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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1年 第31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11-11-20
    论文
    集体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基于多层次数据的分析
    黄荣贵 桂勇
    2011, 31(6):  1-21. 
    摘要 ( 4034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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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资本的后果”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倾向于认为,中国城市社区中的集体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具有积极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都具有多个维度,两者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基于2006-2007年在上海收集的调查数据,本研究使用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集体性社会资本对三种类型的社区参与(抗议型、体制化与公共型参与)的影响。统计结果证实了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之间复杂的联系。此外,对多层次模型的方差成份分析发现,社区社会资本可以解释60%或更多的社区间的差异。这说明,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不仅取决于居民的个人特征,还取决于居民所在的社区特征。

    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
    陈捷,呼和·那日松,卢春龙
    2011, 31(6):  22-40. 
    摘要 ( 2946 )   PDF (1263KB) ( 7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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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尝试回答社会信任对基层社区治理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本文认为,社会信任通过具体的中间传输机制影响基层社区治理效应。根据以往理论和实证发现,本研究选取并检验了选举质量、大众参与和非政府组织等三个具体的中间机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虽然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由中间机制实现的;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积极影响;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产生消极影响。

    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海基层社区“抗非”考察
    耿曙 胡玉松
    2011, 31(6):  41-73. 
    摘要 ( 2447 )   PDF (1450KB) ( 8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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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探讨,大多得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结论,其议题亦无涉居民切身利益,无法为“强势国家”提供有力佐证。本研究以上海社区“抗非”动员为背景,观察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调查发现,上海的“抗非”工作几乎都由国家主导,居民仅被动配合,自发参与度极其有限。在具体策略上,国家一方面透过主流媒体的调控,掌握“议题建构”渠道;另一方面则借助社区建设的配合,节制“社会参与”渠道,从而在因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强化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掌控力,构筑了“国强社弱”的制度格局。

    社会需求、资源供给、制度变迁与民间组织发展——基于中国省级经验的实证研究
    李国武 李璐
    2011, 31(6):  74-102. 
    摘要 ( 2122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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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社会需求、供给和制度主义这三种视角解释民间组织发展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转型时期民间组织发展地区差异的研究假设,并利用2001-2008年省级层次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三种理论视角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影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种不同类型民间组织发展的具体因素各不相同;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嵌入于其所处的地方社会情境之中,它不仅反映了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和居民资源状况,还受到地区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进程的影响。

     

    村民眼中的“国家”——对华北一个乡村预防“非典”事件过程的考察
    胡宗泽
    2011, 31(6):  103-129. 
    摘要 ( 2009 )   PDF (1328KB) ( 5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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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民族志方法,详尽考察了华北一个乡村中不同人员为预防“非典”(SARS)而付出的诸多努力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基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我们借“非典”预防事件考察了日常国家实践和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观念。当地的“非典”预防过程大致经历了村民自我防护行动和官员与百姓联手共同防治两个阶段。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在当地村民看来,既是一个完整的官僚体系,又是一个由分化的且时而矛盾的机构、场域和过程拼成的复合体;更为重要的是,它有不断变化的形象和脸谱。

    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悦中山 李树茁 靳小怡 [美]费尔德曼
    2011, 31(6):  130-152. 
    摘要 ( 2290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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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
    张春泥
    2011, 31(6):  153-177. 
    摘要 ( 2689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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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劳动力市场可按三种形态分割:再分配机制下体制内外的分割、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高低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下城乡身份的分割。城乡身份分割是影响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所处部门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这种影响随社会发展正在降低。

    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苏熠慧
    2011, 31(6):  178-205. 
    摘要 ( 2313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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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在借用布雷弗曼的视角——“概念”与“执行”的同时,结合M.福柯、戈夫曼和霍奇斯柴德的理论,讨论家政工与雇主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博弈过程以及双方为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同时讨论意识形态在此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在家务劳动过程中,雇主的身心是分离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通过各种策略控制劳动过程,将家政工的身心进行分割。这些策略包括时间规训、全景监视和情感管理。而家政工为了避免身心被分割,也采取“跳槽”、讨价还价、搭建“前后台”等方式来夺回对劳动过程控制权。此外,家政工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主动放弃控制权。

    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科学的价值——评施特劳斯的韦伯论述
    杨子飞
    2011, 31(6):  206-223. 
    摘要 ( 2042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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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施特劳斯的思想世界中,韦伯的处境是悲剧性的:他命定了要信仰科学,可是由于受到历史主义的深刻影响,内心深处又不得不对科学的价值怀有极度的不安。施特劳斯一方面通过一个下降的思想历程揭示出韦伯困境的深层根源:韦伯坚持价值中立是因为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借助理性来解决,而后者又是因为科学无法在面临启示的挑战之下证明自身的价值,这是因为他对科学及其处境的理解是不完善的。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通过一个上升的思想历程去超越韦伯所陷入的深渊:前哲学的自然世界是哲学与启示的共同起点,通过政治哲学(必然要求价值判断)迈向一种探询式怀疑主义的哲学,它始终满足于表述而非解决存在之谜,这就使得启示成为可能和必要。哲学的价值在这种永恒冲突中得到确立。

    述评
    在参与性行动中改变世界——读费根、薇拉的《解放社会学》
    王建民
    2011, 31(6):  224-235. 
    摘要 ( 2030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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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放社会学》(Liberation Sociology)一书的开篇,作者J.R.费根(Joe R. Feagin)和H.薇拉(Hernán Vera)就指出,社会学中存在着“集体遗忘症”:一是社会学家经常遗忘他们所从事学科的行动主义和激进的传统(activist and radical traditions);二是社会科学中很多伟大思想家的激情和社会变革担当经常被遗忘或忽视(第ix页)。在集体遗忘症的状态中,人们很容易随波逐流地接受因即时效用而传播的常规性方法与观念。作者所说的常规性方法,主要指美国社会学的“工具实证主义方法”(instrumental positivism approach),其“工具性”是它使社会研究局限在某种研究工具和技术所允许的问题上;其“实证主义”是它使社会科学家投入到模仿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方法上。在“工具实证主义”的支配下,社会学家经常对社会学对他人的道德和政治影响无知无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