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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12年 第32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2-09-20
    论文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李培林 | 田丰
    2012, 32(5):  1-24. 
    摘要 ( 3621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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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李路路 | 陈建伟 | 秦广强
    2012, 32(5):  25-46. 
    摘要 ( 4559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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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社会的制造与集体表象
    陈涛
    2012, 32(5):  47-79. 
    摘要 ( 4090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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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思想中的社会概念尤其是集体表象理论的解读,深入剖析现代社会自我证成上的困境。涂尔干一方面继承了契约论传统对社会的人为制造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又反对该传统将社会还原为个体之间约定行为的结果。集体表象理论针对的正是这一理论困境。涂尔干认为,集会或集体欢腾之际所产生的集体表象犹如化合作用,不能还原为个体的约定或契约,它是社会的产物,优先于个体。它不仅表达了个体对社会的情感,而且在定期的社会再造中创造这一情感。图腾标记对集体表象的具体化,既构成了个体认识社会的中介,又成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依凭。涂尔干反对将法国大革命诠释为个体意志主导的结果,而试图通过集体表象将其诠释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体现并强调社会之于个体的优先性。集体表象的神圣性既不依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彼岸化的上帝,也不是个体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性的,来自于社会的自我生产和再造。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何健
    2012, 32(5):  80-101. 
    摘要 ( 3241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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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友谊的可能性——一种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机制
    罗朝明
    2012, 32(5):  102-129. 
    摘要 ( 2972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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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传统支持机制已经失去了固有魅力,其危机已然成为现代性境况下紧迫的本体性安全问题。对友谊的现象学构造和社会学结构进行探究可知: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友谊之“真正的”自爱基础、意义价值的自我生产与衡量体系、主体存在性地位的自我认识与确证的主体间性构造,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自我一致”从而实现“自我认同”的实在性条件;另一方面,友谊关系主体之间的共享恳谈、他我意向性态度、行动自律与道德自觉,则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他者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团结”的有效机制。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化、资本逻辑的宰制以及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异化,使得人们对友谊的建构几乎完全沦落为私领域的个人事务。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友谊要重新恢复其作为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之重要机制的角色,既有必要启动人类心灵解放的第二次远航;还有必要对促进友谊之社会性伦理品格的提升加大政治性的集体投入。

    收入不平等与个体健康——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周彬 | 齐亚强
    2012, 32(5):  130-150. 
    摘要 ( 2528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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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与县级社会统计资料,通过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系统检验了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之后,县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对个体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心理机制仅能部分解释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效应,而新唯物主义机制未能得到经验支持。

    效率逻辑还是权力逻辑——公司政治与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
    杨典
    2012, 32(5):  151-178. 
    摘要 ( 2819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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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1997-2007年67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及其CEO、董事长、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相关政府官员的访谈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CEO强制离职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揭示出一种与代理理论预测和西方经验不同的中国的CEO解职规律。研究表明,CEO解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受“效率逻辑”的支配,更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受“权力逻辑”的强烈影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权力逻辑”压倒“效率逻辑”的现象可能是阻碍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和其他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从而使改革流于形式,新制度止于表象。

    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
    李晨璐|赵旭东
    2012, 32(5):  179-193. 
    摘要 ( 2387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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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民维权事件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抵抗的组织性、政治性研究也随之深化。在现实层面上,此种取向有其必要性。然而,抗争是一个过程,在复杂的抗争之前,往往存在着原始的、简单的、农民自发产生的抗争方式。这些抗争手段是过往经验在农民记忆中的映射,出于自卫的本能,如自发形成的打砸、拦路、跪拜等等。作为行动上的表达,村民们通过最直接的方式保护自己,尽管杂乱但也显现了一定的效用,如若处理不当,则会形成极端抗争事件;作为心理上的表达,村民以过往经验躲避灾祸,重构他们对行为的认知和意义。原始抗争方式的实施包涵了抵抗、延续和反思。

    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的比较个案研究
    程秀英
    2012, 32(5):  194-218. 
    摘要 ( 2491 )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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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激烈的劳工抗争为何未能得到持续的扩展而被国家逐步平息,笔者试图通过对正式国有工人和长期临时工人的比较研究来回答此问题。本文聚焦这两组工人具体的斗争过程和机制,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在街头抗议、集体上访和法律仲裁等不同斗争路线之间的穿梭,从而实现与国家代理人的互动。研究发现,这两类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象征性满足而不是物质上的让步;他们的满足方式的差异是国家代理人依据两类工人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身份所做出的有差别的策略性回应与引导的结果。与强调工人内部分化导致集体无行动的“工人分化论”不同,本文所谓的“消散式遏制”强调分化的工人同地方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未能实现抗争可能带来的阶级认同,而是丧失了最初的激进动力和挑战性,逐步屈从于国家的和平驯化过程 。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