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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6年 第36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6-07-20
    专题一:历史社会学研究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应星
    2016, 36(4):  1-39. 
    摘要 ( 1470 )   HTML   PDF (915KB) ( 1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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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孟庆延
    2016, 36(4):  40-75. 
    摘要 ( 1349 )   HTML   PDF (1027KB) ( 5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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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查田运动第一次将量化阶级标准推行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后又沿用至1946年以后解放区土改和1949年以后全国性的土改实践之中。以往学界对土地革命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社会动员论视角下的地方史解读,而对量化阶级标准缺少足够的关注。重点关注前者的学者,往往又集中于单纯的政策讨论层面因而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之争。本文主要关注后者并试图以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重要历史担纲者王观澜为考察对象,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其成长背景、教育经历以及革命历程的详细梳理,呈现其特有的精神气质,并以此为基础去勾勒其在土地革命中的“算阶级”的实践轨迹。同时通过再现置身于土改运动中的共产党“技术干部”对待理论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考察蕴含在共产党政权具体的土改实践脉络中的一系列内在局限,并尝试去揭示这些局限的历史根源。

    专题二:职业社会学研究
    学术产出的性别差异:一个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朱依娜, 何光喜
    2016, 36(4):  76-102. 
    摘要 ( 1166 )   HTML   PDF (697KB) ( 8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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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界学术产出的性别差异是科学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利用2013年“北京市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以高校科研人员为分析样本,以社会网络为分析视角,从网络欠缺和网络回报欠缺两个层面,探究造成科研产出(以SCI/EI论文发表为例)性别差异的网络机制。研究发现,女性科研人员的网络规模欠缺并非导致其学术产出低于男性同行的重要原因;与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纽带关系的“结构性欠缺”,则的确削弱了她们获取学术信息与资源的能力和机会,进而导致其SCI/EI论文发表量低于男性。此外,在拥有相同网络结构的条件下,女性从与企业的纽带关系中获得的论文产出回报也低于男性,这进一步加剧了学术产出的性别不平等。

    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体制内法治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
    毕向阳
    2016, 36(4):  103-132. 
    摘要 ( 837 )   HTML   PDF (1523KB) ( 4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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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社会认知论为理论框架,采用量化方法研究了体制内法治工作者的职业倦怠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该群体总体上存在较高水平的职业倦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法治理念水平、对法治建设前景的信心、实际工作法治化程度等因素均对该群体的职业倦怠影响显著。尤其是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的交互项偏回归系数在统计上的显著更值得关注,表明理念、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导致的认知失调和心理落差是引发体制内法治工作者职业倦怠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从科层体制内部为理解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提供了一些线索。

    论文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刘欣, 胡安宁
    2016, 36(4):  133-156. 
    摘要 ( 1545 )   HTML   PDF (703KB) ( 10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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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嵌入性”和“合法性”概念,本文将关于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基本共识理论与自我评价理论整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解释。本文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感受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之间达成一致的程度。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低于社会评价的地位时,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公平的;相反,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一致或更高时,个体则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公平的。基于上述命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主观阶层地位达到或高于其职业声望者,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

    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基于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2003—2013)
    吴菲
    2016, 36(4):  157-185. 
    摘要 ( 1262 )   HTML   PDF (1661KB) ( 8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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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感悖论”:短时期内个人和国家的财富水平与幸福感都正向相关,而在长期背景下,经济增长并不会显著提高整体幸福感水平。本文使用横跨十年的全国代表性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直接检验了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证实了“幸福感悖论”。研究发现,虽然在短时期内,无论是家庭人均收入还是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都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内(2003—2013),省份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化与幸福感的变化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区阶级分析
    李双龙, 林宗弘
    2016, 36(4):  186-211. 
    摘要 ( 1141 )   HTML   PDF (1985KB) ( 4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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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人口计划”所提供的日据时期户籍数据库,运用新韦伯派阶级分类法,分析不同出生世代的阶级结构,并以多元逻辑回归统计模型估计其阶级流动的几率。研究发现,无论在农业部门还是工业部门,越晚出生的世代(尤其是1895年后的出生者)无产阶级化的趋势越明显,而且糖业资本集中发展的中南部地区比北部地区更明显;其次,工业部门的本土雇主与自雇者大幅减少,显示日本垄断资本对台湾地区本土资本的竞争优势导致台湾地区工商业部门的无产化;第三,农业部门人口比例衰退的趋势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逐渐稳定下来,这可能是“米糖相克”与家户生计逻辑造成的结果;第四,一方面受“农业台湾”的日本殖民政策限制,另一方面受家庭生计逻辑的影响,台湾地区的专业管理阶级或资本家在子女分户时仍经常划分农地给后嗣,因此出现了工业部门人口回流农业部门的向下流动的特殊现象,但已经靠农业就业的人口却难以流向工业部门。本文的贡献在于重建历史资料来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的阶级流动,并呈现工业国家之外殖民地社会的阶级不平等。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以美、日为借鉴的社会学研究
    肖仕豪
    2016, 36(4):  212-240. 
    摘要 ( 1068 )   HTML   PDF (1245KB) ( 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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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尝试以美、日两国的法制史、社会史为基础论述少年司法制度的社会历史生成机理,并指出有关少年司法、“未成年人”的问题意识的形成都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书写文化的出现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产生了质的区分,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则改变了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由此现代儿童得以发明。未成年人以现代儿童为蓝本被创造,构成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预设和实践基础。随着新的媒介环境和个体化趋势的展开,儿童自身和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形象的消解,进而促成了两国少年司法的成人化。

    《社会》2016年第4期整期全文
    《社会》编辑部
    2016, 36(4):  242. 
    摘要 ( 480 )   HTML   PDF (36990KB) ( 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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