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智能制造甘愿：人工智能训练的劳动组织形式与控制策略

黄晖

2025, 45(2): 1-31.

摘要 ( 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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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生成式大模型的轰然问世引发社会对其“智能”背后的密集型不稳定劳动的关注。基于笔者对三家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公司的劳动社会学考察，本文探究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生产的底层劳动组织形式及其控制策略。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训练以项目制为核心，构建了一种以内包、外包和众包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灵活劳动体制。尽管该劳动体制削弱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加剧了劳动的不稳定性，但资本通过数智游戏、技能清零、职业复魅等控制手段向人工智能训练师施加霸权权力，使之甘愿在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中通过“让人变成机器的工作让机器变得像人”。

算法重构：算法规则驱动下的劳资关系转变——以Y平台降薪事件为例

郑家豪

2025, 45(2): 32-63.

摘要 ( 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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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关于平台算法的研究大多默认了一个既成的劳动秩序以及劳资间控制与抵制的单一关系，缺乏对劳资关系转变本身的关注。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算法角色与劳资关切相耦合的分析框架，以Y平台降薪事件为例，展现劳资关系转变的算法机制。本文将算法驱动劳资关系转变的能力概括为“算法重构”，即算法基于其高效调配资源的能力，通过迭代改变预期输出、转变角色，从而灵活地调整资源调配方式，继而高效适应并达成不同的组织目标，最终促成劳资关系的转变。该发现有助于推动学界对劳资关系的动态研究。此外，鉴于算法在劳资关系中的关键角色，本文认为应将算法视为一种劳动规则并纳入监管，以更好地维护平台劳动者权益。

跨越科层边界的重组：制造业劳务外包模式的运行机制

田雅馨

2025, 45(2): 64-91.

摘要 (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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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外包模式打破了科层与市场边界分明的既往认知，展现了兼具科层与市场特征的新型网络组织形态。本文站在参与劳务外包模式的工厂立场，探究跨越科层边界的重组何以发生。研究表明，工厂在开放科层边界的基础上与劳务公司重组为十字交错的网络组织。一方面，科层打开了纵向整合机制，从混岗安置、岗位调整、人员筛查三方面设置人岗匹配的用工协调制度。另一方面，科层开放了横向延伸机制，从试工权利的有偿开放、退一补一的无缝运作和工期结束的分类安排三方面构建进出有序的临时用工环境。由此，制造业劳务外包模式具备了可控的灵活性特征。与此相对，一个被控的灵活就业群体也被生产出来，成为制造业应对用工不确定环境的工具。

“地势”与人类学的日常语言视角和方法

朱晓阳

2025, 45(2): 92-123.

摘要 (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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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政治人类学的发问：“不以西方为出发点的‘政治学’何以可能”出发，提出政治生活中的“势”话说蕴含着其他选择途径之观点，进而从日常语言视角人类学入手讨论“势说”政治进路。本文在讨论理解“势说”政治的关键——日常语言视角论时，受到当代语言人类学和视角论人类学的启示，并特别以当代语言人类学的田野发现和文学翻译的“田野”经验作为支持。基于语言现象学所秉持的反还原论预设，本文将“地势”视为由一些相异成分以“中间链接”而成的“一般图景”，并在最后部分对“地势”作为实地研究方法进行了讨论。虽然“势说”政治或“地势”话说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根本预设上有所区别，但是在田野调查技术层面，两种范式是相互兼容的。基于此，本文以测度方法为例，对“地势”方法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讨论。

失格的竞争：赫伊津哈游戏理论中的文明省思

苏婉

2025, 45(2): 124-150.

摘要 (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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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面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衰败与敌意加深的政治竞争格局，赫伊津哈将游戏之于人类文明的非功利性价值由个体美育扩展到群体共存层面，表明游戏之格具有推动群体间对立转向对等而非敌对的积极意义。赫伊津哈从“游戏人”假设出发看待竞争、暴力与战争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引入年鉴学派人类学的相互性哲学，以比较文明视野中的仪式性竞争呈现了游戏框架所具有的文化约束力。赫伊津哈与施密特抱有对现代文明的相似不满，却力图以“游戏性”打破以“政治性”作为对社会竞争领域根本判断的理论局面，指出重返人类生活严肃性的关键不在于敌友划分，而是在于复兴具有伦理内涵的游戏精神。

金融波动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以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调查”为基础

杨清媚

2025, 45(2): 151-175.

摘要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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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42年，费孝通和张之毅观察并分析了内地农村受国民政府金融政策影响出现的社会崩溃。通过对他们的研究的再分析，本文归纳了“燕京学派”农村金融研究的内容：乡村共同体的现金周转调剂、乡村工业的资金积累、乡村商业资本和土地金融问题。随着通胀恶化，这些方面的相应变化显示了城市金融危机对农村社会严重的“虹吸效应”。“燕京学派”意识到中国乡村自身的嵌入性特征和世界经济已经脱嵌之间的矛盾，试图探索一条保护乡村社会的道路。与费孝通同时期的“双轨政治”相呼应，“燕京学派”关于农村经济和金融的研究也呈现出“双轨制”特点。他们对今天的启发在于，中国金融应该是一个综合考虑保卫社会和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独特形态。

等级与君主制的起源：孟德斯鸠的封建法问题

许方毅

2025, 45(2): 176-204.

摘要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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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重要努力，是从历史的角度追溯现代君主制的起源，考察等级制与中介权力的形成，并最终理解君主制的统治方式。他聚焦于封建制建立这一“政体腐化”的过程，以及现代君主制如何在此基础上构成为“政体革命”。现代君主制源于日耳曼征服中君主与贵族的纽带，等级是君主制的根基。封建制不仅改变了君主权力的性质，也在实现等级平衡的过程中明确了君主与贵族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决斗裁判培育了以荣誉为核心的风俗，进一步实现了王室司法权对领主司法权的取代，同时型塑了君主权力和以穿袍贵族为代表的诸等级。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形态，君主制意味着由等级制精神构成的社会，它根源于生成性的国家权力，可以说“社会”内在于国家。通过介入关于贵族起源的历史论争，孟德斯鸠不仅对君主制这一政体形式赋予了新理解，也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国家理论。

在“生活”与“理想”之间：涂尔干的行动社会学大纲

郑琰

2025, 45(2): 205-240.

摘要 (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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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以“生活”和“理想”两个核心概念为主轴，系统勾勒出涂尔干行动社会学的理论大纲。首先，涂尔干社会理论中的行动者及其行动图示既吸纳了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因信仰需要而展开的常规行动，也包含社会学家在危机时刻为重建理想而进行的创造行动。其次，涂尔干认为，这两类行动图示之间不是相互隔绝而是彼此交融的关系，只有通过学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合作与集体行动，社会学才能突破现代性条件之下思考与行动、身体与心灵以及科学与信仰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屏障，进而既拓展学者理性主义的思维边界，又将公众的生活需要纳入文明轨道，共同创造出契合时代的神圣理想并实现社会的重建与更新。最后，本文指出，涂尔干对行动问题的思考继承并发扬了法国“政治理性主义”的智识传统，凸显了社会学的政治关怀与知识分子的公共职责，为我们探索如何实践置身时代的社会理论思考提供了“以身载道”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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