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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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理不可能三角

周黎安

社会杂志 2026, 46 (3): 1-31.

摘要（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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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pc）（3137KB）（632）

本研究在行政发包制研究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治理不可能三角”这一中层理论，指出在任何一个层级化委托—代理结构中，刚性治理目标、刚性预算配置与刚性规则约束三者都不可能同时成立，组织必须在三者之间进行结构性取舍。本文据此重构了行政发包制、韦伯式理性科层制与现代公司治理三种典型形态的比较逻辑，并提出一组可检验命题用以解释非正式制度扩张、选择性执行、运动式治理、模糊发包、组织变形等众多治理现象的内生机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不可能三角”成立的隐含条件（技术、组织吸纳能力、代理人行为、风险外化与合法性资源）及其可能的突破路径（技术进步、超常动员与组织重构），并从事前与事后不确定性管理的视角揭示了行政发包制与韦伯式理性科层制的根本差异，并指出，在目标刚性、资源约束、信息分散、风险外溢等结构条件下，中国国家治理形成了以科层制为“底盘”、发包机制为“发动机”、外部“承包器”为补充的混合制度结构，从而在不可能条件中维持治理的可行性与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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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与“礼”之间：从“父子离心”到“父子一体”——以李安的“父亲三部曲”为例

李朔严, 刘一艺

社会杂志 2026, 46 (1): 138-170.

摘要（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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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pc）（3917KB）（489）

本文以李安的电影“父亲三部曲”为研究对象，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中父子关系的冲突与重构机制：父子冲突的根源并不是简单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源于“礼”的规范压抑了“情”的表达，使得双方虽内心有爱却变得彼此疏离。影片所呈现的和解并不是终局性的圆满，而是通过共享时间之“晕”实现的阶段性和解。本文强调，在家庭伦理规范经历转型的同时，情感逻辑作为稳定机制得以持续发挥作用，推动父子关系在矛盾中不断调适。本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父子关系的变与常，也突破了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对立框架，为跨文化背景下亲密关系的重建提供了解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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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变革时代的技能回报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

王鹏, 李桉涛, 刘欣

社会杂志 2025, 45 (6): 208-238.

摘要（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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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自动化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正加速重塑劳动力市场，引发了学界对劳动力市场分化的广泛讨论。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情境，结合互联网招聘大数据与调查数据，系统考察技术变革背景下技能分层及其与传统市场分割维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技能差异已成为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化的重要维度，从事更需要抽象认知性技能职业的劳动者在就业风险、收入水平、工作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他技能群体；其次，技能分层与传统制度分割呈现异质性的交互格局，体制内部门以制度庇护的方式弱化了技能回报分化的市场后果，户籍制度则未体现庇护作用，城镇户籍劳动者内部由技能引致的收入差距反而更大。这些结果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多重分割的状况，技术驱动的技能分割与原有制度逻辑共同形塑了分层秩序，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叠加式转型”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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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治国：基于四重机制的总体性阐释

史普原

社会杂志 2026, 46 (1): 1-30.

摘要（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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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为什么能够稳定、广泛和强渗透性地推行，它在具体实践中又体现出何种运行逻辑？本文基于观察视角与分析方位两个层次，提炼出四重典型机制，尝试为项目治国提供一个总体性阐释框架。外部性机制针对项目成本与收益在空间和时间层面的外溢，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责模糊导致内外之间存在重大张力；委托代理机制侧重分析中央与地方间多委托方、多任务的组织传导以及专业化与地方化不同方向的信息不对称和模糊难题；合法性机制着眼于探讨绩效、程序和道德合法性如何在纷繁的项目治理实践中同构和异质交叠；嵌入性机制试图阐明国家与社会间的“双轨”政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为何偏重一边以及如何影响不同项目的运行模式及其效能。这些机制“四轮驱动”，交叉强化，对项目治国产生总体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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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王制的神圣基础及其对家族的反向形塑：晚商死亡仪式的社会人类学分析

王正原

社会杂志 2025, 45 (6): 145-182.

摘要（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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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为方法探究中国古典秩序根基，重构其精神本体，是当下中国社会学的核心关切之一。本文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死亡集体表象”概念，揭示晚商王制的神圣基础。在这一具体历史形态中，作为王制之依托的“家族”围绕死亡信仰与仪节而构建，并受到王制的反向形塑。死亡、家族与王制之间的纠缠，具有不亚于“家”本身的理论意义。丧葬仪式将死者转化成境界不同的超凡存在，是生者、死者进行社会交换的前提。商人频繁纪念重要死者以换取福报，而逐渐遗忘其他死者。死者的超凡能力与生者沟通死者的资格都高度不均等，唯有国王可在尊贵死者的中介下，辗转沟通最高的神。人牲是王室纪念死者的重要祭品，作为“非规范”的死亡，人祭有消灭敌对政体成员之人性的象征意义。可见，晚商王制的主干是由时王通向上帝的祖先序列，其边界是对王国之外“人之为人”的否定，这在横向和纵向上化解了神圣王权理论刻画的弑君与外生困境。家族秩序的纵向建构与王制对“崇高”的追求有关，前者高度发展的形式反而附生于后者。晚商对死亡与祖先的重视奠定了历代王制的底色，而西周理想则试图克服其层级、功利、排他性的特征，二者的辩证关系乃中国文明的深层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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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场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互构：基于农村居民“取快递”的研究

余鸿飞, 孙秀林

社会杂志 2025, 45 (6): 95-116.

摘要（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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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下乡工程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农村居民“取快递”策略为例，分析快递物流落地农村社会时所依托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市场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互构是快递下乡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这两种社会基础紧密相关，具有不同的互构形态。赶集时拿快递代表社会关系中的市场行动，经济交易深植于农村社会生活的周期性规律和秩序中。麻烦熟人拿快递属于市场体系中的关系行动，是农村居民在基层市场体系中对关系网络的工具性利用。作为一种市场—关系融合模式，摩的司机代拿快递既依赖于农村社会的关系网络，也属于基层市场的一部分。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农村社会中市场体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及其对现代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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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费孝通社会学理论创新及其现代化价值

宋林飞

社会杂志 2025, 45 (6): 1-23.

摘要（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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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倡导和实践从调查出发、以本土主位视角研究中国社会的治学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他从江苏吴江乡村社区追踪调查转向吴江小城镇调查、沿海地区调查和边区调查，“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行行重行行”。他先后提出了“工业下乡”“志在富民”“苏南模式”“小城镇大问题”“城乡协调发展”“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等原创性概念与观点，旨在“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改造社会”“为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内含工业化、城镇化、富民、文化自觉四种现代化价值，为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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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打破铁笼：以“关系”和“变通”为线索的美国新韦伯主义官僚制研究

刘畅

社会杂志 2026, 46 (1): 31-70.

摘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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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社会思潮对官僚制的全面抨击，新韦伯主义以全球视角审视官僚制在不同制度和文化中的变体，探索积极的官僚实践，并系统反思了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特征。由此，“关系”和“变通”成为新韦伯主义的重要议题。本文回顾了新韦伯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对“关系”和“变通”的积极理解为线索，系统梳理相关经验研究，进而揭示其背后的理论预设与思想资源。研究发现，新韦伯主义复兴官僚制的努力本质上是一场试图以价值理性修复形式理性缺陷的理论探索，“关系”与“变通”只是工具性手段，其中的关键在于重塑官员的理性精神。然而，新韦伯主义对理性精神的技术性构想依赖于对官员主体性的普遍性假设，忽略了不同制度与历史背景下伦理秩序的多样性，也遮蔽了官僚制之外可能存在的正当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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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典型”的困境：资源—任务关系视角下的基层示范创建研究

李振, 刘洋

社会杂志 2025, 45 (6): 117-144.

摘要（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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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pc）（2812KB）（1060）

“典型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战争年代以来一直保有的治理机制，但当下的基层典型却陷入可复制性不足和经验提炼“悬浮化”的困境。本文基于“资源—任务”关系的分析框架，以L县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实践为案例，分析基层典型的创建逻辑及典型陷入困境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治理资源的选择性分配既未带来组织任务承载力的实质提升，还降低了典型的可复制性，基层难以通过典型创建解决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典型身份的获得不仅引发了典型单位及其成员角色的紧张，还带来了大量的派生任务，特别是信息生产的负担。两条逻辑线合并所形成的资源选择性分配和组织任务承载能力的不适配，最终导致典型困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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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看中医”与健康的教育梯度——基于有序链式中介模型的实证分析

孙静含, 李升, 李科霖

社会杂志 2026, 46 (1): 206-239.

摘要（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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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pc）（2614KB）（245）

对中国人而言，看中医还是看西医是人们在治疗疾病或维持健康过程中常面临的选择。虽然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对健康的教育梯度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但基于西医体系范式的研究结果并未重视看中医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有序链式中介模型，发现“看中医”（相比于看西医更倾向于看中医的行为）可以作为受教育程度和自评健康的中介变量，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解释上，中国人自我判定的健康观和随受教育程度增长而越发敏感的躯体判定习惯，使受教育程度高者更易产生不健康的自我判定进而就医。相比于西医，中医的“治未病”思想和医患共治的“关系医学”诊疗模式可以更有效地回应个体对健康的自我判定，因此受教育程度更高者更倾向于选择“看中医”，且因中医对自我判定的有效回应而提升自评健康水平。本研究为建立适合中国本土的健康政策、助推国民健康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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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阶级的代际变奏：“新东北文学”中的转型记忆与阶级经验

谢雯

社会杂志 2025, 45 (6): 41-67.

摘要（327）

HTML （24）

PDF（pc）（3086KB）（338）

“新东北文学”揭示了“东北问题”背后历史经验与转型记忆的深层面向，已成为理解中国转型期知识生产的重要文化现象。本文以文学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新东北文学的社会意涵，揭示其与转型期主体精神世界之间的关联。本文指出，新东北文学中的阶级经验书写，正是其能够超越地域限制并引发广泛共鸣的核心所在。这种书写并非仅限于工人家庭内部“子一代”对“父一代”尊严的重建，而是在阶级话语重构的转型语境中，加入当代阶级经验的再表述与再感知，进而激发出一种以阶级变动、焦虑与不确定性为核心的跨代际的情感共鸣。本文由此揭示文学在社会转型中建构集体记忆、引发公共反思的功能，以及转型期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对自我价值与认同的多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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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当高学历青年成为花艺师：技能型职业的文化赋魅与职业地位重构

张卓君, 李煜

社会杂志 2025, 45 (6): 68-94.

摘要（314）

HTML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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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文化社会学领域的“符号边界”理论为框架，基于对20名具有本科学历的花艺师的访谈，探讨知识青年如何通过文化赋魅推动技能型职业地位提升。研究认为，区别于传统的职业地位的权力决定论与社会封闭理论，具有非标准化特性的技能型职业因其操作技能与产品评价标准的多元性，为通过符号边界重构创新评价模式、以文化赋魅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提供了空间。具体而言，花艺师通过产品作品化（从花材交易到美学创作）、身份精英化（从包花工到花艺师）、场景展演化（从货架式交易到专业化展示）三维符号边界重构，再塑技能劳动的价值评价体系，最终使花艺师脱离传统的蓝领阶层，其职业地位得以重塑。本研究通过揭示以文化赋魅驱动职业地位提升的机制，为突破青年就业意愿与现有岗位供给之间的错位所形成的结构性就业困境、建立更多元的职业评价模型提供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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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与演变——基于曾国藩日记/通信的案例研究

周雪光, 张家硕

社会杂志 2026, 46 (2): 1-29.

摘要（304）

HTML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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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为社会所建构”这一社会学基本命题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社会世界为个体提供了共享意义的空间和社会行动的基础。本文以这一命题为理论线索，以曾国藩日记和通信为研究资料，探析曾国藩社会行动的微观基础。我们特别关注曾国藩的社会活动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及其社会世界的特点。研究发现，曾国藩的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各有不同表征，后者体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且其结构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我们借用个案深入发掘的优势来探讨相关的研究思路、理论概念、分析维度和要素测量，尝试提供一个有关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的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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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费孝通的探索

丁元竹

社会杂志 2025, 45 (6): 24-40.

摘要（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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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的是费孝通如何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根基。在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背景下，回顾费孝通的学术历程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的学术之路始于对中西学术的广泛涉猎与深刻反思，他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摒弃“为研究而研究”的寄生性学术，确立了“志在富民”的学术抱负和“从实求知”的治学方法。他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性概念，如“差序格局”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理解民族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在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时期，费孝通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为建设服务中国的社会学奠定了基础。费孝通的学术实践表明，要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实现学术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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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成为“情境艺术家”：斜杠影像创作者的身份建构

张佳雪, 袁同凯

社会杂志 2026, 46 (1): 171-205.

摘要（257）

HTML （22）

PDF（pc）（3631KB）（313）

通过对洋芋乡村摄影项目的案例研究，本文力图呈现斜杠职业背景下中产阶层的影像创作者所经历的情境性身份实践。在高度制度化的职业体系中，他们一方面在主业责任与创作欲望之间有一种撕裂与困顿感，另一方面又借由“艺术家”的身份想象为自我意义提供支点，在制度依赖与自主需求之间反复拉扯。进入影像社群参与在地创作成为他们追寻艺术身份的重要方式。然而，影像社群中的在地创作以“短期驻地”为前提，艺术身份的建构往往成为一种阶段性的自我叙事，并受到主业时间结构与资本逻辑悖论式的牵引。本文反思了既有研究中将多重职业身份主要理解为谋生策略或流动工具的解释路径，丰富了对斜杠职业背景下当代中产阶层生活处境与身份经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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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士绅群体与中国现代工业的创生：以清末萍乡煤矿的兴建为例

孟奇

社会杂志 2026, 46 (1): 109-137.

摘要（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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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萍乡煤矿的兴建为例，探讨清末中国社会中现代工业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士绅群体内部的分层与联结是工业得以入驻地方的关键，文廷式等上层士绅兼具官僚士大夫与地方精英二重身份，身份间蕴含的伦理和利益张力促成了“洋务官僚—上层士绅—下层精英”之间的传导性劝导；地方士绅基于原有的群体结构形成了沟通企业与地方社会的中人群体，不断推动二者之间利益分配的达成，萍乡煤矿由此实现了规模性收购和机械化生产，进而推动了社会变革。本文阐释了基于既有中国社会结构的群体互动如何生成企业与地方之间新的利权结构，既揭示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线索，也为理解当代中国企业与社会关系提供了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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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社会控制中的个体自由：从社会理论视角解读杜威的课程改革

杨勇

社会杂志 2026, 46 (1): 71-108.

摘要（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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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和讨论杜威的课程改革，揭示“社会控制”这一美国社会理论中的标识性概念背后的实质内容与经验基础。在与进步教育人士的对话中，杜威明确反对“无需社会控制的个体自由”，主张“社会控制中的个体自由”。这一观点通过“实验学校”的课程改革具体展现出来。结合杜威设置的具体的课程内容，并运用“行动”与“环境”互动的分析框架，可进一步凸显社会控制的理论意涵。一方面，杜威批评卢梭主张的自然教育，强调个体行动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控制；另一方面，杜威与涂尔干主张的社会教育对话，将经由“刺激-反应”机制而激活的个体行动状态视为更重要的教育目标。杜威的社会控制概念形塑了美国早期社会理论的问题意识，且与费孝通提出的“教化权力”内涵相通。澄清这一关联，有助于我们反思个体自由与文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激发更有判断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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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斗争、竞争与选择：价值领域分化的发生学与历史演化机制

王诗瑜

社会杂志 2025, 45 (6): 183-207.

摘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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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韦伯研究仍欠缺对价值领域分化的发生学与历史演化机制的论述，而这对于建立韦伯理解社会学方法论的独特性以及理解社会学与实质研究之间的关联来说非常重要。斗争、竞争与选择在价值领域的建构与分化的发生学层面与历史演化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斗争和竞争而充分发展了行动导向中工具理性的一面，且因与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相亲和而被模仿和传播的现代人格，面对理性化导致的人生意义危机，升华了现代社会政治领域、艺术领域与情爱领域的固有价值，创造了现世内救赎的可能性。对斗争、竞争与选择主导下的价值领域层级化分化以及现代人格塑成的发生学与历史演化机制的论述，充分尊重行动者发挥工具理性在竞争性环境中争取胜利的能动性及其面对危机主动赋予现世秩序以价值的文化创造性，能够回应理解社会学探求从个体行动出发生成超个体的秩序意义的因果—发生关联的内在要求，并服务于行动理论框架下的价值领域分化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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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父职类型学：“以体育儿”的实践形式与动机结构

胡荣, 艾裕宸

社会杂志 2026, 46 (3): 151-179.

摘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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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20组城市家庭的深度访谈与观察，本文把父亲通过体育活动的方式参与子女养育的实践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父亲“以体育儿”的实践形式及其动机。研究发现，父亲的“以体育儿”实践在形式上可分为间歇性参与与常态化参与，在动机上则呈现为关系发展导向与社会再生产导向。两种分类交叉形成四种父职理想类型：仪式性象征父职、情感性辅助父职、策略性守成父职和制度性陪伴父职。这四种类型表明，父亲参与育儿的形式稳定性与行动动机并不总是同步：间歇性参与可能包含亲密补偿的意愿，规律陪伴也可能会延续子女塑造、父亲权威和家庭分工再生产。研究还发现，子女的性别会影响父亲的行动逻辑，使不同父职类型在父子/父女组合中呈现差异化。因此，父职转型并不是从缺席到参与的线性过程，而是在参与形式与行动动机的不同组合中呈现为内部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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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边缘农户触发的电商村形成

乔天宇, 邱泽奇

社会杂志 2026, 46 (2): 114-146.

摘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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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村电商技术变革来说，边缘力量不容忽视。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曹县一个电商村发展案例的考察，运用社会网络方法分析实地调查数据，发现村中最早尝试电商的创业者来自村庄社会结构的半边缘或边缘位置，而非村庄的核心成员，电商技能在村中的扩散也主要得益于边缘农户的推动。结合访谈调查与计算模拟实验，本文揭示了边缘农户能率先尝试并触发电商村形成的内在机制，发现边缘农户对待电商创业更开放的初始观念构成电商村形成的重要条件，电商村的形成同时还离不开由边缘农户带动的村庄群体观念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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