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王铭铭

2019, 39(3): 1-56.

摘要 ( 1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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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康有为完成于1904年底的《意大利游记》为说明性个案，试图呈现其欧亚文明论的基本面貌。文章将文本与这位“先时之人物”所处的时代相联系，勾勒出康氏的旅欧行程、意大利考察和文明叙述的轮廓，梳理了康氏在其“异域志”中表达的有关升平一统（帝国）、中西文明之异、文明关联互动等看法。文章指出，《意大利游记》是古代华文异域志的近代遗响，而康有为借之表达的看法，实构成一种“文明—现代性”主张。本文为作者所写有关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之论文的续篇。文章指出，康有为对文明的界定与其同龄人涂尔干的看法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点：康氏与涂氏都将现实发生的文明界定为“超社会现象”，视其为国族与世界之间的中间范畴，但相比于从结构观点看文明的涂尔干，康氏在考察文明的存在方式时更关注其历史的治乱轮替动态，也更为重视其政体实现形式。文章最后，作者思考了20世纪康氏欧亚文明论的遭际，指出相比“国族营造”之社会科学，康有为融通“我他”文明的叙述依旧有其启迪。

边城瑞丽公益组织的国际理念与草根精神:一个道德人类学的探索

方洪鑫

2019, 39(3): 57-92.

摘要 ( 1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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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从道德的视角考察全球公益事业及其地方实践的民族志。人类学研究中常见“道德”一词，但对道德的概念内涵及用法本身的阐述并不多，在回顾近年两位人类学家提出的道德框架之后，本文尝试根据田野经验，从体验、思考道德和伦理的三个层面进行阐释：作为正常/规范的道德，作为善之实践的道德和作为情动力的生命伦理。在作为正常/规范的道德出现动荡与不确定性的境况中，当地一个公益组织响应全球人道主义的呼唤，从事一项为了善的生命道德事业，改善了边城的健康与发展状况。在实践这项道德使命的过程中，以妇女为主体的组织员工创造了一个不断进取的与国际公益理念接轨的“生命—环境”，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一些农村的HIV感染者妇女，她们以草根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公益事业，在奉献中体验到生命情动力本身的飞扬与实现，从而实践着一种生命伦理。通过这个道德人类学的探索，本文试图为公益组织的实践如何落到实处，以及社会变迁中人如何实践更美好的生活，提供一些经验的及理论的参照。

进取与迷失:程序员实习生的职业生活

王程韡, 杨坤韵

2019, 39(3): 93-122.

摘要 ( 2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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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某外卖公司中程序员实习生的甘愿“被制造”为例，探讨了不稳定工作中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发现程序员实习生在互联网行业的训导下，习惯于将自我物化为特定的可计数的劳动产品，或是被认为是职业发展“通行证”的技术等级，并认定只有在互联网企业中而非学校、国企或外企中才能成就这种进取自我。尽管“导师—实习生”的关系以及凸显男性气质的性别游戏也构成了游戏可选择的一部分，但它们非但没有挑战，还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进取自我，即不断提升自己技术等级的逻辑。然而，在程序员实习生被循环和无感的时间所蒙蔽，以及私人生活被极大压缩的情况下，进取自我游戏的结果注定是大多数人的自我迷失。

劳工输出、跨国生产政治与剥削关系的形成——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研究

刘兴花, 王勇

2019, 39(3): 123-153.

摘要 ( 1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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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劳工输出形塑了一种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剥削关系。基于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本研究借助“跨国生产政治”的分析框架探讨这种剥削关系的形成机制。雇主和移工围绕加班工资展开博弈，而外劳制度对移工权利的限制及其赋予雇主的权力、不同国族移工的竞争以及跨国劳务中介的选择性庇护，使移工无论反抗还是消极服从，都可能面临加班福利缩减、加班机会丧失甚至工作丢失的困境。这种跨国生产体制具有“市场专制”性质，而外劳制度限制、资方对外劳制度缝隙的利用、全球过剩的劳动力市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共同体现了国际合同劳工面临的跨国生产政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强制剥削再度出现的重要机制。

“福柯在叙拉古”:“政治精神性”中的主体性实践

朱雯琤

2019, 39(3): 154-182.

摘要 ( 8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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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对伊朗革命持支持立场而被人称为他的“叙拉古问题”。他为伊朗革命中的“政治精神性”所着迷，然而遭到了知识界众多批评和指责。本文尝试理解“政治精神性”，并对福柯所持的赞许态度做出明证。通过分析福柯1978年以及之后的思想著作，文章试图阐明福柯支持“政治精神性”的两种层面，它体现出人的集体意志和超越世俗性的力量，在福柯眼中它们就是反抗西方理性政治的有力武器。加上福柯对多元文化的偏好，造就了他对伊朗革命的支持态度。“政治精神性”同时联系起了福柯思想中后期从政治到主体的两大元素，他从政治领域的“生命政治”到伦理领域的“自我技术”，都在探究个人如何转变其自身主体性，并沿着主体性实践开展他的现代性研究。福柯并非完全正确，但他借伊朗革命所体现的政治精神性，为公共政治领域讨论提供了一种主体性实践视角的新立场。

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方法论辨析

胡安宁

2019, 39(3): 183-209.

摘要 ( 1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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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经验研究经常会需要处理诸如态度、感受、偏好这样的主观变量，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对特定主观变量的理解往往会涉及另外一个主观变量。尽管如此，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社会学者往往对“主观解释主观”的分析进路持有相当程度的保留态度，从而尽可能地采用客观变量来解释主观变量，或者探究主观变量对于客观变量的影响。“主观解释主观”的分析进路究竟有什么方法论上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什么手段可以尽可能避免这些“缺陷”以拓宽研究者的经验解释能力?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都还缺乏系统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主观解释主观”的分析进路所存在的混淆偏误问题，并从理论论辩、变量测量和数据分析三个方面讨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针对每一个应对策略，本文展示了经验实例，并对该策略的优缺点和适用情况进行了剖析和对比。此外，本文也具体分析了诸如因果关系方向、判断混淆偏误的敏感性检验、测量误差等未尽议题。本文希望通过这些讨论能增强社会学解释路径的多样性，促进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例如心理学、政治学等）的交流与互鉴。

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1940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程文侠, 李慧

2019, 39(3): 210-240.

摘要 ( 1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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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倡导性别平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其一度激进的妇女政策在1940年代却发生了温和化转向。抗日战争开始后，革命根据地内阶级矛盾的缓和与劳动力的相对充裕使激进的妇女政策成本上升、收益下降。抗战中期，国民党的“限共”政策给中共战争资源汲取带来了压力，引发了党群关系的变化。为缓和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非阶级斗争形势下实施了群众路线，通过组织群众劳动生产以扩大总产出。在组织群众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被强调，激进妇女政策的路径依赖被打破而随之温和化。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温和化重新平衡了革命的中心性目标与原则性目标，重新平衡了男性群众的利益偏好与女性群众的生理特性。

《社会》2019年第3期整本全文

《社会》编辑部

2019, 39(3): 241.

摘要 ( 6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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