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谁在舞台中央:相声中的民情与政治

孟庆延

2019, 39(4): 1-34.

摘要 (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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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是起源于中国民间社会并一直流传至今的传统艺术形式，在其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表演形式和独特的内在结构。相声还经历了一个从“江湖”到“庙堂”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声的演出方式、文本结构及其作品风格，随着历史与社会状况的变迁而不断调整，成为了兼具民情表达与政治之双重要素的文本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运用相声本子（文本）、地方史志、回忆录等多种材料，在澄清相声的缘起、属性与结构特征的同时，基于历史社会学与阐释人类学等理论视域，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相声作品展开分析，一方面，呈现作为社会表达的相声文本的多重结构，另一方面，揭示相声作品演进变化背后的内在逻辑，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民情表达与政治效应的相互关系。

山上与山下:从清水祖师巡境仪式看社会的构成

罗杨

2019, 39(4): 35-60.

摘要 ( 1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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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在福建安溪清水岩的田野调查，围绕清水祖师迎春绕境仪式，考察清水岩所在的蓬莱山与山下平原社会的关系。居于半山的清水岩，一半和山下社会粘合，一半与山上非人世界相连。清水祖师巡境仪式使岩下社会组成特定的地域共同体，形成社会化程度强弱有序的生活节律并实现周期性的更新重生。清水岩又与山顶象征的非人世界相通，通过在山上和山下之间流通的物，为山下社会引入超越性灵力，赋予各种人、物及其代表的共同体以神圣性。清水岩的中间性或双重性，是安溪人对其生活世界的划分和认知。活跃于山岩的士、僧、道被奉为真人，穿行于山上和山下，跨越人间社会和非人世界，融通自然和社会。清水岩呈现的不仅是安溪人的社会观，也是其人观。

“人气游戏”:网络直播行业的薪资制度与劳动控制

徐林枫, 张恒宇

2019, 39(4): 61-83.

摘要 ( 2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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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一个全员皆为网络主播的街头乐队，本文发现网络直播行业的劳动控制模式为“人气游戏”。一方面，人气是劳动考核的重要指标，然而，这一看似客观的数据具有很强的可操纵性，劳资双方都能从假人气中获益，利益得到了调和。劳动者默许平台方对数据的操控行为，但同时丧失了对劳动成果及其数量的控制权，无法厘清劳动付出与薪资的关系。另一方面，主播努力提升自己的人气成为平台经济意识形态支配的切入点。强调个人责任的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掩盖了工作不确定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即使面对严重剥削，签约主播仍产生了“命运自主”的意识。“人气游戏”揭示了平台经济模式中劳动控制的两大观念基础——劳动极度商品化和薪资红利化。

希望与焦虑:辅助生殖技术中女性患者的具身体验研究

余成普, 李宛霖, 邓明芬

2019, 39(4): 84-115.

摘要 ( 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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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叙事中，辅助生殖技术常被誉为不孕患者的“福音”。既有文献过于关注辅助生殖技术的外在情境，没有给予技术的受者尤其是女性的体验以应有的位置。基于作者在Z医院辅助生殖中心的田野调查，本文以具身化（embodiment）为方法论策略，试图连接社会文化情境与女性的体验，彰显生物与社会视角的交织。研究认为，辅助生殖技术不只是“希望的技术”那般简单美好，它带给女性的希望与焦虑并存。希望和焦虑作为一种具身体验，通过女性的身体传递出来，显示了社会文化情境和技术不确定性对女性身体的塑造；女性在感知这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从地方文化中习得策略，以应对技术的不确定性和道德压力，从而带着希望继续治疗。

实质的经济:《礼物》和《大转型》的反功利主义经济人类学

余昕

2019, 39(4): 116-152.

摘要 ( 16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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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和波兰尼在《礼物》和《大转型》中开创的经济人类学视角为反思当前状况提供了思想资源，但20世纪以英美人类学者为主的解读偏离了两位作者的真实意图并忽略了两者的相通性。这包括：对功利主义的形式经济概念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礼物与商品对立的反对；财富的观念和货币的形式性交换是对社会的实质性交换，即存在于社会深层结构和心智系统中的交换的组织和体现；莫斯和波兰尼在探索现代社会和个人观念的诞生问题上，可以构成互补。最后，波兰尼关于“双向运动”“虚拟商品”“嵌入”的观点以及莫斯关于“总体呈现”的论述，都应置于他们对社会的整体性和实质性的坚持中来理解。莫斯和波兰尼的论述拓展了个人和社会的概念边界，提供了对个体自由和市场的不同理解，他们提出了一种以社会整体性为基础的关于“经济”的多元概念，二者共同奠定了实质主义经济意义上的经济人类学基础。

现象学社会学的生命历程

罗朝明

2019, 39(4): 153-185.

摘要 (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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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韦伯所谓“现世的祛魅”所引发的共同时代问题，使此前由胡塞尔创建的现象学对欧洲诸经验科学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现象学社会学虽然蕴含着多种可能进路，但长期以来只被当成舒茨作品的“代名词”。这种误识不仅遮蔽了现象学社会学的实情，而且阻滞了对其他现象学社会学进路的探索。本文将现象学社会学置于现象学运动的情境之中，试图阐明其发生之初蕴含的多种可能之样式，重点考察作为现象学社会学“正统”范例的胡塞尔-舒茨式进路由欧洲发生到北美发展乃至式微的生命历程。本文虽然偏重对胡塞尔-舒茨式进路的梳理，但也试图揭示拓展现象学社会学之可能，希望这种奠基性工作能激发对其他现象学社会学进路的探索。

二元分割体制下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流动及其收入效应

周扬, 谢宇

2019, 39(4): 186-209.

摘要 ( 16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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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两期数据（CFPS 2010、2012）和动态研究视角，本文系统分析和讨论了当今体制二元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流动的发生机制及其经济后果，提出体制分割成为影响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和经济后果不平等的重要集体性中介因素。体制对工作流动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体制的稳定性效应，即为其成员提供内部庇护，从而降低体制内工作流动率；体制的收入效应，即与体制外流动相比，体制内工作流动会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体制的壁垒效应，即体制阻止和排斥体制外的劳动力发生跨体制流动，从而影响工作流动的方向。经过使用倾向值匹配、IPTW等统计技术控制样本选择性后，分析结果显示，体制分割的这三方面效应均呈显著影响，且结果稳健。本文将体制分割与工作流动过程相结合，探讨体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动态作用，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层与流动现状。

低保对象为何退保难?动态分析策略下的退保模式及其变迁趋势研究

肖萌, 陈虹霖, 李飞跃

2019, 39(4): 210-240.

摘要 ( 1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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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民政部2014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的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城市低保接受时长和退保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低保对象的救助接受时间呈现明显的长期化特点，但随着低保接受时间的延长，低保对象退保风险会逐渐上升。这与“时间依赖论”关于长期化救助接受会逐渐弱化救助对象工作伦理，进而造成救助退出可能性逐步下降的理论预设恰好相反，说明中国城市低保对象退保难与工作积极性下降无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弱势化的低保人口构成及就业救助服务缺失是长期低保接受的重要原因。此外，中国的非正规就业结构也对退保构成显著的不利影响，不过，该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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