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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43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3-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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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理论

何为“自由”：太虚佛教改革的中国化意涵

惠忆晨

2023, 43(4):  1-39. 

摘要 ( 308 )   HTML ( 54)   PDF (4132KB) ( 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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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近代著名僧人太虚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佛教改革和社会思想论说为对象，分析太虚是如何从佛教教理出发，因应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潮，提出社会改革方案，并论述佛教同社会思潮以及社会转型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本文一方面管窥佛教文明面对现代社会的创造性适应与转化何以可能，另一方面呈现一种积极入世的中国佛教面貌，使太虚的理念同韦伯比较宗教社会学中有关大乘佛教的现世心态和生活动力的论述展开隔空对话。最后，本文尝试从“方便”与“究竟”的范畴入手挖掘太虚社会理论的价值，也为佛教中国化提供新的理解视角。

“通国身”：“具身化”理论的本土想象

冯碧莹, 宣朝庆

2023, 43(4):  40-71. 

摘要 ( 301 )   HTML ( 30)   PDF (3333KB) ( 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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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化”是近年来身体研究的重要议题，它以超越身心二元论为立论前提，但在推理方向上却又难以消解二元论的痕迹，因而构成该理论的一种内在困境。本文借助汉儒“通国身”思想深入发掘本土“身心一体”观念中的身体理论资源，可以拓宽该理论的发展空间。其中，“通国身”蕴含着“治身”与“治国”之间相通的义理，具有以下两点重要参考价值：就突破理论困境而言，中国文化将“身”作为一个生命体验式的交感系统，能够进一步消解二元论中原本具有的身心界限以及心相对于身的优先性；就开拓本土研究而言，生物—社会融合的本土身体观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基底，它能够从生物演化与社会存在的角度考察生物性的“人”与社会性的“人”，以此丰富“社会”的基本理解方式，是一种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重要资源，值得被重新发掘。

专题二：西方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

艾希曼、平庸之恶与服从行为研究——犹太创伤与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

周晓虹

2023, 43(4):  72-96. 

摘要 ( 367 )   HTML ( 38)   PDF (2777KB) ( 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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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上，他人或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会使其行为发生怎样的改变，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又成果丰硕的领域。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疯狂屠戮，以及执行者在屠戮过程中通过“恪尽职守”表现出的机械、冷酷与无情，在引发阿伦特有关“平庸之恶”讨论的同时，也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酿就了以米尔格拉姆的“服从行为”研究为主导的实验。这一实验在学理上可以追溯到勒温、谢里夫和阿希在该领域中的一系列先行研究，而在现实中则源自犹太世界长期以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正是犹太人长期以来遭受的苦难，使得从众和服从的话题成为犹太裔社会心理学家挥之不去的梦魇及绵长的另类叙事。

舆论支配与三重社会图景：涂尔干对卢梭社会学说的再造

黄剑波, 梅汝阳

2023, 43(4):  97-128. 

摘要 ( 254 )   HTML ( 24)   PDF (3413KB) ( 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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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支配既是卢梭阐释社会状态的关键，也是涂尔干分析社会事实的重要参照物。借助舆论议题，涂尔干在改造自身解释系统的同时再造了卢梭的社会学说。卢梭认为，舆论是社会堕落的根源，需经由立法者的引导才能变成政治创制的基石。在早期的社会形态学路径中，涂尔干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了舆论、法律与社会类型的关系，在否定卢梭人性基点的同时强调了社会对人性的提升作用。为摆脱“决定论”色彩，涂尔干在与塔尔德的论战中为舆论机制纳入个体同意的条件，使社会成为符合个体本性的自然约束。在集体表象视角下，涂尔干彻底倒置了卢梭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等级序列，将社会从“压制本性”的人性枷锁修正为“提升本性”的文明基石。

一种肯定的权力理论的形成：基于福柯与康吉莱姆关系的考察

叶晨阳

2023, 43(4):  129-153. 

摘要 ( 298 )   HTML ( 25)   PDF (2309KB) ( 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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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柯逐渐发展出一套有别于过往基于“压抑假说”之权力观的新权力理论。尽管这种权力理论具有强烈的福柯色彩，但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关键词“规范”，我们仍能清楚把握到康吉莱姆对福柯的影响。实际上，康吉莱姆所厘定的作为内在的、肯定性的生命形式的“规范”概念及其使用方法，不仅为福柯提供了摆脱“压抑假说”，构建肯定的权力理论的可能性条件，而且在福柯对自身权力理论的不足进行克服时，与之产生了共鸣。

个体化是生育的滞碍吗？——从法国家庭政策的演变历程与底层逻辑讲起

吴真

2023, 43(4):  154-184. 

摘要 ( 350 )   HTML ( 44)   PDF (3308KB) ( 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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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常被当作生育率衰微的重要原由，二者的反向关联借由全球诸多国家的人口演变轨迹暂时得到承认，却在法国家庭政策成功实现生育反弹的历程中被消解。这一历程围绕对待家庭个体化的态度分为前后两段：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以压制个体意识、重塑家庭秩序为核心理念，结果是婚姻家庭越发多变，生育水平不升反降；自70年代起，法律政策转向顺应个体诉求、尊重个人选择，同时又在经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上注重对弱势个体的帮扶和对强势个体的监督，由此带来了从90年代至今的生育水平的回升。后一段的经验投射出法国学界与政界对个体化两重意涵的充分认知：一方面，接纳且善用个体化展现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防范且遏制个体化导致的不公正。由此，在家庭政策的建构中逐渐形成兼顾个体自由和社会公平的底层逻辑，并以此为准绳一以贯之地进行政策的修缮和执行，最终疏通个体化对生育率的阻滞。这段历史不单旨在呈现具体的措施，更在于追问如何恰切地借助政策介入来扭转个体化对生育的抑制，以此为徘徊在崎岖路径上的各国提供思路和启迪。

专题三：组织社会学

1949—1956年中国社会组织体系的型构

陈佳俊, 毛丹

2023, 43(4):  185-213. 

摘要 ( 398 )   HTML ( 35)   PDF (2817KB) ( 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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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组织体系既不是西方社会中的“第三部门”，也不是传统民间社团的集合，而是由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团体、重新登记的社会团体、非登记的居民群众互助组织这三类广义的社会组织构成，是在国家型构社会组织、社会精英配合、社会成员在社会边缘事务上自行填空的力量所驱动形成的适配政权建设的特定类型。要研究当代社会组织改革发展问题，需要注意这个起点及其持续影响。

统治风险与胥吏人事：官吏分途现象形成与持续的政治逻辑分析

王泉伟

2023, 43(4):  214-239. 

摘要 ( 336 )   HTML ( 24)   PDF (2746KB) ( 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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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论证，官吏分途从治理逻辑来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其形成与持续主要是政治逻辑支配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朋党与官僚贵族化等官僚人事风险，导致统治者的人事权力受到侵蚀，危及统治基础。胥吏人事制度涉及各级政府如何安排僚属的问题，因而与上述官僚人事风险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官吏分途的形成是东汉以来官僚贵族化的结果，贵族与庶族的社会身份差异影响了正式官制的设置，造成官与吏在来源人群、等级地位与道德评价上的全面分途。官吏分途的持续则与后世统治者对官僚人事风险的防范有关。胥吏人事的合理化需要重新引入政治上风险巨大的辟署制，统治者宁愿忍受官吏分途导致的治理弊病也不愿变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风险论”的视野，揭示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官僚人事风险及其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统治风险在当代依然部分存在，也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并着手防范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