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面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衰败与敌意加深的政治竞争格局,赫伊津哈将游戏之于人类文明的非功利性价值由个体美育扩展到群体共存层面,表明游戏之格具有推动群体间对立转向对等而非敌对的积极意义。赫伊津哈从“游戏人”假设出发看待竞争、暴力与战争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引入年鉴学派人类学的相互性哲学,以比较文明视野中的仪式性竞争呈现了游戏框架所具有的文化约束力。赫伊津哈与施密特抱有对现代文明的相似不满,却力图以“游戏性”打破以“政治性”作为对社会竞争领域根本判断的理论局面,指出重返人类生活严肃性的关键不在于敌友划分,而是在于复兴具有伦理内涵的游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