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6年 第46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6-03-20

上一期   

专题一：世变与士变

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与演变——基于曾国藩日记/通信的案例研究

周雪光, 张家硕

2026, 46(2):  1-29. 

摘要 ( 17 )   HTML ( 2)   PDF (4424KB)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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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为社会所建构”这一社会学基本命题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的社会世界为个体提供了共享意义的空间和社会行动的基础。本文以这一命题为理论线索，以曾国藩日记和通信为研究资料，探析曾国藩社会行动的微观基础。我们特别关注曾国藩的社会活动与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及其社会世界的特点。研究发现，曾国藩的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各有不同表征，后者体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且其结构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我们借用个案深入发掘的优势来探讨相关的研究思路、理论概念、分析维度和要素测量，尝试提供一个有关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建构的研究案例。

从吴文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术阅读看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根基——基于吴文藻日记的考察

孙飞宇

2026, 46(2):  30-76. 

摘要 ( 9 )   HTML ( 1)   PDF (5190KB)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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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吴文藻先生从1956年到1985年间的日记，借用知识考古学的视角，系统考察了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术阅读及其和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学术工作与互动。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非在一片空白之上进行。在社会学被取消的历史时期，吴文藻等人依然坚持的学术阅读使其学术眼界跟上了当时世界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确知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的主流和经典。70年代和海外的学术交流帮助他们更加深入了解了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脉络与发展前沿。这些都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火种与基本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维系了在燕京时期建立的学术共同体，吴文藻当年发展“燕京学派”的种种策略以及这个共同体的延续，也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经验与根基。

专题二：“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笔谈

社会学视域内的乡村社会问题

王春光

2026, 46(2):  7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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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中的“双生”融合

陈阿江

2026, 46(2):  92-102. 

摘要 ( 11 )   HTML ( 1)   PDF (1111KB)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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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农困境”到政策回应：乡村产业发展的再思考

单丽卿

2026, 46(2):  1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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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数智时代的社会逻辑

边缘农户触发的电商村形成

乔天宇, 邱泽奇

2026, 46(2):  114-146. 

摘要 ( 10 )   HTML ( 0)   PDF (4103KB)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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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村电商技术变革来说，边缘力量不容忽视。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曹县一个电商村发展案例的考察，运用社会网络方法分析实地调查数据，发现村中最早尝试电商的创业者来自村庄社会结构的半边缘或边缘位置，而非村庄的核心成员，电商技能在村中的扩散也主要得益于边缘农户的推动。结合访谈调查与计算模拟实验，本文揭示了边缘农户能率先尝试并触发电商村形成的内在机制，发现边缘农户对待电商创业更开放的初始观念构成电商村形成的重要条件，电商村的形成同时还离不开由边缘农户带动的村庄群体观念更新。

镜头下的工作：劳动可见性如何影响幼儿教师的专业自主性？

陈玉佩

2026, 46(2):  147-181. 

摘要 ( 10 )   HTML ( 0)   PDF (3521KB)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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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构化抚育面临信任危机的背景下，数字媒介技术作为一种家园沟通手段普遍应用于托幼机构，“可见性”因此成为幼儿教师面临的一项工作条件。本文从专业自主性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可见性对幼师工作的影响。研究发现，托幼机构因在市场竞争中地位的差异，建立了不同的可见性模式。托幼机构通过抚育过程的媒介再现满足家长信息获取与远程关怀的需求，然而，这也使幼师的专业自主性面临新的挑战，不仅媒介技术使其劳动过程为家长可见，更重要的是媒介再现的特点和抚育劳动的逻辑存在错位，且对影像诠释的开放性蕴含着冲突的可能。面对工作被审视、评判乃至干预的可能，幼师通过信息控制、关系调适和有条件的反抗三种策略试图重新实现对自身工作的掌控。同时，对可见性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非预期的、矛盾的后果：满足可见性的需求，应对可见性带来的挑战，以及采取策略性行动维护专业自主性，均作为幼师专业实践的一部分，降低了高质量抚育所需的专注度和积极情感投入。

论文

家庭变动中的反思性体认——以宁夏政策性搬迁安置区的移民为例

薛雯静, 徐宗阳

2026, 46(2):  182-207. 

摘要 ( 6 )   HTML ( 0)   PDF (2773KB)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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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宁夏政策性搬迁移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搬迁的家庭变动中感受到的“不安”。研究发现，这种“不安”不是源自个体利益的受损或家庭发展目标施加给个体的经济压力，而是源自个体对自我与关系的“反思性体认”。一方面，移民因对子女发展问题的自我归因而焦虑，因家庭责任的错位而陷入对关系的反思。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又会使他们以向里用力的方式行动，最终化解不安。本文认为，“反思性体认”本质上是人站在一个开放性的利益基点去体认他者的责任位置与性情态度，并找到自己心安理得的行动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行动主体是一个具有扩充性的自我，这个自我使家庭研究可以在一种推广扩充而非对立冲突的预设中去认识“个体—家庭—社会”的关系。

何以共有：闽西客家宗族型村庄的房产观念与实践

刘超群

2026, 46(2):  208-242. 

摘要 ( 9 )   HTML ( 1)   PDF (5624KB)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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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闽西宗族型村庄为例，探讨房屋共有如何作为稳定形态存续，而非向私有过渡的前现代残余。研究发现，案例村的祠屋系统构成宗族社会的物质本体，并通过房支与房屋体系之同构、祠屋合一的空间配置以及分中有合的继承实践，使房产共有与个体占有长期并存；土改打破了家族共产，将地主房产分予贫下中农，然而改革开放后，房产却向传统共有逻辑复归。比较案例揭示，原家族后代对房间的“实体占有”（物理控制）与祖先对祠厅的“虚拟占有”（象征在场）结合，构成祖产追索和共有回归的锚点。上述发现挑战了西方法学“占有导向私有”的线性预设，表明占有可以是共有的技术而非私有之先导。理解中国乡村产权需关注房屋的本体论价值，现代产权制度亦可兼容传统共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