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

吴晓刚

2016, 36(3): 1-31.

摘要 ( 30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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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关注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人群之间的比较,将前者视为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将大学求学过程当作一个"黑箱"。本文基于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研究设计的介绍和首期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内部的社会分层,即进入三种不同层次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精英高校,"211大学"和其他非"211大学")的决定因素,特别关注家庭背景、招生制度、重点中学制度等中间机制的共同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对于进入不同层次的高校仍然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否重点高中,以及是否获得高考特殊政策的照顾,对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作用更加明显。重点中学主要影响学生高考分数,而招生的各种优惠政策明显有利于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好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入党,尽管他们的入党意愿低于其他类型高校的学生。这些发现对理解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在精英形成过程和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向党靠拢,被党接纳:大学生入党问题研究

谢桂华, 张阳阳

2016, 36(3): 32-63.

摘要 ( 14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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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首先是个体对党的选择——递交入党申请,随后是党对个体的选择——筛选符合要求的成员。本文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2009-2012年)数据探讨了影响大学生申请入党和被党接纳的各方面因素。离散型事件史模型分析发现,提出入党申请的大学生和最终被党接纳的大学生符合传统的选拔标准,即学业成绩优异,社团活动积极,担任学生干部,人际关系密切。不过,无论是申请者还是入党者,与其他学生相比,在自尊程度、上进心和事业心等方面都没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心理特质)。此外,申请入党的大学生在政治理念、实用主义倾向和服从性方面有一定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基本不会影响到他们能否入党。本文的另外一个发现是,高校背景替代了家庭背景,成为影响大学生申请和入党的重要因素。

中国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

李骏

2016, 36(3): 64-85.

摘要 ( 1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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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鉴于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用经验数据研究劳动者与工作之间的教育匹配(尤其是过度教育)对收入回报的影响。但是,已有文献较少考虑过度教育的选择性问题,也很少对高学历劳动者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分析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研究发现,即使是在考虑了选择性之后,过度教育者的收入仍然显著低于适度教育者。同时,对家庭背景、学校出身、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四大影响因素的考察还发现,过度教育确实具有负向选择的特点,那些拥有较低人力资本和较差出身背景的人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

家庭背景、学业表现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

李忠路

2016, 36(3): 86-109.

摘要 ( 16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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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逐年攀升和经济发展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以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本文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10年和2012年毕业于北京高校的本科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而且读研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都要显著地优于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学生。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家庭背景变量基本上是通过影响本科就读高校的类型和学业表现来发挥作用的,而比较海外留学与国内读研这两种选择,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学业表现对此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主要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起作用。上述研究发现对于当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招生和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

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盛智明

2016, 36(3): 110-139.

摘要 ( 1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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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组织动员、行动策略和机会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基于发生在1999-2012年的中国191个业主维权案例,系统考察了纠纷类型、参与人数、维权方式、业主组织和政府反应五个因素对业主集体维权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涉及政府部门的行政型纠纷和混合型纠纷中,业主不易维权成功;动员一定数量的业主有助于集体维权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动员人数越多,成功可能性越大;不同维权方式及其组合会影响维权结果,非制度化的激进行为并不利于业主实现其利益诉求;真正代表业主利益且能有效运作的业主组织可以显著提高业主维权成功的可能性;政府的行政失当行为(包括不当干预和行政不作为)大大增加了业主维权的难度。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现状。

维权情境中的自发性认知解放——以业主积极分子的权利意识的演进为例

孙小逸, 黄荣贵

2016, 36(3): 140-166.

摘要 ( 1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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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考察业主维权情景中行动者的认知过程。作者提出了理解主观认知的分析框架,并根据权利内容即财产权抑或自治权、权利性质即反应性抑或进取性两个维度,对业主权利意识进行类型学划分。对微博的分析呈现了近年来业主积极分子权利意识的分布和演变状况;访谈结果则显示积极分子对权利意识的认知解放是一个自发、互动的过程,而且抗争面临的阻力促进相似抗争的连结,社会化媒体为类似抗争的串联提供了平台,推动了认知解放过程。本文阐明了在中国情境下框架化和认知解放过程的自发性和互动性,同时指出未来的研究应该从以事件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转向以议题为核心的抗议事件族的分析。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李祖佩

2016, 36(3): 167-191.

摘要 ( 10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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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工作-家庭冲突、性别角色与工作满意度——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实证研究

许琪, 戚晶晶

2016, 36(3): 192-215.

摘要 ( 1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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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了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发现来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角色压力是引发工作-家庭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且无论是因工作影响家庭,还是因为家庭耽误工作,员工都会对工作表达不满。与男性员工相比,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会使女性员工陷入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而且女性员工也更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家庭而降低对工作的满意度。这些发现不仅为工作-家庭冲突及其相关后果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还为各级管理人员激励员工士气和提高组织绩效提供了很多实践上的启示。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张桂金, 张东, 周文

2016, 36(3): 216-240.

摘要 ( 1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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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社会》2016年第3期整期全文

《社会》编辑部

2016, 36(3): 242.

摘要 ( 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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