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何蓉

2017, 37(5): 1-23.

摘要 ( 1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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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为背景，以韦伯对"农业-政治"问题的讨论为核心，提出了国家的边疆、边界等问题，讨论人口、物资、资本等流动下的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结构。文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包括：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之下的农村发展问题，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思路，以及国家边界的多重（政治、经济与文化）含义。本文认为，在法律、政治、经济等角度的国家观之外，可以建立一种社会取向的、以国民为核心的"国民-国家"观，即包容多元，建立共识，赋予国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并建立国民共享权责和符合国民基本特质的政体制度。

本真性和公共领域:查尔斯·泰勒的自由社会观

徐冰

2017, 37(5): 24-58.

摘要 ( 1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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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围绕查尔斯·泰勒的两篇文章"消极自由有什么错" "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以及泰勒与哈贝马斯在2009年的对话，来阐释他对自由主义的修正。这两篇文章相互呼应，前一篇阐释作为道德心理学的个人本真性，后一篇阐释使（个人或群体的）本真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多元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的核心环节，而市民社会是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自由社会的主要形式。在对自由社会的阐释中，泰勒总结了修正自由主义的中庸观：在个人自由、自治和基于平等权利的规则之间寻求平衡和相互支持。在2009年与哈贝马斯的对话中他进而指出，宗教是多元公共领域中的议题之一。这种历史观基于他对韦伯观点的修正而形成，而此历史观对当前中国的处境有启发价值。

构造组织观念:自我检查和审干(1952-1960)

张静

2017, 37(5): 59-77.

摘要 ( 1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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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南某地在20世纪50年代部分干部的思想检查、工作报告、年终总结、组织审干汇报等档案材料，本文探索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文章关注的重点，在于认识政权转换时期，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治理结构。通过梳理相关的历史文献，本文表明，国家运用特有的组织化权力，针对干部群体开展了一系列治理活动：干部轮流下放劳动、进行自我思想清理、组织小组交流学习，实施系统的组织审干程序，将审理出的干部思想表现进行分类，形成文字材料，建立干部行为的新档案，并制度化为组织上人事工作的备参依据。上述过程也被运用在城市干部群体中，广泛推行了新的行为要求和用人标准，构造了干部与治理组织的新关系，确立了组织观念在干部使用中的原则地位。其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为组织化的治理权威的树立奠定了人事基础，而且对干部的行为及表达之整体特征，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家的策略性:农业技术变迁中的政治因素——基于一个少数民族案例的研究

强舸

2017, 37(5): 78-104.

摘要 ( 1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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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小麦推广是20世纪70年代西藏现代化的主要成就，小麦从少有种植一跃成为西藏第二大作物。令人困惑的是，藏族农民最初曾强烈抵制小麦，两三年后却又成了国家政策的积极实践者。在此过程中，国家如何消解农民的抵制，怎样改造他们的观念?基于档案和口述史材料，本文认为政治运动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广泛开展的阶级斗争打击了对新技术的抵制，分化了基层社会，农民间的相互监督使"弱者的武器"成为不可能；第二，政治运动具有思想改造和情感动员功能，它将小麦塑造成解放的象征，激发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和实践热情。但是，政治运动对生产也有一定负作用，冬小麦推广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走上了"盲信政治、无视现实"的歧途即与此有关。

革命的劳动伦理的兴起:以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游正林

2017, 37(5): 105-138.

摘要 ( 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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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公营工厂逐渐在边区兴起。为了提高公营工厂工人的劳动热情，并维持公营工厂内部良好的劳动秩序，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中共中央等有关决策者创造性地对公营工厂的劳动过程开展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改造活动。随着这些改造活动的推行，一种主要用于规范公营工厂工人的劳动态度以及公营工厂内部党组织、行政和工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新的劳动伦理被逐渐构建起来。由于构建这种新的劳动伦理的逻辑起点是把工人的劳动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强调工人是为革命而劳动，故本文把这种新的劳动伦理命名为"革命的劳动伦理"。以"赵占魁运动"为考察的中心，本文系统地探讨了这种革命的劳动伦理是如何被构建而兴起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两个相关的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自主招生与人才选拔：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发现

吴晓刚李忠路

2017, 37(5): 139-164.

摘要 ( 1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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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中三所精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具有代表性样本的数据分析，从教育公平和人才选拔效率两个角度检验了自主招生政策实施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从教育公平的方面来讲，获得自主招生破格录取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城市家庭和好的重点高中。从人才选拔效率的角度来讲，获得自主招生破格录取学生的学业表现、社会活动能力、非认知能力、毕业后的计划和实际去向与统招学生却并无显著差别。本文的发现对于如何完善自主招生政策、促进教育公平、科学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等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中国农村家庭演变:“核心化”还是“个体化”?——以私房钱的道德评价为切入点

邢朝国

2017, 37(5): 165-192.

摘要 ( 14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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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家庭研究范式出现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家庭"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家庭经济生活角度切入，通过勾勒农村居民评价私房钱的道德框架，讨论中国农村家庭仍然是在"核心化"轨迹上还是走向了"个体化"。研究发现，私房钱的来源、数额及用途，家庭经济控制情况和亲密关系状况是村民评价私房钱道德与否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都被包含在"个体/家庭"框架下，其中是否影响核心家庭的财产安全和生计安全构成私房钱道德评价的核心标准。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家庭的发展轨迹仍然是"核心化"而非"个体化"。

中国城市居民的配偶家庭与精英地位获得

朱斌

2017, 37(5): 193-216.

摘要 ( 1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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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CGSS2006的数据，基于不同类型资本继承与转化的特点，考察了配偶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居民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由于文化资本的传递需要长时间累积，配偶父亲的文化资本对个体成为专业精英没有帮助；第二，在中国，政治资本依然是具有支配性作用的，更容易转化为经济资本，但经济资本难以转化为政治资本；因此，配偶父亲的政治资本有助于个体成为市场精英，反之则比较困难。第三，资本的使用可能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婚后配偶的父亲带入的异质性资本效用可能会强于已被多次使用的父亲资本，因此，婚后配偶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精英地位的获得具有更强作用。此外，配偶的父亲的影响对于不同性别的个体而言有所差异，虽然精英代际转化同时适用于不同性别，但精英代际继承更适用于男性。

“农转非”、人力资本回报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分位数回归分解的方法

王鹏

2017, 37(5): 217-241.

摘要 ( 1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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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户籍人口实现了身份转换，成为制度认可的新市民。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即使户口状况相同，"新市民"与"老市民"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分位数回归及其分解的结果显示，"农转非"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上仍受到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歧视，且歧视程度随着分位数的变化呈现倒U型趋势。同时，"农转非"人群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歧视降低了自致型"农转非"人群相较于城市原居民的禀赋优势，而外致型"农转非"人群则面临人力资本劣势与就业市场歧视的双重压力。

《社会》2017年第5期整期全文

2017, 37(5): 242.

摘要 ( 4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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