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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第40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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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文明比较的微观基础

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都市中的陌生人

杜月

2020, 40(4):  1-25. 

摘要 ( 2027 )   HTML ( 530)   PDF (708KB) ( 1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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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受齐美尔“陌生人”命题启发的“边缘人”概念，体现了形式社会学与美国实用主义在芝加哥学派理论中的交融，并催生了以考察个体生命史为核心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二十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的学者运用生命史的视角对三类都市陌生人（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的研究，本文考察不同人群的新旧历程及其进入都市新生活的不同状态。研究发现，无论是身处异国的中国洗衣工，还是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生活并沦为罪犯的中国农民，都不能以“边缘人”抛弃乡土与家族的个体化方式进入都市生活。文章最后尝试以帕克对“文明”的讨论来解释现代个体进入都市生活时呈现的不同状态。

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一项对茶叶经营细节的社会学研究

付伟

2020, 40(4):  26-51. 

摘要 ( 1565 )   HTML ( 91)   PDF (1169KB) ( 5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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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注我国农业转型过程中的组织形态，以茶叶为例，描述了茶叶经营过程中的家庭经营和市场网络，论述了农业的技术细节和交往细节如何塑造了这一经营组织形态。茶叶种植、采摘过程的技术细节决定了家庭经营的独特作用，但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还需要市场网络与之配合。这个网络的有效运行需要解决一定的“组织困境”，经营者普遍使用类似“和稀泥”的方式解决监督管理问题。本文紧扣交往细节和交往心态分析特色农业的组织形态何以可能的社会基础。交往细节具有费孝通所提出的“意会”的意涵，通过对交往细节和交往心态的分析，深挖交往细节背后的历史维度，可以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努力结合起来，推进社会学对社会关系的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吴柳财

2020, 40(4):  52-76. 

摘要 ( 1816 )   HTML ( 42)   PDF (961KB) ( 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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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1949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

专题：国家治理的古今之变

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与条块关系

曹正汉, 王宁

2020, 40(4):  77-110. 

摘要 ( 1908 )   HTML ( 60)   PDF (769KB) ( 6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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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上，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视角是从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出发，探讨此种矛盾引发的应对机制及其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逻辑。但是，此种理论视角忽略了条块关系的作用，未能把条块关系纳入理论分析范围。本文试图拓展这种理论视角，把“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扩展为“多元化的国家能力建构所包含的冲突”，为解释包括条块关系在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一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条块关系之形成，是中央政府为了建构多元化的国家能力、控制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进一步，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的演变又导致了条块关系的演变。

颜神镇何以设县:明清华北山区社会的政治选择与地域认同

任雅萱

2020, 40(4):  111-138. 

摘要 ( 1295 )   HTML ( 40)   PDF (1771KB) ( 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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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围绕“山地史视角”展开的讨论中，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地理位置属于国家版图“边缘”的边疆地区，而本文着重关注以华北山区为主的腹心地区的“边缘”社会，重新审视族群性话语的适用性以及明清时期国家形成路径的区域差异。明代至清前期位于山东中部山区的颜神镇属于帝国腹心地区的“边缘”，它最终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改为博山县，这一过程横跨明清两代200余年。颜神镇的个案说明，腹心地区“边缘”社会的国家化进程不仅是山区人文化身份改变以及新的地域认同形成的结果，也是他们在国家体系下主动的制度创造和政治选择。

明代上供物料制度运作与财政白银化的逻辑:以景德镇官窑烧造改革为例

胡宸

2020, 40(4):  139-162. 

摘要 ( 1167 )   HTML ( 30)   PDF (962KB) (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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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烧造是朱元璋在儒家“均平”思想指导下设立的以国家对百姓人身控制为基础的物资征调体制的一部分。然而这套制度反而扩大了不均，并且在现实中运转不畅。为此官员们积极展开改革。在改革中，市场介入下的财政白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提升了资源的征调效率，同时将差役量化为货币价值，使“均平”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调整。然而，财政白银化只是资源征调制度改革的手段之一，而非目的：首先，市场在被引入资源征调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指令需求之下；其次，市场交换的发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始终是在“均平”的观念下展开的。景德镇官窑改革过程反映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化是一种建立在长期博弈、妥协与磨合基础上的路径依赖。

论文

地理空间与住房不平等:基于CFPS2016的经验分析

方长春, 刘欣

2020, 40(4):  163-190. 

摘要 ( 1831 )   HTML ( 111)   PDF (717KB) ( 6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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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关注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体制性因素和市场能力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着重以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处境予以解释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居住有很强的空间粘滞性，地理空间差异同样是理解住房不平等问题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家庭房产的地区差异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基尼系数按地理空间分解后显示，相对于家庭收入或家庭人均收入的地理空间差异而言，家庭住房资产的地理空间差异更为突出；运用赫克曼两步回归法分析资料发现，地理空间因素不仅影响产权住房的获得，对房产产值的效应也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发现都支持了我们的基本论点：地理空间差异不只是住房不平等的外在表现，而是导致住房不平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关注地理空间这一结构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及其社会不平等后果不仅有现实的政策意义，也有助于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视角。

源于身份的隔阂:人口多样性、社会信任与犯罪

金江, 施养劲, 朱立博

2020, 40(4):  191-216. 

摘要 ( 1644 )   HTML ( 66)   PDF (671KB) ( 5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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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人口多样性指数，并将其与288个城市的数据相匹配，检验了人口多样性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多样性是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且这一发现是稳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即人口多样性通过削弱社会信任水平导致犯罪率的上升。进一步，从地区制度环境和民生支出水平两个角度展开的实证检验发现，产权保护越完善、民众对法庭越有信心，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上的财政支出越高，人口多样性对犯罪率的影响越弱，说明良好的制度和较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具有显著的犯罪治理效应。本文的发现为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各级政府的犯罪治理政策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科学把握犯罪治理的着力点。

文件治理中的政策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家和省级政府政策文本(2008—2018)数据

刘河庆

2020, 40(4):  217-240. 

摘要 ( 1508 )   HTML ( 79)   PDF (1057KB) ( 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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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表现形态，不同中央政策在各地被采纳与实施的情况也是国家治理问题的核心研究议题。本文尝试突破以往政策扩散研究多只关注特定单项中央政策在各地扩散过程的局限，结合长时段大样本农村政策文本数据，对中央政府2008—2018年发布的多项农村政策在各地的扩散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相对系统地考察了中央层面的行政压力和经济激励，以及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和内在动力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政策采纳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正式政策文件运作的基本过程和内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显示，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越大，经济激励越大，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越强，地方政府采纳中央农村政策的概率就越容易显著增加。从交互关系来看，中央政府对农村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会减小不同执行能力省份的政策采纳差异，也会减小不同经济激励政策的采纳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