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从“弗莱堡演讲”到“经济与社会”的两条思路

田耕

2020, 40(6): 1-30.

摘要 ( 1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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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弗莱堡演讲”提出了民族国家是民族的世俗代理之说。但正是在韦伯自己对现代国家中立性的强调中，国家何以能代理民族更加成为问题。本文由此进入到他在“经济与社会”的体系中对民族的两个思考线索。在“族群共同体”当中，韦伯将民族置于19世纪建立的经典亲属制度与民族精神两大传统之间，将民族这种古老的激情凝结在对政治共同体的追求当中。而通过对比韦伯“政治共同体”的文字与勒南的民族观念，可以发现韦伯更深入地思考了19世纪以来将国家性上升至民族性的取向。在韦伯那里，国家性建立在最没有归属感的强力和资本政治化的基础上，但这种新的规范恰恰和作为民族内核的声望与荣誉形成了最强烈的紧张。这种紧张与“弗莱堡演讲”是一致的，其解决之道或许在于对支配社会学进行更系统的解读。

法治国、警察国家与领袖民主制：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三条线索

陈涛

2020, 40(6): 31-70.

摘要 ( 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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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韦伯在生前未能完成《经济与社会》“支配”一章中“现代国家的发展”一节，但是，基于他现有的著述，我们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从等级制会议中发展而来的议会制，与从绝对君主领导下的警察国家中发展而来的现代官僚制，基于权力划分原则进行的重组，构成了19世纪以后法治国中最重要的两项制度。不过，无论是从家产官僚制向现代官僚制的转变，还是现代官僚制的日常经营，都有领袖民主制的参与。因此，等级制国家、家产官僚制和领袖民主制各自为现代国家这架“机器”贡献了某一零部件。当这些从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发展脉络而来的要素共同汇聚到现代国家中时，它们之间的共存也充满了紧张。

价值暧昧抑或目标分异：当下中国的家庭政策及其供给机制分析

陈映芳

2020, 40(6): 71-91.

摘要 ( 9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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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力图对中国家庭政策中存在的价值混乱现象、政策供给中主体间的立场分异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家庭”内部关系的区分，对法规不同属性的确认，以及对广义的家庭政策的供给机制的分析，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家庭政策存在对纵向代际家庭和横向婚姻关系的双重原则。另外，在国家强化家庭责任，将家庭设置为重要的福利供给主体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以私法为法律框架，在市民社会权供给中多采取“家—户”治理的策略。因此，家庭政策不仅具有家庭化的功能，同时也具有“去家庭化”的实际效能。

拆“穿”的家庭：住居史、再分家与边界之争货币化征迁的伦理政治化

林叶

2020, 40(6): 92-131.

摘要 ( 8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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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一个城市下层大家庭的征迁纠纷为个案，呈现了货币化征迁如何打破既有分家格局，迫使“再分家”发生，进而揭示出货币化政策的实质是使由带有总体生计考量和家庭政治权衡的居住安排及其事实演成的“家产”成为增值的“家财”。同时，本文也发现了“家”在该过程中的逆向行动：在特定的内部政治和表达机会下，在住居“前史”中塑就的不同家庭政治框架得到“再议”并推动纠纷的方向，大家庭内诸边界及其间的较量格局反过来构成货币补偿分割的框架和主导逻辑。征迁基层代理者的实践和“语言”由此被家庭政治“渗透”，其谈判技术和“法的依据”落实为干预家庭政治的筹码、判定“前史”的辅助工具和引导家庭成员修改分割目标的参照，从而令“货币化征迁”成为一个伦理政治过程。

日常生活的自然意涵：休谟精神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杨璐

2020, 40(6): 132-156.

摘要 ( 7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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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笛卡尔以降现代人的怀疑论处境出发，围绕日常生活的自然意涵来探讨休谟精神哲学1的方法论意义。现代人通过纯粹理性找寻生活的确定性，却使日常生活变得可疑而不可理解。休谟抛弃自笛卡尔以来以数学为模型认识世界的方式，转而选取日常的视角，关注日常语言和观察标示的精神现象。俗人的思维是习惯性和情感性而非高度理性化的，这使其彼此连带性地生活在由先例习俗历史性构成的整体意义秩序里。当人们从各自理想的精确标准出发，轻视这种连带性的整体经验传统，同情与协商的基础就可能被损耗。休谟认为，俗人日常生活中数量占多的精神现象具有合理性。这种规则性包含常识和情理，可以取代自然法的单一理性，成为社会规范的基础。休谟最终揭示，精神哲学是一种与自然哲学借助数学模型寻求普遍法则极为不同的，有其自身对象与方法的科学。本文重返休谟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哲学，是为了探讨如何超越自然科学对社会的“有限理解”，真正深入人的精神世界本身，挖掘并呈现其背后观念、情感、信念、习惯等社会连带性的精神因素，为超越对立、趋近宽和提供思想资源。

生育事件中女性的身体经验与具身实践：基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调研

李彧白

2020, 40(6): 157-185.

摘要 ( 1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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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讨论在民族地区生育医疗化的背景下，当地的女性如何呈现自己的身体经验，如何围绕生育身体展开具身实践，又如何在实践中理解并建构起与母职相关的性别角色。“面向记忆的具身实践”“面向日常生活与家庭关系的具身实践”和“面向医疗技术的具身实践”是她们感受、呈现自己的身体经验并围绕生育身体进行实践的三个角度。在当地，医疗化的生育过程并不是单纯的医学过程，而是技术、文化、关系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女性通过实践尝试调和传统、家庭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母职的理解和建构。

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

申超

2020, 40(6): 186-218.

摘要 ( 3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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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惩罚是家庭与性别不平等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1989—2015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多层混合效应模型，研究了母职惩罚的强度及影响母职惩罚的各类机制的时间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生育对女性工资率具有负向影响且强度不断增大，母职惩罚问题不断加剧；单亲母亲的母职惩罚低于在婚母亲，但前者的母职惩罚效应迅速增加，二者的差异逐渐缩小；母职惩罚的长期效应低于短期效应，但长期效应随时间的变化在迅速加剧；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母职惩罚越小，但母职惩罚增长速度越快，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在母职惩罚上的差异逐渐缩小；母职惩罚效应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女性中快速加大，而在国有部门就业的女性中变化不大。

“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笔谈

丁元竹, 耿敬

2020, 40(6): 219-241.

摘要 ( 7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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