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之后，随着“两个比重”的提高，各种财政资金开始以“专项”和“项目”的方式向下分配，而且这正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支出手段。本文对专项资金的分配体制进行了介绍和简要分析，并通过一个义务教育的案例来分析这种专项化的资金在基层社会的分配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发现，项目和专项资金并非像上级部门预想的那样有效率，相反还会出现许多意外后果。此外，过于依赖项目和专项，最终反而使资金难以实际到达农村基层社会。
1988-2008年间，中国石油产业外部合作战略实现了从早期以引进外国资本与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引进来”战略，向1998年后以输出资本与技术为主要特征的“走出去”战略的重要转型。本文以组织社会学决策分析的推论方式研究发现，作为一种产业制度变迁现象，中国石油产油产业外部合作战略的转型除了受到国家及其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的重要影响外，更深刻地受到一种复杂权力关系互动或权力游戏机制的作用。即中国石油产业外部合作战略转型深层的动力来源主要是国家和国有石油公司之间特定的权力游戏，这种权力游戏是基于各自行动能力与资源控制，和各自对特定的互动组织环境以及对方可能的行动策略的权衡与判断而建构起来的。
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阿伦特揭示了一种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本文通过对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方案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现代科层制政治机器对于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的需要与塑造，以及与政治的工具化并行的公共领域的消亡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分析，揭示了“平庸”与“罪恶”结合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平庸”之与“罪恶”的联系，虽然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和政治运行中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但这既不是要为“艾希曼”脱罪，更不是要将每个人入罪，而是要引起每个人作为公民在面临大屠杀这样的罪恶时对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的沉思。
本文从权力与权力关系的角度出发，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的核心之一——时尚再生产理论进行考察。该理论基于以下两大主张：（1）时尚是生产场域与消费场域这两个相互独立的场域共同“协作”的结果；（2）权力关系贯穿于时尚与流行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布迪厄指出，不论是生产场域还是消费场域都是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在此为争夺合法性与卓越化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一方面，时尚生产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权力斗争并不直接表现为阶级或阶层间的对立，并以迂回的方式参加社会权力的合法化和再生产斗争。另一方面，消费场域即指阶级场域或支配阶级场域。消费者在该场域中进行着无休止的分类斗争（阶级斗争）。权力关系直接反映了阶级关系。而且只有支配阶级才有权参加时尚与流行的再生产，中下阶层是无法加入此类卓越化游戏的，他们至多只能作为反衬而存在。反映统治阶级合法品味的时尚被广泛用来对下层阶级实施符号暴力。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对住房不平等程度，以及住房资源分配机制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地区层面，地区市场化的推进虽然有效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但在一定时期内也拉大住房资源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市场化水平与住房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个体层面，体制内外职工的住房差异已不显著，但政治精英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更具优势。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夫妻间经济权力结构和情感关系的变化将对婚姻暴力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引入性别视角，提出了解释农民工夫妻间婚姻暴力的综合分析框架，通过量化方法，分析夫妻相对资源和情感关系对农民工实施冷暴力和肢体暴力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家庭中婚姻暴力现象较普遍，以冷暴力为主，女性施暴率显著高于男性；夫妻相对资源因素和情感关系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实施婚姻暴力都有显著影响，相对资源因素对男性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大于女性，夫妻情感关系对女性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大于男性。
不同民族和文化对环境公正及运动的地方化理解，有别于西方主流含义，构成全球环境公正和环境治理的前提。本文以一个中国基层农村社区的居民反对当地钨矿开采而进行的上访为例，试图揭示在独特的产权结构下中国农民的环境公正意识及行动取向。在这一个案中，少数钨矿老板一方面通过垄断并无偿使用公共资源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却将严重的生态问题以环境零成本的方式转嫁给当地。这种“私人赢利，集体买单”的现象，是村民感到环境不公的根源。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公众在“环境公正”问题上强调“公平分配”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立法的政治参与诉求不同，当前中国农民在环境公正问题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府与企业在无偿获得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承担相应的集体或社会责任方面。
本文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重新考察了1957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人逐渐形成了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官方舆论倾向等）的依赖和获取之上，并与精英、认同和网络一起构成其行动主义动员机制中的诸多要素。
“找价”是明清时期中国乡村一桩土地交易完成以后，卖主仍向买主索取加价的经济行为。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分析这一行为产生的社会背景、市场交易特点、官方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及乡村土地的所有权特征，梳理“找价”被认可、规范确定和边界实现等方面的社会机制，以此解释这一现象出现和维持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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