学和转译社会学尝试相互区别但实际上相互趋近的原因。实际上，转译社会学从未给出一个完整和权威的“装置”定义，通过整合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安托万·亨尼翁(Antoine Hennion)和卡隆等转译社会学代表人物提到的各种版本的装置，让—萨缪尔·贝斯卡特和阿什文·佩尔巴耶(Beuscart et Peerbaye，2006)认为“装置”是非人类和人类的社会技术配置(assemblages)，这些配置在指示镌刻于物质材料上的行动方案或脚本的同时，还使它们发挥出改变行动者的认知图式及行动轨迹的能力；另一方面，即使惯例经济学高度强调话语的力量甚至把需要用话语表述的价值视作“装置”(区别于转译社会学的定义)，博尔坦斯基等人(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143)也指出，批判商品价格结构的经济行动需要依赖“技术物”(artifice)来自然地锚定索引的价值。因此，市场装置既是物质的也是语言的，既参与形塑计算(评估)能力，也参与修改判断能力。即便如此，仍然应该区别对待话语和装置，前者指的是内化于行动者身体的语言能力，而后者是相对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的物质假体。

通过强调市场的物质性，转译社会学和惯例经济学重拾经济学和社会学长期忽视的“市场地方”，⁴⁷强调物质装置对评价行动的使能性超越了布迪厄人类中心主义和社会还原论的经济场域。一方面，在本体论层面，装置独立存在于人类主体之外，不可等同于人类的大脑和其他器官，也不可等同于内化在认知图式中的社会文化框架或者制度(Callon, 1998, 2017)。另一方面，在认识论层面，物质装置不能简单还原为布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相反，由于铭刻着用于形塑批判或生成辩护的“游戏规则”或评价形式，装置在限制行动的同时也可以使行动得以施展(Chiapello and Gilbert, 2013)。因此，装置具有两个层面的不可还原性：首先，装置不一定是行动者的技术资本，它可以超越所有权的范畴，例如商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等中介平台，宣传自己的商品定位或发起对原有评价形式的挑战，而消费者也可以基于自己曾经逛过的某个商店的陈列布置，评估和判断他(她)当前所购商品的价格；其次，由于关联着不同的评价形式，不同的装置不能纳入一个可以比较的资本世界，例如某辆二手车既可能根据以收藏价值为中心的评价形式而被赋予高价，也可能根据以使用为核心价值的评价形式被赋予低价，这两种评价形式在本质上并无等级之分，不能等同于高等教育学历和初级教育学历的区别。因此，由于存在无数可资利用的，相互之间不可比较、不可还原为社会空间的物质—话语装置，商品世界的再生产并不稳固，而是充满价值斗争。

(三) 价值斗争与资本主义的转型

上文着重介绍和分析了惯例经济学和转译社会学等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对布迪厄的反思和批判，通过强调行动者的评估和判断等评价能力以及市场地方中物质—话语装置的不可还原性，揭示了商品世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表现为临时的价格结构)的不稳定性及再生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经验证据就是层出不穷的市场创新，甚至是更加宏观的资本主义转型。小到沿街摊贩与游客的讨价还价，大到某品牌推出1亿像素的智能手机，市场创新其实无处不在。卡隆的微观过程论揭示的价值问题正是对此生动的展示，不过，一旦涉及整个商品世界的变迁，转译社会学似乎捉襟见肘，无法解释原本作为反主流文化消遣工具的苹果电脑如何撬动IT市场而开启个人电脑的互联时代等现实问题。对此，贯穿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惯例经济学给出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基于前文提到的“反身性”“价值”和“话语—装置”等概念，本节专注于惯例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勾勒解析资本主义转型的法式思维。

前文提到，“价值”(valeur)在博尔坦斯基的术语中是用来批判或者辩护商品价格(即物在相对价格结构中的位置)的装置。结合前面关于装置的分析可知，“价值”是采用和展演某些评价形式(它往往由某个物质装置承载或者充当中介)的正当理由或合法依据。因此，以特定价值批判某个或者某类商品的价格不仅意味着对该商品所处的价格结构的质疑，还意味着存在不同评价形式之间的碰撞以及当时的商品价格凭借的评价形式被颠覆的可能性。商品世界中的价值斗争逻辑由此浮现：根据自己或熟悉的价值，行动者调用相应的评价形式来判断某件或某类商品的价格，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在脑海中形成一套规范性或应然的“商品结构”(une structure de la marchandise)，商品在这个结构中具有对应的“准价格”(méta-prix)，这些准价格被用来比较、批判或维护当时的真实价格(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130-132)。一旦批判成功，就意味着以原来的评价形式展开的商品交易的失败，这个评价形式可能会被新的评价形式替代，进而重构商品世界。因此，资本主义的“创新”(innovation)或者价格结构的转型需要两个关键因素：首先，具备能用于批判的价值，它必须勾联其他的评价形式，即区别于当时的商品价格结构对应的评价形式；其次，这个价值所构成的评价形式需要代表某种共同福祉并成功实现对既有评价形式的颠覆、取代或重构，实现商品贸易的协调。

价值指向物本身，并且通过“分析的”(analytique)和“叙述的”(narrative)语言表现自身(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155、168)。在分析语言中，价值指向物的不同属性，这些属性是可测量和可编码的，呈现为客观的、详尽的、容易远程传播且可以避免失真的信息，如住房的地段、尺寸和配备等，它们构成一定的等级序列(但不一定完全量化，也可以是某种简单的分类和排列)并拥有相应的准价格。而在叙述语言中，价值指向物所处的事件或情境，或者与之相关的人物(如公共人物或名人，他们往往是已经逝世或难以企及的)，它们不能形成严格的等级序列，但是对应的准价格却可以与其他商品的准价格相互比较。调用一种新的价值往往意味着采用一种新的评价形式。针对特定的商品，每个行动者具备的评价形式或多或少是异质的，但是在这些异质的评价形式上必定存在由个人所属的群体或网络共享的评价形式，否则人们将永远无法就一个商品的价格达成一致的意见，而且这些评价形式往往相互依赖，可以被相互理解。⁴⁸总而言之，价值斗争就是持有不同价值的行动者依据特定的评价形式，针对特定商品的准价格来批判既定价格或其他行动者给出的准价格。其中，一种相对极端的价值斗争涉及商品化和去商品化。例如，判断一个器官是否为礼物或一颗元谋人的牙齿是否为垃圾，无论其结果是积极还是消极，它们的准价格都是“无价”的，换句话说，人们拒绝把器官和牙齿视为具有价格的可以交换的商品。

然而，如果不同的评价形式之间存在不可比较性，即使它们可以相互理解，参与斗争的行动者也将永远局限在自己的孤岛，那么价值斗争该如何结尾？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前文提到的“话语”中寻找答案：在价值斗争的结尾，如果要实现或稳定商品交易，关于评价形式的话语必须统一，即对特定商品所处的商品世界(物及其价格的等级结构)形成共同理解和集体认同(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195)。为了达成这种共识，行动者需要开展说服(conviction)行动，即通过话语调用指向特定商品的价值，并且将这个(些)价值转译(traduire)成与特定集体相关的利益(Callon，1998；Latour，2006)。也就是说，价值以及承载它的物质装置不仅可以成为某个行动者用来批判商品结构的索引，还可以用于修改商品交易当事人在特定商品中的利益，并且重组原先由物将当事人连接在一起的社会关系。例如，某人因为生意失败准备卖掉自己的一个城堡，然而由于高昂的遗产税和修缮费用，城堡无人问津或买家出价过低，为此，此人搜寻和宣传与这个城堡有关的各种价值，如城堡的建筑风格、某位名人的卧榻事迹、与某旅游区毗邻的地理位置等，从而说服众多潜在交易对象以他的评价形式所标定的准价格购买。当然，买家也会提出各自的价值予以批判。交易一旦完成，即意味着交易双方共同承认一个评价形式，由此体现出他们对于该商品的共同福祉，同时标定这个城堡在他们价格结构中的位置。

根据所关联的评价形式的系统程度，价值斗争发生在不同的商业局面中，从与有机水果摊贩的讨价还价，到智能手机产业内的市场竞争，再到对人寿保险行业的道德批判，进而到对整个数字经济的抗议抵制，从微观的话语批判上升到宏观的商品世界变迁的可能逻辑由此浮现。关于某类商品甚至整个评价形式的批判往往将更多的集体和组织卷入其中，从而形成一个超越个人经验的“宏大叙事”或者“垂悬叙事”(récit surplombant)。这种叙事可以是科学、环境和生命道德，它看似没有具体主体，但必须依赖特定的叙事主体，通过不断调用和转译话语，将他们认为重要的价值整体化(totalisation)，并提出一个符合言说对象共同福祉的商品世界愿景，邀请不同叙事主体一起参与价值斗争，批判当前的价格结构，进而推动商品世界的转型(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501)。宏大叙事的可能性和多样性依赖特定的政治环境，它允许人们通过不断的互动和言说反思并批判当前的商品世界。例如，在当代法国社会，产业转移和信息化导致国内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文科劳动力剩余尤甚)，同时，批量生产导致空前的商品过剩和浪费，以标准形式和流行形式为主要评价形式的经济模式饱受批判。为此，国家联合资本家通过挖掘奢侈品、高档品、艺术、建筑遗产等商品的价值，转向以收藏形式和金融形式为主的经济模式，从而吸收过剩的文科劳动力，营造地方产业经济和塑造法国民族品牌，打造看似符合共同福祉的丰裕经济(l’économie de l’enrichissement)，⁴⁹实现资本主义的转型。

三、重访布迪厄？“再市场化”背后的权力问题

通过强调商品世界中行动者的反身性和不可还原的物质—话语装置的使能性，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深入“市场地方”，不断叩问资本主义市场中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揭示了商品世界之于社会结构的相对独立性和不确定性，以此批判了布迪厄去市场化的经济场域概念，它以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反身性经济惯习和资本为基本概念，呈现出一个可还原为品味结构和倾向于再生产的商品世界。⁵⁰可以说，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借助商品价值/价格的不确定性迈向了一个“再市场化”的研究道路，在反思和批判布迪厄理论的基础之上，以商品世界的价值斗争为视角，揭示了商品世界变迁的社会—技术条件和逻辑。

以转译社会学和惯例经济学为代表的法国当代社会学提出的“再市场化”研究方案试图勾勒由围绕商品世界而行动(竞争或协调)的异质行动者(包含生产者、中间人、消费者、制度机构和技术装置)所组成的社会—技术网络，与以社会结构为中心视角的“去市场化”的研究方案并不相同，后者由消费者的社会空间(即品味结构)推论生产者的社会空间，进而推论市场利基的结构(即商品世界)。如果把商品世界与社会结构看成经济世界的一体两面，不难发现它们其实相互补充，一种深入“市场地方”以理解商品世界的运作和变迁规律，另一种则关注复杂多变的商品世界背后的社会结构或权力关系。事实上，卡隆和博尔坦斯基在各自的最新著作中都相当默契地意识到评价能力不平等或不对称的问题，这个反思似乎把我们的视野带回到布迪厄的经济场域中。这也是克里斯蒂安·贝西(Bessy，2019)认为转译社会学和惯例经济学在靠近布迪厄的批判社会学的原因。他认为，定义和传播评价形式(游戏规则或者惯例)的权力与布迪厄的象征权力(pouvoir symbolique)概念一样，揭示了商品世界中极具反身性的统治者(尤其是资本家)在不同的评价形式之间游走，不断发起更迭的价值斗争，进而提高产品或商品的相对价格，在推动资本主义转型的同时挣得更多利润的市场图景。但是，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向布迪厄的“靠近”究竟是一种回溯还是一种延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同时回顾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近年来关于权力关系的思考以及备受忽视的布迪厄关于斗争场域的讨论。前文虽然分析了价值斗争形式和评价形式的转型，但仍倾向于以惯例经济学传统的“协调”(coordination)逻辑来思考商品交易中行动者的关系，没有深入探讨他们之间的“竞争”(concurrence)，例如权力关系。的确，在说服与被说服之间，不同评价形式的竞争和协调是辩证统一的(Callon et Munisea，2003)，而且对于或多或少具有反身性的行动者而言，他者的评价形式或价值装置既是对自身行动的约束和阻碍，也是增强自身评价能力的资源。简而言之，在价值斗争中，行动者既是自律的也是他律的，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难以分辨。但是问题在于，不同行动者的评价能力并不均衡对称(Callon，2017: 156；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497)。

因此，对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来说，权力关系并非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而是具有塑造意识形态(在商品世界中即为评价形式)能力的行动者所掌握的意识形态(此处为复数形式)的不平等。具体而言，结合本文第2部分第2节的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不平等的来源，它们分别对应惯例经济学和转译社会学关注的不同面向：一方面是语言能力的不平等，行动者发展出一套关于物的话语、赋予物以自己关注的价值，并根据这个价值关联的评价形式定价且将该形式合法化，这需要复杂的“说服”语言能力，即使这种具有反身性的语言能力可能存在于每个主体的身体之中，也绝对是不平衡的，与教育等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价值(装置)的不平等，每个行动者能接触到的价值在复杂性和丰富性上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技术网络，因此，行动者的评价能力或发动考验的能力在于他能够动用或触及其他行动者的价值装置的可能性(Callon，2017: 197；Callon et Minisea，2003)。这个思路似乎与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相近，把涉及不同评价形式的行动者或物质装置之间的关系视作社会资本。总之，要改变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必须更新或者优化行动者的价值装置，或是改变他们所处的社会—技术网络(Callon，2017: 204-206)。

那么，布迪厄是如何思考市场变迁的？不可否认的是，惯例经济学和转译社会学所批判的再生产模型只是布迪厄笔下经济场域的一个面向，亦即“权力场域”(champ de forces)。实际上，无论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经济人类学课程还是在《经济的社会结构》中，只要谈到场域再生产的内在倾向，布迪厄(Bourdieu，2001: 300)总会补充指出“留给行动者策略的自由余地”，认为真实的市场竞争介于完美竞争和垄断之间，由市场“领导者”和“挑战者”共同构成(Bourdieu，2001: 307-308)。简言之，市场也是“斗争场域”(champ de luttes)。布迪厄(Bourdieu，2001: 310-313)总结了促发经济场域变迁的五个机制：一方面，在场域内部，相对保守的生产者通过改进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⁵¹而相对冒进的生产者则尝试寻找和占据支配企业所忽视的利基市场，制定与利基适配的差异化价格；另一方面，在场域外部，一些来自其他场域的挑战者也在调整场域的边界(les frontiers du champ)，以满足一些消费者或区域市场的特殊需求，还有一些生产者则诉诸国家发起象征斗争(luttes symboliques)，改变经济场域中对于社会空间的认知图式(Bourdieu，2017: 227)或改变他们原来的资本分配结构(Bourdieu，2001: 28)；此外，生活方式和人口的变迁也会引发场域的变迁(Bourdieu, 2001, 2017)。因此，象征斗争是挑战者、国家和社会变迁等“外部”力量干预的结果。⁵²

不难发现，相对于“权力场域”而言，布迪厄的“斗争场域”在更大程度上是尚未完成的经验归纳而非理论演绎，无法良好地纳入“惯习”和“场域”的解释范畴。⁵³惯例经济学家弗兰克·贝西斯(Bessis，2008)认为，带着惯习的实践在逻辑上不可能既“不能意识到游戏规则”，又“有意识地发起象征斗争”，除非在理论上把反身性归还给行动者；⁵⁴而且斗争场域在逻辑上也无法自洽，行动者不可能“同时完美地适应生产条件和不能适应新的生产条件”，因此，要想解释生产条件的变化在理论上何以可能，就要先打开经济场域的结构，把主体间性归还给行动者。在此种意义上，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仍然坚持自己的“评价主体”，而没有退回到布迪厄的“惯习”中。

即使如此，他们对评价能力的不对称性思考的确接近布迪厄对斗争场域中的象征权力的核心关注。这种对社会空间的回溯可以用贝西斯(Bessis，2008)的“有限反身性”(la réflexivité limitée)来概括，这个开放版的“有限理性”(主流经济学的改良假设)和“惯习”(布迪厄的假设)以及限制版的“反身性”(惯例经济学的经典假设)概念，在拒绝没有意识的惯习概念的同时试探了反身性的社会结构。因此，反身性不是“自由意志”(libre-arbitre)，不是随意重构惯例或游戏规则的无条件、无限的能力，相反，发动变迁既取决于反身性本身的可能性(对应于语言能力的不平等)，也取决于展开反身性行动的条件(包括价值装置的不平等)。换个角度来看，惯例经济学其实完善了布迪厄的理论概念，在惯习的基础之上，将反身性(在商品世界中即评价能力)归还给行动者，整合了他们之前拒斥的社会决定论，又同时打开了充满价值斗争的商品世界。即使存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游戏规则的操控能力掌握在部分具有雄厚象征资本或连接丰富的物质—话语装置的行动者手中，也不能推导出一个可还原为消费者品味结构并倾向于再生产的商品世界，因为丰富且可资利用的、用于批判当时价格结构的价值⁵⁵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斗争和商品世界的变迁始终存在。

还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承认评价的权力关系，但是社会空间上的关系结构也是相对脆弱和开放的：一方面，反身性的存在意味着“象征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的脆弱性，人们不是各种社会分类的消极接受者和积极实践者，而是会在各种事件或者考验中自省、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行动凭借的物质资源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由行动者所有并被预先存在的(社会)游戏规则规定效力的资本，而是打开了布迪厄惯习概念的装置(Callon: 2017: 208)。⁵⁶换言之，连接丰富程度和复杂程度不同的话语—物质装置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非先验的或是只有诉诸国家权力才能改变的社会结构，相反，由于话语—物质装置不可还原(至少不能完全还原)为资本，具有反身性的行动者的评价能力始终保持开放，甚至具有无须诉诸国家权力即可生成宏大叙事的能力，因此，权力关系始终在生成中而不会抵达终点。在这种意义上，象征暴力只是特殊的经验现象，而非用于解释权力关系的一般概念。⁵⁷随着媒介化社会日益复杂，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行动者的评价能力更加开放，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更加微妙。

综上所述，“再市场化”的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重现了被“去市场化”的经济场域还原的“市场地方”，其中既包括商品世界及其价格结构，也包括话语—物质装置。与此同时，通过重访布迪厄的核心概念，这种“再市场化”的研究方案将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从“谁在再生产经济场域”引向“谁在以及谁能主导资本主义的转型”。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范式提醒我们，应当及时关注近在咫尺且异彩纷呈的商品世界，例如当下席卷中国社会的“炒鞋”“盲盒”等商业潮流以及其中丰富复杂的非人装置。这些鲜活的市场现象不仅反映出资本运作逻辑的转变，同时也与当代青年价值观念的变迁紧密关联。

注释：

1. 现代市场涉及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对其社会学研究迟到的论断在英文学界和法国学界均成立，参见尼尔·弗雷格斯坦等人(Fligstein and Dauter, 2007)的综述和约翰·海尔布隆(Heilbron，2001)撰写的法国经济社会学简史，同时下文对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经济惯习”概念的介绍也将反映这个事实。

2. 转译社会学家吕西安·卡尔皮克(Karpik，1989)发表在《法国社会学杂志》(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的文章不仅标志着市场成为法国社会学的主流话题，也标志着法国经济社会学的复兴(Heilbron，2001)。除了转译社会学和惯例经济学外，还有规制学派(L’école de la régulation)经济学和反功利主义社会科学运动(MAUSS)社会学两股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学的全面复兴(Steiner and Vatin, 2013)；然而，前者源自宏观经济学，强调历史和宏观的研究方法而远离中观和微观的市场，后者在价值立场上反对市场经济且在经验研究上没有投入过多努力，与市场社会学更加疏离。由于关注的是市场问题，本文所指的“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主要是指转译社会学和惯例经济学的市场研究。

3. 参见汪和建、邢虹文和符平对“镶嵌”概念以及弗雷格斯坦的“场域”范式之评述、应用和改进(汪和建，2009；邢虹文等，2009；符平, 2010, 2011a)。可以发现，国内学界虽然高度依赖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两大范式，但也与之保持谨慎的距离，他们在理论上大都拒绝先验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而强调实践和意义的重要性，并在经验上关注能够回应理论的市场变迁现象，这种行动的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的思考方向是一致的。

4. 由于关注经济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布迪厄倾向把自己的经济研究定位在社会人类学的范畴中(参见Swedberg，2011)，他在1992—1993年于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以“经济人类学”(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为名公开讲授自己的经济思想，而且在晚年出版的著作《经济的社会结构》(Les structures sociales de l'économie)中还以《一种经济人类学的原则》(Principes d’une 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为标题总结其经济理论(Bourdieu，2001)。

5. 在与美国的《经济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地位旗鼓相当的法国《经济社会学论编》(Traité de sociologie économique，下文简称《论编》)中，布迪厄的思想没有被列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对经济学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地位辩论的主要思潮”(Steiner and Vatin, 2013)；尽管其中有将近2/3的文章引用了布迪厄的著作，但大都不是为了发展布迪厄的经济社会学，而是吸收或者批判布迪厄在语言、技术和消费等其他领域的观点以支撑自己的学术体系(参见Convert，Ducourant et Éloire，2014)。

6. 布迪厄对经济行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在阿尔及利亚开展的民族志工作。他敏锐地察觉到“计算”的经济行动是殖民历史的产物，而且这种经济倾向在社会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平等的，计算理性的文化性和结构性也在同时期的有关法国银行借贷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这两项研究以及20世纪90年代关于个体住房市场的研究被布迪厄视为自己主要的“经济”研究(参见Swedberg，2011; Garcia-Parpet，2014)。

7. 根据2017年整理和出版的布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稿，他在1993年5月27号的课程上提出用“经济场域”(champ économqiue)代替经济学的市场概念(Bourdieu，2017：162-163)，这个时间虽然比理查德·斯威德伯格(Swedberg，2011)认为的1997年早了4年，但是相对于卡尔皮克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还是晚了。

8. 强调非人装置的能动性和相对于人类行动者的使能性的转译社会学反对抽象的理论系统，声称自己的贡献更多是在方法论层面上(Callon，2006；林文源，2007)。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社会学界一般将这个学派称作“行动者网络理论”(Théorie de l'acteur-réseau)，事实上，在法国，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倾向于使用“转译社会学”的说法。在2006年编著的《转译社会学：基础文本》(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Textes fordateurs)中，作为该范式领导人物的主编米歇尔·卡隆(Callon，2006)即使在谈及核心概念“行动者网络”时也采用“行动者网络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cteur-réseau)的说法而完全避谈“行动者网络理论”。

9. 从笔者粗略的文献检索来看，转译社会学的经济研究几乎没有与布迪厄的《经济的社会结构》[其中的理论部分《一种经济人类学的原则》在其1997年发表的《经济场域》(Le champ économique)的基础上修改完成]在理论层面上展开对话，即使引用了这本著作，也只是在经验层面上把布迪厄所研究的个体住房市场中的象征暴力视为行动者“计算能力”不平等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Callon et Muniesa，2003)。除此之外，卡隆(Callon，1998)还曾批评布迪厄的“社会资本”(capital social)概念未能超越行动与结构在本体论层面上的二元对立。

10. 这两个学派共同属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法国流行的实用主义社会学思潮集群，关注行动者适应情境和冲突的能力(Lemieux，2018：4)，而且在经济议题上二者存在融合的趋势(Heilbron，2001)，下文将对此展开分析。

11. 在1997年出版的《帕斯卡尔式冥想》(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中，布迪厄在谈及反经济行动或者馈赠经济的时候，讽刺惯例经济学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空洞的交点，认为它只能援引“惯例”这个概念来解释(本质上)自私的个人之间“如何形成合作”，忽视了个体预期和“集体期待”(attentes collectives)合奏背后的支配结构，即协调一致的“客观结构和认知结构(或倾向)”，从而避免经济研究范式的彻底改变(Bourdieu，1997a: 284)。

12. 这篇文章收录在伯纳德·拉希尔(Lahire，2001)主编的《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工作：债务和批评》(Le travail sociologique de Pierre Bourdieu: Dettes et critiques)中，其宗旨是避开关于布迪厄的知识和政治“参与”(engagement)的论战，而从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出发“理性地”回顾布迪厄的“社会学工作”。

13. 有趣的是，反而是另一个异端经济学“规制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博耶(Boyer，2003)在2003年于布迪厄学派的大本营《社会科学研究文集》(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中撰文为布迪厄的经济思想辩护，引用并强调他关于惯习概念的辨析，还归纳总结出了促成场域变迁的“五种机制”，以驳斥惯例经济学的尖锐批评。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到布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稿中作为后序。不过，吊诡的是，博耶这次删掉了法费劳(Favereau，2001)的文章，而改引了后者在1993年发表的关于惯例经济学和规范学派对抗的论文。事实上，博耶为布迪厄的辩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早在1987年，就有规范学派的经济学家承认“规制方式”(le mode de régulation)与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亲近(参见Bessis，2008)；而且博耶并未正面回应法费劳的主张—“反身性”，他对场域变迁可能性的强调在更大程度上是经验层面的归纳，而非理论层面的演绎。对此，本文将用布迪厄的原话在最后一章展开详细解释。

14. 例如，惯例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艾马德—杜威内(Eymard-Duvernay，2013)在《论编》的综述文章中指出布迪厄等社会学家拒斥了主流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范式。

15. 作为布迪厄于20世纪60—80年代的学生兼同事，博尔坦斯基就“批判”(la critique)问题在关于行动者的认识论上与布迪厄发生分歧，强调“揭露”(le dévoilement)和“批判”不是社会学者的专利，而是行动者普遍具有的“反身性”(参见Boltanski et Thévenot，1991; Boltanski，2009)，因此他脱离布迪厄的学术共同体而与惯例经济学等学者汇合。虽然在最新著作中，博尔坦斯基没有在理论上与布迪厄的经济思想正面对话，也没有参与惯例经济学与布迪厄的理论争论，但是他在著作中关注的“评价权力”(le pouvoir de valorisation)的不平等问题与惯例经济学最新的理论进展遥相呼应，可谓后者的经验例证(参见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16. 需要强调的是，在学术史上，布迪厄的经济思想与新经济社会学没有过多的交集，他关于经济惯习的思考萌芽于早期的阿尔及利亚民族志，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接触到新经济社会学(参见Convert，Ducourant et Éloire，2014; Heilbron，2001)之后，他明确强调了自己的概念与镶嵌概念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具体参见本文第1部分。然而对于场域概念，弗雷格斯坦虽然没有在其早期论文(Fligstein, 1987, 1989, 1996)中引用任何布迪厄的作品，在理论著作(Fligstein，2001)中也没有引用布迪厄的经济思想(引用的是其一般理论《实践理论大纲》和经验研究《国家精英》的英译版本)，但是其市场模型却与布迪厄不谋而合，例如布迪厄(Bourdieu，1997b)的《经济场域》毫无批判地引用了弗雷格斯坦早期的四个作品，吸收了后者关于公司的内部场域以及国家角色的分析，而且斯威德伯格(Swedberg，2005)还在《经济社会学手册》中把布迪厄与弗雷格斯坦相提并论，一起放在场域范式部分。本文不再具体展开学术史的细节，仅强调在通过布迪厄窥探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的同时，需要谨慎地对待布迪厄与我们在认知框架上的一致性程度，以更好地理解惯例经济学和转译社会学。

17. 例如，深耕场域范式的符平(2011b, 2013)重新叩问了场域中控制观的潜结构，将其命名为“惯例”，并且诉诸主体间性，超越了结构和行动的对立，通过“惯例竞争观”解释惠镇石料市场变迁的过程，这与惯例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异曲同工(事实上，他引用了惯例经济学家法费劳的文献)。但是在理论上，他没能深入分析反身性的主体间性和拒绝反身性的惯例何以逻辑连贯；而在经验上，他混淆了“权威”和“资源”，根据惯例经济学的定义，惯例依赖的是价值规范或者集体表征，而非资源垄断和经济惩罚，而且从石灰价值的角度来看，惯例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基于价格的竞争。不过，这种努力反映了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并非中国学界陌异的“他者”，相反，通过布迪厄，它与中国当前的市场研究紧密相连，并为后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及时的助推剂。

18. 在法兰西公学院授课(1992—1993年)之前，布迪厄已经完成了关于个体住房市场的调查，并于1990年3月在《社会科学研究文集》上发表了他的经验研究。因此，这两份文献在理论上相当成熟并且具有经验数据的支撑。由于笔者不是理论工作者，更非布迪厄研究的专业人员，因此只是专注于布迪厄关于现代市场的研究材料，尽量客观地还原布迪厄的观点和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对此的理解。尽管如此，正如前文强调的，布迪厄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而是打开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的一把钥匙。因此，本文不会在布迪厄的一般思想上过多着墨，如有失公允，望读者海涵。不过，笔者认为，以布迪厄的理论文献和非经济领域的经验文献辩护他的“经济场域”，甚至认为惯例经济学等其他学派关于经济变迁的阐释与布迪厄思想一脉相承的说法(参见Garcia-Parpet，2014)，以及缺乏严谨的文献佐证就去武断地捍卫布迪厄经济社会学的做法(参见Lebaron，2003)都是欠妥的。

19. 需要强调的是，限于篇幅与笔者的精力，本部分不是关于惯例经济学和转译社会学的学术史，而是通过他们与布迪厄的分歧和辩论发掘他们在理论上的独特之处。而且，这些贡献需要且只能放在理论的层面上来理解，因为他们与布迪厄争论的是概念在解释市场创新上的有效性，而非布迪厄是否忽视了社会变迁的经验事实。因此，本文也不会在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上着墨过多，即使谈到部分经验现象，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呈现他们的理论逻辑。

20. 在布迪厄的语言里，行动的执行人一般被称作“行动体”而非“行动者”(acteur)。行动体浸润在自涂尔干以降的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在一定程度上是集体或结构的消极载体。不仅如此，它所投入的集体或结构必须通过社会学的科学技艺才能得以揭示[参见Dubar，2007；另参见Focales. “Les notions d’agent et d’acteur en sociologie”(http://socio-focales.ens-lsh.fr/IMG/pdf/notion_agent_acteur.pdf)]。本文仅在引用明确出现“agent”概念的布迪厄之文献的时候才用“行动体”，否则，默认使用“行动者”的说法，在一般情况下，行动者是中性的，没有特别的认识论倾向，即使有也取决于其前面的修饰词。

21. 布迪厄(2017: 42、44)常常将“目的”(l’intention)和“意识”混为一谈，进而强调惯习的合理性。事实上，具有“目的”不一定具有“意识”，正如布迪厄批判的“经济人”(homo-economicus)概念，它就是他律而非自律和自觉的。

22. 需要注意的是，布迪厄没有否认经济学的“有限理性”[la rationalité limitée]，而只是在人类精神有限性的基础上补充和强调了社会对于人类精神的约束(Bourdieu，2017: 245)。另外，在国内翻译的布迪厄著作《反思社会学导引》中，第2部分第4节标题中的illusio被翻译成“利益”，虽然正文的译文为了将其与“利益”(interests)区分而翻译成“幻象”，但是为了强调“以为具有利益(目的)的幻象”之意，此处写作“利益幻象”(布迪厄、华康德，2015)。

23. 企业根据观察到的其他生产者的地位寻找利基市场，积极制定生产策略(White，1981；Bourdieu, 2001: 212)。除此之外，布迪厄还受到爱德华·钱柏林(Edward Chamberlin)和爱德华·S.梅森(Edward S. Mason)的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 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对布迪厄(Bourdieu，2017: 173-174、180)而言，这些知识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常常被“折叠”和“忽视”了。

24. 作为市场权力的主要来源，资本是基于惯习的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实践所累积的客体化(objectified)或具身化(embodied)产物。其中，由于无法即时转移，而且常常被误认为天才、领导力等自然的个人能力，具身化的文化资本被视为再生产策略系统中最重要的资本(Bourdieu，1986)。在经济场域，它尤其指能够降低成本的技术资本(Bourdieu，2001: 310)；社会资本不仅指关系网络，也指行动者能调动的不同种类的资本量(Bourdieu，2001: 295)；而品牌形象等象征资本关乎声望、历史和崇高等价值，时常难以测量(Bourdieu，2017: 182)。

25. 除此之外，公司的权力关系还与费用分配(与纵向整合的程度和规模有关)的结构有关，它和资本分配的结构共同构成了场域结构(Bourdieu，2001: 294-296)。

26. 实际上，布迪厄又常常否定经济场域的再生产论断，指出它不但是“权力场域”(le champ de forces)，还是“斗争场域”(le champ de luttes)，即竞争者既致力于维持权力关系，也企图挑战它(Bourdieu, 2001, 2017；Duval，2017)。然而，在书写方式上，布迪厄花费大量的篇幅用他主张的概念分析权力场域的运作逻辑，而在斗争场域上着墨较少，后者更像是对前者的补充。例如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课程中，他仅在讲述国家角色和最后一节课的时候简要提到了经济场域中的“等级斗争”，而没有给出深入的理论阐释。其中，在谈论国家的课程尾声，他匆匆地指出“静态只是动态的一个特例”，“经济斗争总是关于分类和对社会世界看法的类别的斗争，而今天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是关于纯经济理论的斗争”(Bourdieu, 2017: 227-228)。这个观点不仅否定了他不断强调的没有意识的经济行动，还把自己的斗争放在经济场域中思考，模糊了经济场域的边界。这些前后不连贯的说辞在惯例经济学的眼里恰恰是布迪厄逻辑谬误的证据。对此，本文的第3部分将结合博耶(Boyer，2017)的辩护展开详细讨论。

27. 就经济领域而言，虽然法费劳对布迪厄的正面批判没有得到布迪厄本人及其门徒的回应，但是博耶对布迪厄关于“经济变迁”之阐释的辩护仍然意味着看待布迪厄思想遗产的视角之争还在继续。在《法国社会经济评论》(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Économie)2014年的专题“与皮埃尔·布迪厄一起做经济社会学”(Faire de la sociologie économique avec Pierre Bourdieu)的综述部分中，社会学家伯纳德·龚伟尔等人(Convert，Ducourant et Eloire，2014)也认为这场争论远未结束。

28. 斯威德伯格(Swedberg，2011)在评述布迪厄的经济社会学时指出，他处理价格的做法是“触目惊心的”(striking)：用经济场域代替市场主体的竞争与协调，进而解释价格的决定机制。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得到了布迪厄学派经济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巴隆(Frédéric Lebaron)等学者的“协助”。

29. 实际上，商品定义的争论常常与“礼物”概念成对出现，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参见Yan, 2012；Gregory, 2015)。限于篇幅，本文不详细对此展开讨论，而是专注于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对于资本主义商品及其交换的理解。

30. 关注商品化、去商品化及政治斗争的阿帕杜莱(Appadurai, 1986)侧重于比较分析简单社会和复杂社会，他把两个社会中关于商品交换的政治斗争简化为围绕稀缺之物的商品化斗争和围绕丰裕之物的品味区隔，而没有深入探索现代复杂社会商品的评价和定价问题。

31. 卡隆在《市场》一书中系统地梳理了经济学最近出现的市场模型，即“接口市场”(marché-interface)，指出该模型把市场简化为两个自主和分离的供需“团块”(blocs)围绕既定的“货物—平台”(biens-plateformes)展开竞争的形式结构，在该结构中，有一套规则、惯例或文化规范保证着市场的稳定和规律运作。

32. “供需相遇的组织”关注交易者的关系而非商品价值的建构，但是他们的相遇是围绕特定货物展开的，因此与商品评价紧密相关。

33.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定的，供需双方都是价格的消极接受者。根据卡隆(Callon，2017: 319)的观点，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台机器，它的主要优点是设定价格，消除权力关系，有利于集体计算，并考虑到每个代理人的立场和期望，进而达成最佳妥协”。

34. 社会学对价格的忽视往往意味着对标准商品的回避。例如，布迪厄长期关注“象征货物”，即艺术和文学等品质或价值不可量化的商品(Garcia-Parpet, 2014)，以此来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市场模型，也就是单凭价格系统完成交易匹配和竞争的制度隐喻，布迪厄在此直接忽视了这些象征货物在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问题。不仅如此，即使在后来关于经济货物的经济场域研究中，布迪厄仍然没有正视商品价格的形成逻辑，而是直接把它等同于价值，把价格结构简单视为社会空间的反映。由此可知，社会学把价格问题丢给了经济学，而经济学却未曾给出实证的分析(Boltanski et Esquerre, 2016)。

35. 王茂福(2011)总结出结构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四种价格研究的理论，从中可以发现，虽然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没有与它们展开详细的对话，但是它的判断是相对准确的。既有研究要么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表达”或“信号”，要么认为价值(分为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是价格建构的来源，它们都预设商品存在着本质的价值，而且价值位于价格的逻辑顺序之前，是定价的底层基础。

36. 在分析商品交换时，卡隆(Callon, 2017: 332)区分了质化和定价，认为商品品质的评估和商品价格的制定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它们共同形塑了一件商品的独特价值(le singulier)，即对于某个需求方来说无可替代的价值。这种思路与社会建构主义的逻辑顺序相反，但这其实只是参照系的问题，购买行为是“货物—过程”的中点，在此之前，价格和价值参与一件或者一类商品的定价和结算，此后，交付的价格和价值又共同形塑买主独特的身份认同。

37. 价值和价格的逻辑顺序在博尔坦斯基的笔下被颠倒了，即价值位于价格之后。这个思路具有两层意思：首先，和卡隆的观点一样，价格和价值相对独立，两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价值并不构成价格，而是反作用于价格。然而，本文认为，上述社会建构主义的定价研究其实与博尔坦斯基的论点不完全冲突，前者关注价格形成之前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交换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情境价值(价格或者品质)依然会影响某件或某类商品最终的价格制定；而后者关注价格形成之后商品在整个商品世界中仍然不稳定的位置以及与之相关且持续存在的评价工作(Boltanski et Esquerre，2017: 111、145)。

38. 评价系统的碎片化是法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显著的个体化表征：一方面，工业社会崇尚的“进步”“理性”“权力”“团结”等价值的含义逐渐转变，在不同的场域和个体间均已异质化；另一方面，个体开始在各个领域质疑和批判既有的资本主义文化价值，如全球化、消费主义和科技霸权等，并借助自我的行动力和想象力建构全新的社会关系与道德准则(参见Martuccelli，2002；吴真，2021)。

39. “评价形式”的直译是“赋予价值的形式”，与话语和行动密切相关，用娜塔莉·艾妮科(Heinich，2020)的话来表述，它与价值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规范”(norms)和价值的关系。其中，规范是价值在行动规则(规范)中的运用，或者说行动规则的执行依赖价值的合法化。那么当把价值放在经济的语境中，就可以理解为行动者贯彻某种评价形式来判断和衡量特定商品在商品世界中的位置的正当理由。

40. 强调“可能性”是一种理论折衷，以避免对经验现象进行任意的、偏颇的解读。正如布迪厄用惯习和场域概念解读他所研究的社会现象时归纳出的再生产倾向，相应地，以本质化的反身性为假设基础的研究(或者“推论”)无疑也低估了艺术、教育、消费和经济等场域中普遍存在的秩序，毕竟不确定性只是暂时的，各种场域不可能永远处于不确定或失败的状态。就此而言，“不确定性”应该是一个方法，即借助或者通过不确定的社会现象来揭示批判能力的表现形式并思考它的可能来源。实际上，惯例经济学家弗兰克·贝西斯(Bessis，2008)后来在理论上纠正了法费劳之“反身性”的“自由意志”(le libre arbitre)倾向，指出反身性具有有限性，回应了笔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怀疑。这篇文章的引用量较低且没有得到博尔坦斯基的垂青，但是却与后者的著作《丰裕》在行动理论上高度共鸣，这个转折似乎对布迪厄的社会决定论进行了回溯。对此，本文将在第3部分系统地辨析“有限的反身性”与布迪厄的“惯习”之间的异同，在此仅呈现惯例经济学欲与布迪厄的理论概念决裂的关键所在。

41.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反对具有目的或具有意识的评估能力，更加否定判断能力。前者与经济学的计算理性密切相关，仅仅与商品交易的效率和效益有关，因此不会威胁商品结构本身；而后者因具有意识能力，挑战了商品世界的合法性，进而直接威胁了再生产系统。

42. 余昕(2019)对“反功利主义经济人类学”展开了讨论。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镶嵌”概念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否定性解读，而法国反功利主义社会科学运动则紧扣莫斯的两个核心问题和相应解读，提出了一个基于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建设性行动模型—“馈赠范式”(le paradigme du don)，以全面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经济学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社会学之行动模型(参见Caillé, 2007)。尽管如此，二者的思考方向是一致的，即社会或互赖关系是市场和国家等一切现象的前提。

43. “装置”可以追溯至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这个概念引发了决定论和自由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在转译社会学的发展背景下，装置的角色从具有决定论色彩的“监视装置”和“性装置”等社会整体项目的技术装置转变为行动的资源或使行动能够脱离系统和结构之约束的装备(équipements)(Beuscart et Peerbaye, 2006; Silva-Castañeda, 2012)。

44. 因此，需要区分“装置”和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布迪厄强调资本的私有性，即资本被特定行动体或群体排他地拥有(Bourdieu, 1986)，他忽视了那些能够激发市场权力但是可能超出资本范畴的物质装置；在方法论上，与布迪厄反对的新经济社会学的互动主义意见相左，卡隆(Callon，1998)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没有超越社会结构与行动的对立，反而再生产了这个二元对立，即把物质装置和其他行动者还原成行动者的资本及其所属的社会结构。

45.这种指向经济学的展演性装置已在国内学界得到经验研究的诊断(参见陈氚, 2013)，下文将指出这种可以使计算理性得以可能的装置无法涵括更加重要的评价能力，即判断能力。

46. 涉及判断能力的不同装置之间是不可比较的，因此装置更不能还原为可以量化的技术资本。对布迪厄来说，资本价值不仅是可测量的，而且还相对稳定。他指出，不平等地分布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本是一套文化结构和等级系统赋予的“力量”，常常被国家等制度机构“客观化、法典化、授权和保证” (Bourdieu, 2017: 107)。而且他质疑行动者的意识能力，因此在他看来，特定社会空间中资本的价值及结构是趋向稳定的。

47. 虽然博尔坦斯基和卡隆最后都放弃使用“市场”概念而分别选择用“贸易”(commerce)取代忽视定价过程的“市场”概念(Boltanski et Esquerre, 2017: 109)以及使用“商业布局”(agencement marchand)突出评价过程(Callon, 2017: 45)，但是二者都关注各自概念中的物质装置。由此可知，他们放弃了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中的“市场”和“经济场域”而迈向了真实的“市场地方”。

48. 结合结构主义人类学，博尔坦斯基等人(Boltanski et Esquerre, 2017 : 157)认为这些评价形式构成一个元结构(la structure des fomres de mise en valeur)，他根据物的价值语言表现与价格和时间的正/负相关性梳理出了当代法国商品世界的四种结构性评价形式：标准形式、流行形式、金融形式和收藏形式。

49. 实际上，法国国内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在加剧。一方面，文科劳动力处在极端不稳定的创作工作中，但他们关注自我营销而失去集体抗争的意识；另一方面，以收藏形式和金融形式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直接排斥(而非区隔)中下阶层人口。简而言之，法国正迈向一个关注奢侈商品、面向富人的经济道路。

50. 需要注意“再生产”指涉的两个方面，一个指的是社会空间的再生产，而另一个则是商品世界的再生产。对于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走出社会空间的再生产倾向的论断，本文持保留态度，他们后来也在反思反身性的有限性和装置的不对称性，下文将展开详细分析。而对于商品世界的再生产，他们颠倒的研究视角无疑给出了精彩的回应。

51. 基于布迪厄的文本，博耶(Boyer，2017)同样总结出五个机制，但是他修改了布迪厄的第一个机制，转而引用了布迪厄在介绍“挑战者”时的另一个说法，“统治者能够强加有利于他们参与游戏的表征和规则，但也保持对威胁的持续警惕”(Bourdieu, 2017: 307)，并推断统治者还能发动创新。然而，即使这个引用是准确的，他的总结与布迪厄的概念假设也是矛盾的。在博耶那里，统治者具有意识，而且拥有类似于国家的权力，他们的实践不再是布迪厄所说的看似有目的理性实则受到位置及其表征双重决定的区隔策略。

52. 对于布迪厄来说，国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只有它才能直接引导消费者的需求，例如通过建筑师委员会等地方性机构的行动强加住房的价值规范。与之相对，生产者的广告策略只能细分、增强和加工消费者的住房偏好(Bourdieu, 2001: 145)。

53. 面对惯例经济学关于布迪厄再生产模型的批判，博耶(Boyer，2017)引用了布迪厄的访谈文集《社会学问题》(Questions de sociologie)，强调惯习不是“习惯”(l’habitude)，而是强大的“发电机”(de puissamment générateur)和“创造”(invention)原则，它由历史生产，但又相对脱离于历史。然而，当他解释“脱离”或者“创造”的机制的时候，却认为场域变迁在逻辑顺序上先于惯习，具体来说，由于制度(或者游戏规则)的改变(例如法国的殖民改变了阿尔及利亚的经济规则)，惯习和场域开始“不相适应”(décalages)。就此而言，惯习仍然不是“发电机”和“创造”原则。

54. 根据布迪厄关于经济场域变迁的阐释，场域内部的行动者不能发起象征斗争，这个论断符合他的惯习概念。但是在艺术和科学场域中，反身性的批判和象征斗争又普遍存在，这个经验归纳与他对惯习的假设是矛盾的。对此，贝西斯(Bessis，2008)认为，应该区分“布迪厄所说的话”和“他的(概念)工具能让他说的话”。关于为何布迪厄在理论上没有关注行动者的反身性的问题，贝西斯认为原因在于布迪厄一方面对立了行动者(研究对象)的实践理性和研究者的科学理性(反身性之所在)，另一方面又批判经济学家的“学术偏见”(biais scolastique)及其象征暴力。

55. 商品世界中的价值并不局限于阶级或品味，还包括生态、科学、道德和国族等超越个体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价值，它们与评价形式一道时刻影响商品世界的形塑和改造，从而无需国家介入个人资本的社会结构改组。尽管如此，本文并不认为国家力量在商品世界中无足轻重，相反，国家在调节不同评价形式的斗争中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本文想要强调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并非只有对社会空间安排的重组。

56. 以媒体为例，对布迪厄来说，广告中的图像是特定产品对某个目标群体的“再现”，而其中的话语只是对符合目标群体现有期待的产品信息的“传达”。相反，对于法国当代经济社会学来说，话语不仅是信息，而且是能够扭转商品和社会关系并改造目标群体共同福祉的权力。根据他们的术语，广告是一种物质—话语装置，它们不是对事实(即对称的商品世界和品味结构)的简单再现，而深度参与到了对事实及其价值的建构中(Hennion et Méadel，1997)。例如，通过广告装置，拥有若干城堡的小型房地产商可以调用部分建筑爱好者为城堡赋予的价值，以收藏和金融的评价形式进行转译，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将投资人的兴趣从大城市中的士绅化住房—它们的昂贵价格依靠使用和流行的评价形式—转移到这些并不适合居住的建筑之上，不断抬高其价格位置，在改组房地产经济商品世界的同时提升自己的地位。

57. 当然，我们也无法反驳布迪厄在经验层面上的判断，正如前面指出的，布迪厄根据消费者的社会空间系统地诊断生产者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而博尔坦斯基和卡隆等人则根据商品世界中的价值斗争来把握行动者评价能力的不对称性。因此，与其说何为评价的权力关系是一个理论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经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