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曹正汉

2017, 37(3): 1-45.

摘要 ( 1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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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历史的理论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对《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的几点评论

刘世定

2017, 37(3): 46-66.

摘要 ( 1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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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强调，在研究集权和分权这一反复出现且类型多样的历史现象时，建构适度抽象、概念和逻辑明晰的理论模型以助分析是有效的。本文指出，将“风险论”和“效率论”对立起来有欠妥当，“风险论”就是一种效率指向的理论，重要的是区分何种治理、何种效率、谁之效率。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建构了分析统治者风险治理效率和日常行政效率关系的模型，指出当一种制度赋予统治者以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特性时，其日常行政治理效率的最大边界在哪里；建构了统治风险治理效率下的集权和分权选择模型，并考察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的概念；讨论了效率区分在理解中国历史中非均衡割据现象方面的意义。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建构，考察了统治者收放权边界内外运作的差异。

代理人困境与国家治理:兼评“风险论”

蔡永顺

2017, 37(3): 67-84.

摘要 ( 1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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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分权是治理幅员辽阔之国家的必然选择。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者采取向下分权的时候也会面临治理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取得足够的资源和权力，它们可能对最高统治者构成威胁。曹正汉在考察中国古代统治体制演变时，提出郡县制是帝王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制度安排，因为郡县制具有避免让单一地方政府强大到可以挑战帝王权威的作用。本文探讨向下分权对于集权体制政治稳定的影响。分权在为最高统治者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为统治者创造了规避责难的空间。但向下分权在减少代理人风险的同时，也给统治者造成了多重代理人问题。具体而言，代理人如果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他们不但会削弱国家能力，还可能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风险。如何约束代理人始终是最高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尤怡文

2017, 37(3): 85-102.

摘要 ( 1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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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曹正汉提出的“风险论”出发，以威权政体政权存续的理论视角，探究中国治乱周期与统治者风险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治乱之间，统治者透过何种机制调节动态平衡以维系政权，又为何调节风险平衡机制在某些时候能奏效在另一时点上却失灵。藉由历史制度主义的时序分析，本文提出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以解释治乱周期的波动，并发现风险调节机制之所以越到朝代后期越难奏效，肇因于开朝初期统治者为防制政变风险所采取的政治吸纳策略。这些策略随着时间演化及一连串反应序列后，破坏了统治者用来防治民变及外患风险的机制，并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基础权力，导致国家能力下降，风险平衡机制失灵，从而陷入统治危机。

教育的同型婚姻与中国社会的家庭工资收入不平等:1996—2012

李代

2017, 37(3): 103-130.

摘要 ( 1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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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同型婚配的研究在社会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LHSC1996与CGSS2012两个截面数据，首先用对数线性模型测量调查数据中夫妻教育匹配的同型程度，用相关系数测量工资收入上的相似程度。然后使用模糊置换检验估量在控制年龄、城乡和地域之后，夫妻受教育程度的匹配对家庭工资收入不平等指数泰尔指数（Theil Index）的影响，并通过比较两个截面数据考察其变化趋势。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有所贡献，本文所使用的改进的置换检验方法可以更好地控制年龄等定距变量。

“撤点并校”、家庭背景与入学机会

潘光辉

2017, 37(3): 131-162.

摘要 ( 1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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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究在“撤点并校”的政策调整下，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机会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到2012年追踪个案的数据，通过对农村学生小学至初中毕业升学历程的回溯，建立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辍学模型”和基于Logistic模型和线性概率模型的“升学模型”，发现家庭背景始终是影响子女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在“撤点并校”刚开始执行的年份，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风险反而有所降低，家庭背景在“撤点并校”后对于子女的入学几率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政策使得农村家庭在教育上“主动投入”，而这种家庭层面对于政策的回应使政策的影响效果被削弱或者推迟，从宏观上观察到的家庭背景在教育层面上的再生产机制是每个家庭在制度驱动下做出选择的结果。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

李强, 王昊

2017, 37(3): 163-179.

摘要 ( 1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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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应该从收入、职业和教育多个维度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与结构。本文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已经较大，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较小。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和东部地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越来越大，第一产业中的中产阶层发展也遇到了较大阻碍。本文认为，要壮大中产阶层，应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职业结构调整，普及教育，推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扶持农民工依靠技能提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孟庆延

2017, 37(3): 180-214.

摘要 ( 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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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重要的组织动员技术，它同时蕴含着强调经济标准的“算阶级”和强调情绪鼓动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两种面相。既往的学术研究将“闹革命”理解为革命实践中的过火与偏差而未追溯其渊源。本文尝试对“闹革命”这一传统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再考察。研究发现，“闹革命”主要来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干部构成了其具体“担纲者”。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农讲所以及农运派干部具体实践的考察，呈现其作为革命的“深耕者”与群众的“鼓动家”的精神气质，进而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闹革命”这一具体的组织动员形态，更为深入地理解早期乡村革命的复杂历史面貌。

政策实施成本与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发生机制——基于四东县休禁牧案例的分析

冯猛

2017, 37(3): 215-241.

摘要 ( 1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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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价还价是中国上下级政府互动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本文详细记述了四东县草原休禁牧政策实施过程中上下级政府的多轮讨价还价，县政府制定政策，政策严格落实导致政府与民众的冲突频发，乡镇政府以冲突为策略与县政府讨价还价，最终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执行空间。本文使用实施成本分析框架解释了讨价还价行为的发生机制，执行过程成本、上级施加成本、民众施加成本高昂，致使乡镇政府只能选择与上级讨价还价。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乡镇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相对提高，使得双方的协议点从严格执行端向宽松执行端移动。执行无僵局、协议点左右摆动、短期均衡与讨价还价的交替发生是政策执行中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基本特征。

《社会》2017年第3期整期全文

2017, 37(3): 242.

摘要 ( 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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