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罚似然图模型与社会网络测量

陈华珊

2017, 37(2): 1-25.

摘要 ( 1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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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及智能设备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用户行为轨迹和互动数据的获得成为可能并进入社会学研究者的视野。这类行为或互动事件的数据在数据结构上属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常见的双模网络。但传统的社会网络分析所面对的数据规模较小，研究者一般采用矩阵分解、主成分分析等描述性分析方式来对网络子群进行区分或测量。而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参与互动的群体规模巨大、群体成员的构成动态变化、事件具有时序特征、事件发生存在异质性等特征，使得传统的分析方法无法有效应对此类数据。
近十年来，高维高斯图模型在网络关系探测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本文拟对基于罚似然回归的高斯图模型进行综述。罚似然高斯图模型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分析工具，本文并不侧重具体的算法和优化过程，而是就罚似然图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可能带来的贡献进行梳理。最后，本文亦对涉及的相关模型及其R软件包进行汇总，以期拓展该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网络场域、文化认同与劳工关注社群:基于话题模型与社群侦测的大数据分析

黄荣贵

2017, 37(2): 26-50.

摘要 ( 16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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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与文化”和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本文指出网络场域与所沟通的文化内容之间存在互构关系。本文使用话题模型分析了关注劳工议题的用户所发布的51 288条博文，结果显示，劳工话题大致涉及以下几方面：文化与公益、工人的困境与问题、维权行动与工人组织、制度与劳工权。对用户间互动模式的社群侦测揭示了5个主要社群，结合社群关注的议题，作者将其称为：工人家园社群、工人维权社群、工人文化社群、劳工制度关注社群、工人权益关注社群。本文进一步指出劳工研究领域的两个新趋势：（1）随着新生代工人群体的壮大，工人文化与城市融入等议题受到较多关注；（2）微博促进研究者与劳工组织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后者从制度层面反思工人的境况。最后，本文讨论了大数据分析在网络文化与社会心态研究中的应用。

网络舆情是否影响股市行情?基于新浪微博大数据的ARDL模型边限分析

陈云松, 严飞

2017, 37(2): 51-73.

摘要 ( 1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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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新浪微博大数据，分析互联网上的股市舆情是否影响真实世界中的股市行情。在梳理网络舆情，特别是微博影响股市的机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具有“利好”和“利空”含义的股市术语的微博出现词频（“热词指数”），生成股市的“微博信心指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边限检验表明：在股市震荡期，早前三天内的“微博信心指数”有助于预测上证指数；“微博信心指数”和“上证指数”存在正向相关的均衡关系；在股市行情平稳期，以上的统计关联并不存在；网络舆情通过影响入市资金流进一步影响股市行情。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吴菲, 王俊秀

2017, 37(2): 74-105.

摘要 ( 14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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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2005-2013)

洪岩璧

2017, 37(2): 106-132.

摘要 ( 1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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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两期CGSS的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2005年和2013年不同社会阶层的幸福感差异，并尝试从国家再分配能力变化的视角探讨其原因。首先，通过年度比较发现，所有职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皆有提升，但由于测量问题，需谨慎对待这一结论。其次，同一年度内不同职业阶层间的幸福感差异可以被收入变量和教育变量所解释。再次，中下阶层，尤其是农民和无业下岗阶层的幸福感上升幅度远大于中上阶层（管理者和专业人员阶层）。然后，用分层线性模型（HLM）分析发现，这一阶层差异变迁和国家近十年在财政汲取和再分配水平上的提升有关。在2005年较低的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下，其增长更有利于提升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但在2013年较高的水平下，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的增长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无差异化影响。这些结果说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再分配力量对人们生活机遇和福祉的影响日益凸显。

弗洛伊德的案例剧场:忏悔者与生活世界(下)

孙飞宇

2017, 37(2): 133-165.

摘要 ( 1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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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篇所建立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本篇试图集中到弗洛伊德的五个经典案例，通过约翰·奥尼尔对于这五个案例的理论思考，将精神分析传统中的忏悔现象及其理论置于经典社会理论乃至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并最终将讨论落实在生活世界中的理性与存在问题之上。文章最终回到黑格尔，主张理性必须落在此在之在（Da-sein）并因而是个体存在之意义世界中。与忏悔相关，既存在着一种作为存在之形式（form of being）的理性，又存在着一种作为生命意志（will of life）的理性。第二种理性，也即来自于此在之在的状态，可能是理性真正的困难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康德对于启蒙所提出的要求，或许正可以落实在弗洛伊德的诊所技术之上。

国家控制与医生临床自主性的滥用:对公立医院医生执业行为的分析

姚泽麟

2017, 37(2): 166-192.

摘要 ( 18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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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医生的执业行为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是职业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医生的执业环境与执业行为的分析，指出医生仍然依附于占据医疗服务市场垄断地位的公立医院，丧失法团自主性的他们无法与国家就收入与服务补偿进行协商。但也正是由于垄断地位，公立医院及其医生获得了对患者和医药厂商的双向支配地位，可以便利地将处方权转换为经济利益。但与此同时，医生对临床自主性的这种滥用意味着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职业规范内化后的自律等社会控制方式的失败。本文认为，医生这一职业群体在医疗卫生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逐步开放医生的执业自由以及给予非公立医疗机构平等的地位与待遇等措施会使这些问题得到改观。

特派员制度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以安源工运史为中心(1921-1925)

马学军

2017, 37(2): 193-215.

摘要 ( 10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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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研究，多偏重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视角，而较少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形态问题。本文以早期安源工运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并比较特派员李立三和刘少奇二人的工作效果，以此来探究中共早期采用特派员制度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形态。本文认为，李立三利用个人资源开创了安源工运，而作为继任者的刘少奇则未能维系安源工运，表明中共采用的派遣特派员的组织制度的运作效果是引发安源工运兴衰的重要原因。特派员实际的工作效果，既与其个人的地方资源有关，也与其在党内的位置密切相关。对中共早期特派员制度的具体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中共早期发动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早期组织形态的发育和演化。

扶上马再送一程:父母的帮助及其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

许琪

2017, 37(2): 216-240.

摘要 ( 1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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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分析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而很少讨论父母对成年子女的帮助，以及这种帮助对传统赡养关系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在2012年的试调查数据后发现，现在中国父母正在从经济和小孩照料等方面向他们的成年子女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而且父母的帮助（特别是小孩照料）对是否能够得到子女赡养和赡养的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分城乡的比较研究发现，父母的帮助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在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家庭养老赖以维持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

《社会》2017年第2期整期全文

2017, 37(2): 242.

摘要 ( 4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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