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走出“初民社会”的两条路径：社区研究的文化论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接触学说

田耕

2026, 46(4): 1-32.

摘要 (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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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走出“初民社会”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种跨国学术共识，那么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如何从该共识中走出一条致力于重建文化国族的独特道路？本文通过对比马林诺夫斯基和社区研究的文化论这两种走出初民社会的方案，指出前者打造了一种深具现在史特征的“文化接触”概念，将“接触”视为自成一体的文化生成机制，这一观念最终和悬置国家、淡化文明与野蛮两分的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反观后者，“一战”后，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反思和批评国际主义，这在刺激社区研究走出初民社会的同时，也以边政和边疆为枢纽，开拓了重返文化国族的社会学道路。社区与边政的呼应，推动社区研究者展开对于文化边界的分析，并进一步将民族建设视为社区的自然延伸。在方法层面，本文并未局限于学说的接触和接受史，而是以感通历史情势与理论心性的方式来呈现学说之间的关系。这种做法也是在世界史视域下反思中国现代学术的一种努力。

诸文明的共同基础：莫斯的单数文明论

蒋卓峰

2026, 46(4): 33-63.

摘要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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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与涂尔干的“超社会体系”奠定了社会科学对复数文明分析的基础，但后世的“选择性继承”，往往忽略了莫斯为回应外部历史危机，调和普遍性与特殊性而展开的思想演进。莫斯的单数文明构想始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超社会体系”的阐发，并在战后基于“国族”的规范性探索中遭遇困境，最后经由《礼物》的对抗性交换之发现，发展为“融合的界限”。莫斯将“单数文明”从先验原则澄清为复数文明在“界限”处所累积的“共同基础”，它既是复数文明互动的历史后果，反过来又构成复数文明独特化与展开交流的经验前提。本文的解读挑战了当代文明分析中“整合论”与“关系论”的二元格局，亦回应了中国学界经由“文明”反思自身的努力，为现代世界基于张力的共存秩序提供了社会学解释。

个体与集体之辩：莫斯论法国社会主义中的总体性

潘梓旸

2026, 46(4): 64-97.

摘要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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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通过对俄国革命的社会学鉴析来展现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困境，并以“总体性”作为回应。现代社会中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失范很大程度上与“个体”的兴起相关。将“集体性”强加在个体之上，以“集体性”的规范与组织取消经济领域的自由，这种社会改造在莫斯看来并不会带来理想的社会。因为它并未意识到经济领域是“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否定经济领域也意味着否定社会本身；这一否定同时意味着把实践自由交换的个体与作为道德承载者的集体二者理解为对立关系。而在“总体性的象征体系”所形成的总体性机制中，个体能够自愿地与其他个体建立联系，且并不必然被整合进集体之中，二者始终存在互相融合与互相转化的可能性。由此，莫斯所期待的是一种既以集体的价值取向作为“精神事实”，又可以保存个体的自由空间与边界的总体性的社会构造。这一构造在政治上的呈现则是法国社会主义，在莫斯看来，这种“社会主义”或许才能在建立集体性之时避免政治的风险，促成好的社会生活。

人机共存的生成机制：以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实践为例

何龙韬, 张晶

2026, 46(4): 98-135.

摘要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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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机共存日益成为数字时代社会实践重要特征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如何进入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实践，并与人类形成稳定的照护关系，仍缺乏基于具体实践的社会学解释。基于某三甲医院人工智能赋能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干预项目，本文在实践评估中嵌入质性研究，从互动关系、组织协作与伦理治理三个层面考察人工智能参与照护实践的生成过程。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在安宁疗护中的作用并非技术预设，而是在持续的情境磨合、情感互动与伦理协商中逐渐形成，并由此重构照护互动、情感劳动与责任边界。本文提出“动态适配—情感调节—伦理共构”分析框架，认为人机共存并非人与技术的简单协作，而是人工智能在具体照护实践中不断获得在场性、关系性与正当性的生成过程。

家国关系变迁中的就医秩序与行动伦理——一个华北村庄的历时性研究

桑坤, 高远

2026, 46(4): 136-175.

摘要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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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国民健康需求的日益复杂化，农村分级诊疗体系建设逐步被纳入中央政府的议程。本文以“就医秩序”为分析对象，以国家—农民关系为分析框架，通过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策文本与华北简村田野材料的历时性比较，揭示了国家—农民关系在医疗场域中的演变逻辑以及就医秩序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国家角色在经历了“间接下沉—抽离—直接下沉”的转型后，资源动员能力虽然在逐步增强，但当前的就医秩序仍面临行为失序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失“具象化的国家”这一联结纽带——国家意志在基层可感知、可信任的人格化载体。作为其中关键行动者的乡村医生，他们经历了从受集体的支持到被市场塑造，再到受纵向分级诊疗体系的规约的过程，日益陷入既难以融入科层体制也无法嵌入乡土关系的结构性张力的困境，从而导致科层化供给与农村社会基础难以有效对接。本文认为，未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不在于国家与集体间的简单责任划分，而在于构建能同时接纳国家资源与规范和激活乡土社会内生性力量的接点机制，使“家国一体”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从分娩记忆看中国女性产痛的代际变迁与社会意涵

方静文, 张仁烨

2026, 46(4): 176-210.

摘要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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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女性产痛的代际差异，基于24位产妇的分娩记忆，围绕在家分娩、在卫生院分娩、在医院分娩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考察各时期的女性如何将产痛这一具身经验与社会文化图景相勾连，进而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意涵。研究发现，女性产痛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但不能简单归结为“产妇越来越怕疼”，只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产痛”。研究认为，疼痛从来不只是个体的生理感受，更是一种深植于社会结构中的身体经验，裹挟了社会文化变迁、分娩医学化以及女性自我觉醒等因素。真正意义上的减痛不仅依赖于镇痛技术的革新与普及，更要在制度设计中恢复家庭、社区与医疗系统的协同作用，将对产妇心理与社会需求的回应纳入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之中。

“生命为了艺术，艺术为了生命”：齐美尔论艺术与生命的协调

曹金羽

2026, 46(4): 211-240.

摘要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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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美尔的艺术社会学以“生命为了艺术，艺术为了生命”作为内在线索，通过对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罗丹等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分析，揭示了艺术与生命的统一性。他强调，艺术的自主性并非与生命隔绝，而是在“整体性的迂回”中实现其与生命整体性的融合，以此协调自主性与整体性的矛盾。这些不同的艺术家代表了不同时期人们对艺术与生命关系的持续探索：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呈现了形式重负下的悲剧性，伦勃朗展现了内在灵魂的胜利，罗丹则呈现出现代性的运动与生命活力。上述发现对于理解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生命与形式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艺术社会学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理论洞见，并强调了艺术在现代生活中对于个体意义建构与生命价值实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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