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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41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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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家国与国族

语言、替身与楷模：《尚书·金縢》的神话学研究

赵丙祥

2021, 41(1):  1-42. 

摘要 ( 1246 )   HTML ( 572)   PDF (4514KB) ( 1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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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比较的视角考察《尚书·金縢》及其后续文本，即《诗经·豳风·鸱鸮》郑笺。对《金縢》之仪式和语言类型的分析表明，周公作为武王的“替身”，主要是周王室家族的质押，由于他作为摄政王身份的特殊性，故又带有“替罪羊”的色彩。在笺注《金縢》和《鸱鸮》时，郑玄进一步将周公塑造成一个道德楷模，既强化了周公的“替罪羊”性质，又赋予他一种“反替罪羊”的品格。周公故事总体上是从集体性“替罪羊”向个人性替身转变的结果。在重新书写周公的过程中，为了解决他作为“僭主”的政治和道德困境，郑玄突出强调了周公的“隐退”，这是古代中国政治的思想范畴和行动逻辑之一。

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20世纪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竞争

王娟

2021, 41(1):  43-78. 

摘要 ( 1243 )   HTML ( 84)   PDF (3584KB) ( 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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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民族议题的基本问题意识是探寻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建设“多民族中国”的可能路径，而对历史上多民族体系形成和演变过程的描述与阐释则是这项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晚清、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语知识精英主导或参与的民族史重建工作的意义所在。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20世纪重要的民族史论著，提炼了三种关于“多民族中国”形成和演变逻辑的叙事方案。尽管这三种方案在叙事结构和价值立场上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它们却隐含了共同的理论焦虑——汉族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与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张力呈现了近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直到今天依然为我们理解和讨论中国的民族议题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专题：话语与实践

成为“最佳实践”：试点经验的话语建构

王路昊, 林海龙

2021, 41(1):  79-119. 

摘要 ( 998 )   HTML ( 77)   PDF (21372KB) ( 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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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和传播政策知识的政策过程，政策试验中的政策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的问题尚缺乏研究。本文通过话语网络分析揭示了政策试点的个别经验是如何在话语传播中“成为”“最佳实践”的。首先，本文分析了试点经验在话语变异与互文作用下的动态形成过程。一方面，不同的转义者对试点经验的转译是多元的；另一方面，话语之间的长期交互逐渐形成了有关政策知识的话语共识，最终被官方的政策话语所采纳。接着，本文讨论了编辑规则、话语秩序以及话语实践等对试点经验总结的影响。最后，本文还为解释试点推广何以失败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即试点经验的形成离不开话语建构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恰恰导致实际经验的流失。

“制造形象”：上访事件中的故事言说

赵阳

2021, 41(1):  120-149. 

摘要 ( 1321 )   HTML ( 101)   PDF (3228KB) ( 14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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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信访研究偏向于分析事实本身以及相关的制度规则，但与其他公共治理问题不同，上访事件即使事实清晰，各方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也会千差万别，由此造成上访户和政府的形象呈现往往不断变化，甚至前后矛盾。这使得相关研究很难对信访问题进行分类，只有结合“情境—叙事”分析才能形成清楚的研究路径。借助符号互动理论，本文提出“形象制造”的概念，将官民间的形象博弈放在科层制与信访制由分到合的背景下展开分析。本文发现，上访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言说过程，社会情理、信访制度和政治环境作为结构性要素被上访者和政府用于形塑信访事件中各方的“复合形象”。“形象制造”机制使得信访制度化难以解决实质问题，反而可能加重基层治理负担。

论文

曼德维尔格言的三重意涵与“政治社会”的现代转变

赵雨淘

2021, 41(1):  150-177. 

摘要 ( 862 )   HTML ( 43)   PDF (3072KB) ( 3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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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是曼德维尔的著名格言，这一格言实际上是被用来回答三个不同的问题，体现为三种不同形式：针对社会的起源问题，是个体的恐惧支持了政治权力，实现了政治统一体的建立；针对道德德性和礼貌的起源问题，是个体的骄傲使人们施加自我纪律，形成了文明化的生活方式；针对经济繁荣的起源问题，是个体对奢侈的追求推动了经济活动，为国家力量提供了支撑。曼德维尔这个格言贯穿始终的思路是在个体自爱的基础上人为建立civil society，但其三种不同形式分别指向政治社会、文明社会、市民社会三重意涵，集中体现了这一概念由霍布斯和自然法学派向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用法的重要转变。回到曼德维尔格言，有助于我们整体性地思考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中国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基于介入方式与信息消费的类型学分析

王薪喜, 孟天广

2021, 41(1):  178-206. 

摘要 ( 1335 )   HTML ( 126)   PDF (5655KB) ( 16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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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8年“中国城市治理调查”数据，从互联网介入方式与信息消费类型维度出发对互联网使用行为进行分类，比较了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常规、非常规政治参与的影响模式之间的差异。研究证实了“公民赋权假说”，表明“集体介入—社会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对城市网民的常规、非常规政治参与均有促进作用。实证检验结果未能支持“时间替代性假说”，这表明“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并未降低人们的政治参与意愿。总而言之，互联网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城市网民的政治参与，但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影响机制与程度存在差异。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互联网兼具公民赋权与政府赋能功能，政府如何应对与引导互联网时代的各类政治参与行为将是今后重要的研究议题。

绅士、共同体与现代性：中英绅士理论的思想史比较

黄子逸, 张亚辉

2021, 41(1):  207-235. 

摘要 ( 1154 )   HTML ( 55)   PDF (2904KB) ( 1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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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绅士”作为崛起的新兴势力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其现代性生成的重要路径。作为从共同体向社会转型的核心机制，“绅士”不仅促成日耳曼共同体与现代政治结合，将村落共同体与现代市场结合起来，更在维护传统伦理的同时促成精神变革。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费孝通绅士研究背后的学术脉络，发现绅士的西方理论背景与中国经验原型。费孝通关于绅士的讨论在理论上延续了马克斯·韦伯和理查德·托尼的社会形态比较，在经验上则依靠其对云南传统乡村行政制度的研究。本文力图呈现费孝通对韦伯和托尼关于绅士理论的扬弃，并澄清绅士理论在中国经验中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