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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43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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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社会理论的关键词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肖瑛

2023, 43(3):  1-53. 

摘要 ( 1525 )   HTML ( 500)   PDF (5360KB) ( 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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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与权力之关系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之一，达成了法律或法律规定的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既是权力实践的合法性来源又是其目标和边界的“正统共识”。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课程中以治理术为主题，从不同角度对知识与权力之关系做了系统分析，展现了权力与权利、治理与法律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颠覆了上述共识。他在梳理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治理史的过程中，一方面论证了国家和个人的主权权利是在具体的权力机制中形成的；另一方面强调，从管治到纪律再到生命权力，治理术的构成和变迁是一个以不同方式对权利和法律进行殖民的过程，并且因知识的掩饰，这些殖民机制愈发隐蔽。在对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做出上述揭露后，福柯并不反对治理，只是反对过度治理，也不主张返回正统的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而是强调建构“新的权利”。这一新权利就是“批判”，即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揭示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呈现理性是如何成为支配人的治理机制的。福柯的灵魂深处闪烁着积极的“怀旧”之光，公元前后斯多葛学派的“自我治理”与二战后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是其光源。

"无家可归”的孤儿与作为天职的科学——韦伯科学观中的精神气质问题

孙飞宇

2023, 43(3):  54-83. 

摘要 ( 1131 )   HTML ( 54)   PDF (3034KB) ( 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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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施特劳斯的著名断语出发，在广义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中，通过分析韦伯的文本，发现韦伯在对于清教徒所做的具有“沉郁”色彩的关于理性化的历史分析中，就已经将清教徒描述成为一种不同于施特劳斯判断的“无家可归的孤儿”形象。这一形象具有“精神分裂症”之意义的形式结构被韦伯理解为“内在亲和力”关系。这一形象和相应的形式结构在韦伯后来的中西文明比较研究中变得更加明确, 也存在于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著作中，并且成为他所理解的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精神气质，是“科学作为天职”的内在要求。对于这一亲和力的发掘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韦伯思想及其社会学观，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设问题。

西方民主中的修辞两面性——以韦伯和阿伦特为例

沈垚

2023, 43(3):  84-110. 

摘要 ( 978 )   HTML ( 34)   PDF (2787KB) ( 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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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民主政治的修辞时，韦伯和阿伦特都对照西方古代政治思想来论证各自对现代问题的诊断。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面对修辞的典型立场，也就西方的民主困境给出了基于各自时代语境的答案。韦伯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政治修辞与现代社会整体危机之间的关系，即民主官僚制下的政治冷漠和大众参与缺失。在此基础上韦伯提出了两个具体的解决之道，即卡里斯玛领袖的引导以及代表型议会制。但韦伯将修辞作为一种手段的处理未能将其与合法性建立联系。阿伦特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遮蔽了自古希腊以来人作为一种言说和行动的存在。她补充了修辞的另一面，即共识的形成。阿伦特更看重修辞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组织形式，看重言说对具体主体的揭示及其与合法性权力之间的关系。韦伯和阿伦特面对修辞的立场有各自的时代语境与局限，但对这一主题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专题二：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与现实

集体制与家户生产——对农业集体化时期生产实践的再考察

颜燕华

2023, 43(3):  111-134. 

摘要 ( 1068 )   HTML ( 49)   PDF (2342KB) ( 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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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安溪一个产茶村落的个案，对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实践及其产业后果进行了再考察。集体化时期虽然在形式上取消了家族组织，但家族组织的逻辑在实际的生产组织即生产队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尤其是生产队长居于“公家”与“小家”之间的平衡角色延续了传统家族权威的行动伦理。在生产队长“家长式”的生产决策及以家户为基础的产销安排下，集体生产突破了产销技艺在核心家族内传承的方式，转而扩散到村庄内绝大多数家庭，最终有利于分田到户后的家庭产业和地方茶叶经济的发展。

流动的责任边界：基层政府的业务与政治

潘桐

2023, 43(3):  135-161. 

摘要 ( 1187 )   HTML ( 55)   PDF (2894KB) ( 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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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一起“非正常上访”的事件过程为研究案例，探讨了基层政府责任边界的变化以及相关行动策略的产生。基层政府具有“业务部门”和“政治单位”的双重角色面向，其行为逻辑也不同——前者适用理性官僚制，清晰的任务边界设计在实践过程中使得基层政府责任边界模糊，为其规避风险留有制度空间；后者适用于政治统合制，模糊的任务边界设计反而迫使基层政府重新清晰其责任边界，展现出担当的一面。基层政府受两种制度逻辑的影响，责任边界呈现出“流动性”的特征，其行为也从“风险规避”向“风险担当”转化。本文使用“流动的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框架，强调情境变化和基层政府的双重角色面向在其行为塑造过程中的作用，以此对话和发展已有的基层政府责任研究。

论文

关怀的限度：养老机构认知症照护的民族志研究

吴心越

2023, 43(3):  162-186. 

摘要 ( 1366 )   HTML ( 64)   PDF (2763KB) ( 6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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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对养老机构的田野调查，揭示了认知症长者的生活世界和多重境遇。首先，病程发展中的“经验断连”改变了认知症长者的存在性状况，具体表现为自我连续性的断裂和主体间的沟通障碍。从家庭进入机构则使长者从原有的意义世界进一步脱嵌。在养老机构中，照护管理体制拆解了认知症作为一个类别范畴的操作性意义，但作为污名标签的“老年痴呆”又显现于日常的符号互动过程中，这种“正常”与“异常”的辩证关系反过来影响了认知症长者的现实处境。最后，文章呈现了认知症照护中的伦理两难和权宜性实践，并指出良善的照护应当基于具体境遇下的审慎决策和实践探索。这种特殊的照护关系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人格身份和主体间性的新的路径。

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分析——基于CFPS2020数据

盛禾, 李建新

2023, 43(3):  187-212. 

摘要 ( 1654 )   HTML ( 149)   PDF (2591KB) ( 8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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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其中，生育观念的转变具有关键性影响。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聚焦“为什么要生养子女”这一问题，考察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CFPS2020）的数据，本研究将生育动机划分为“低意愿与消极”“个体导向为主”“双导向情感型”“家庭导向为主”四类。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中国居民仍具有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但存在世代差异，且已发生根本性的代际转变。在“80后”“90后”中，以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逐渐丧失主导地位，个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大幅度增加。另外，男性的生育动机比女性更加传统。随着出生世代的变化，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本研究从教育获得变迁的角度对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公平感的变迁历程及其解释因素

徐延辉, 孔一舟

2023, 43(3):  213-242. 

摘要 ( 1282 )   HTML ( 79)   PDF (3056KB) ( 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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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重复截面数据，本文对两大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感的变迁历程及其解释因素进行了探讨。在历史转型期，随着社会市场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公平感出现了迅速下降后又快速上升的趋势；在当前转型期，总社会流动率和向上流动比不断上升，社会公平感表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代际流动等社会结构因素是影响社会公平感变迁的基本要素，主观阶层流动感是社会公平感的直接来源，而文化规范是影响社会公平感的稳定潜在因素。本文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角度考察社会公平，发现社会公平与公平感具有统一性，但公平感所依据的道德观念已经随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与心态转型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