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三年来，“中国乡村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综合性的论题，已经超越了某一具体学科的界限，而日益为被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和法学等众多学科学者所关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不仅仅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相关学科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的知识生产，并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消费贯穿到学科的再生产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在本学科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引用其他学科学者的文本，比如人类学引入历史学的解释维度，法学引入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方式，政治学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等等。在具体的“中国经验”层次上，“革命现代性”和集体主义传统的“发明”，成为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命题；区域社会史走出狭隘的教科书式的社会史书写，借鉴人类学“文化类型比较”方法，问题意识越来越明确；而对20世纪中国乡村的人类学追访，也已经将民族志书写放在了历史人类学的解释框架中，因为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才能解释一个地方人们的生存逻辑；村落、宗族与国家仍然是学者们的学术兴奋点，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也甚为明显；乡村产权和财产关系显示了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的不同分析和解释取向，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也很注意从对方的研究中得到方法论上的启发；围绕乡村政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这种分歧有学科本位观的因素存在，但这种争论本身亦说明了学科界限已经退居其次了，对问题的关注才是第一位的。这种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其实已经显示了“总体社会科学”的诉求，尽管学科整合过程中还仍然存在着学科本位的必要性和制度空间。下文就这几个方面依次展开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