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6年 第46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6-01-20

上一期   

专题：组织社会学

项目治国：基于四重机制的总体性阐释

史普原

2026, 46(1):  1-30. 

摘要 ( 194 )   HTML ( 11)   PDF (3297KB) ( 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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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为什么能够稳定、广泛和强渗透性地推行，它在具体实践中又体现出何种运行逻辑？本文基于观察视角与分析方位两个层次，提炼出四重典型机制，尝试为项目治国提供一个总体性阐释框架。外部性机制针对项目成本与收益在空间和时间层面的外溢，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责模糊导致内外之间存在重大张力；委托代理机制侧重分析中央与地方间多委托方、多任务的组织传导以及专业化与地方化不同方向的信息不对称和模糊难题；合法性机制着眼于探讨绩效、程序和道德合法性如何在纷繁的项目治理实践中同构和异质交叠；嵌入性机制试图阐明国家与社会间的“双轨”政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为何偏重一边以及如何影响不同项目的运行模式及其效能。这些机制“四轮驱动”，交叉强化，对项目治国产生总体性效应。

打破铁笼：以“关系”和“变通”为线索的美国新韦伯主义官僚制研究

刘畅

2026, 46(1):  31-70. 

摘要 ( 189 )   HTML ( 18)   PDF (3811KB) (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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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社会思潮对官僚制的全面抨击，新韦伯主义以全球视角审视官僚制在不同制度和文化中的变体，探索积极的官僚实践，并系统反思了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特征。由此，“关系”和“变通”成为新韦伯主义的重要议题。本文回顾了新韦伯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对“关系”和“变通”的积极理解为线索，系统梳理相关经验研究，进而揭示其背后的理论预设与思想资源。研究发现，新韦伯主义复兴官僚制的努力本质上是一场试图以价值理性修复形式理性缺陷的理论探索，“关系”与“变通”只是工具性手段，其中的关键在于重塑官员的理性精神。然而，新韦伯主义对理性精神的技术性构想依赖于对官员主体性的普遍性假设，忽略了不同制度与历史背景下伦理秩序的多样性，也遮蔽了官僚制之外可能存在的正当性基础。

论文

社会控制中的个体自由：从社会理论视角解读杜威的课程改革

杨勇

2026, 46(1):  71-108. 

摘要 ( 157 )   HTML ( 12)   PDF (3597KB)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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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和讨论杜威的课程改革，揭示“社会控制”这一美国社会理论中的标识性概念背后的实质内容与经验基础。在与进步教育人士的对话中，杜威明确反对“无需社会控制的个体自由”，主张“社会控制中的个体自由”。这一观点通过“实验学校”的课程改革具体展现出来。结合杜威设置的具体的课程内容，并运用“行动”与“环境”互动的分析框架，可进一步凸显社会控制的理论意涵。一方面，杜威批评卢梭主张的自然教育，强调个体行动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控制；另一方面，杜威与涂尔干主张的社会教育对话，将经由“刺激-反应”机制而激活的个体行动状态视为更重要的教育目标。杜威的社会控制概念形塑了美国早期社会理论的问题意识，且与费孝通提出的“教化权力”内涵相通。澄清这一关联，有助于我们反思个体自由与文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激发更有判断力的行动。

士绅群体与中国现代工业的创生：以清末萍乡煤矿的兴建为例

孟奇

2026, 46(1):  109-137. 

摘要 ( 121 )   HTML ( 6)   PDF (3243KB)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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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萍乡煤矿的兴建为例，探讨清末中国社会中现代工业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士绅群体内部的分层与联结是工业得以入驻地方的关键，文廷式等上层士绅兼具官僚士大夫与地方精英二重身份，身份间蕴含的伦理和利益张力促成了“洋务官僚—上层士绅—下层精英”之间的传导性劝导；地方士绅基于原有的群体结构形成了沟通企业与地方社会的中人群体，不断推动二者之间利益分配的达成，萍乡煤矿由此实现了规模性收购和机械化生产，进而推动了社会变革。本文阐释了基于既有中国社会结构的群体互动如何生成企业与地方之间新的利权结构，既揭示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线索，也为理解当代中国企业与社会关系提供了历史参照。

“情”与“礼”之间：从“父子离心”到“父子一体”——以李安的“父亲三部曲”为例

李朔严, 刘一艺

2026, 46(1):  138-170. 

摘要 ( 195 )   HTML ( 15)   PDF (3917KB)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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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李安的电影“父亲三部曲”为研究对象，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中父子关系的冲突与重构机制：父子冲突的根源并不是简单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源于“礼”的规范压抑了“情”的表达，使得双方虽内心有爱却变得彼此疏离。影片所呈现的和解并不是终局性的圆满，而是通过共享时间之“晕”实现的阶段性和解。本文强调，在家庭伦理规范经历转型的同时，情感逻辑作为稳定机制得以持续发挥作用，推动父子关系在矛盾中不断调适。本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父子关系的变与常，也突破了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对立框架，为跨文化背景下亲密关系的重建提供了解释视角。

成为“情境艺术家”：斜杠影像创作者的身份建构

张佳雪, 袁同凯

2026, 46(1):  171-205. 

摘要 ( 134 )   HTML ( 15)   PDF (3631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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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洋芋乡村摄影项目的案例研究，本文力图呈现斜杠职业背景下中产阶层的影像创作者所经历的情境性身份实践。在高度制度化的职业体系中，他们一方面在主业责任与创作欲望之间有一种撕裂与困顿感，另一方面又借由“艺术家”的身份想象为自我意义提供支点，在制度依赖与自主需求之间反复拉扯。进入影像社群参与在地创作成为他们追寻艺术身份的重要方式。然而，影像社群中的在地创作以“短期驻地”为前提，艺术身份的建构往往成为一种阶段性的自我叙事，并受到主业时间结构与资本逻辑悖论式的牵引。本文反思了既有研究中将多重职业身份主要理解为谋生策略或流动工具的解释路径，丰富了对斜杠职业背景下当代中产阶层生活处境与身份经验的理解。

看中医”与健康的教育梯度——基于有序链式中介模型的实证分析

孙静含, 李升, 李科霖

2026, 46(1):  206-239. 

摘要 ( 159 )   HTML ( 16)   PDF (2614KB) (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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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而言，看中医还是看西医是人们在治疗疾病或维持健康过程中常面临的选择。虽然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对健康的教育梯度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但基于西医体系范式的研究结果并未重视看中医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有序链式中介模型，发现“看中医”（相比于看西医更倾向于看中医的行为）可以作为受教育程度和自评健康的中介变量，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解释上，中国人自我判定的健康观和随受教育程度增长而越发敏感的躯体判定习惯，使受教育程度高者更易产生不健康的自我判定进而就医。相比于西医，中医的“治未病”思想和医患共治的“关系医学”诊疗模式可以更有效地回应个体对健康的自我判定，因此受教育程度更高者更倾向于选择“看中医”，且因中医对自我判定的有效回应而提升自评健康水平。本研究为建立适合中国本土的健康政策、助推国民健康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