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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第34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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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

应星、李夏

2014, 34(5):  1-40. 

摘要 ( 1436 )   PDF (1854KB) ( 15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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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建党初期就移植了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自身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艰难的调适过程。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准备在乡村组织暴动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类型，其领导的万安暴动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将中共党史、社会史以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组织史资料、忆述材料、地方史志、报刊等诸多史料，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背景与过程的考察，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为同时期的一系列中共党内组织事件提供了解读的逻辑。

自由革命的专制命运：托克维尔的未完成革命著述

崇明

2014, 34(5):  41-67. 

摘要 ( 1190 )   PDF (693KB) ( 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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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关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未完成著述中讨论了大革命中自由和平等的张力以及革命的政治动力。在作为大革命第一阶段的1787-1789年的自由革命中，由激进的民主自由观念推动的阶级斗争逐步压倒了贵族自由和精英自由观念。王权的削弱和相关的错误决策加剧了阶级斗争并强化了革命意识形态，民众暴力的介入推动了革命的激进化，导致革命在内部分裂和权力斗争中走向恐怖。大革命后期，法国人既厌倦革命和政治的动荡，又热爱革命带来的平等和利益，继承了革命平等而抛弃了自由的拿破仑得到了法国人的拥戴。同时，托克维尔揭示了革命和拿破仑的个人统治如何继承了旧制度的政治文化遗产，特别是国家主义。


移民的呼声——户籍如何影响了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

陈钊 陆铭 徐轶青

2014, 34(5):  68-87. 

摘要 ( 1380 )   PDF (797KB) ( 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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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户籍身份对移民的公共意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移民收入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在公共参与方面，移民表现得更为消极，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制度对他们的公共参与形成制约。但在群体性事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不同户籍身份人群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差异。虽然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更高的居民的确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但并不明显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

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农民工生产体制如何使自身面临困境

汪建华 黄斌欢

2014, 34(5):  88-104. 

摘要 ( 1635 )   PDF (716KB) ( 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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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批评了“农民工”和“留守儿童”两种研究问题意识割裂的现状。通过对 “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试图在两种问题之间建立系统性的关联。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更频繁地转换工作。对工种性质进行进一步划分后的统计模型表明，体力工种相对非体力工种、非熟练工种相对熟练/半熟练工种，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这说明有留守经历的工人更难适应世界工厂高强度、异化的劳动方式。父母外出打工造成亲子分离，儿童家庭责任感淡薄，但也带来更优越的经济条件和更少的务农经历，由此共同导致了有留守经历的工人频繁的工作流动。留守经历是“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的产物，但某种程度上它又加剧了这一体制持续运行所面临的困境。逐步赋予工人公民权，修复家庭生活，是解决系统性危机的基本立足点。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曾迪洋

2014, 34(5):  105-126. 

摘要 ( 1255 )   PDF (1280KB) ( 7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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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2012年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项目的调查数据，通过事件史方法考察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会对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应，迁移事件发生的时机和过程都会左右这一影响的具体结果。研究显示，越早实现迁移，越有助于移民进入婚姻，频繁的流动则削弱了结婚的可能性，而父亲的迁移经历同样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影响。通过对不同世代群体的比较，本文进一步发现，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程度随世代推移呈现“倒U型”趋势，这一结果与不同世代下的迁移特点及其身处情境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移民的生命历程基于迁移发生了转轨，他们放缓了自我再生产的周期，这对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


女领导的临界规模与组织性别歧视现象——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马冬玲 周旅军

2014, 34(5):  127-146. 

摘要 ( 1620 )   PDF (727KB) ( 6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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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从配额制的有效性问题出发，探讨组织领导团队中的女性比例与性别歧视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临界规模理论的假设，即团队里某一社会特征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将给该社会类别的境遇带来具有显著意义的改变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组织领导团队中的女性比例达到30%能够有效减少性别歧视现象，这种作用在政治、经济和研究领域以及体制内外组织中均存在，但有程度上的差异。此发现不仅从实证角度检验了临界规模理论，而且为在政策设计中增加领导团队中的女性比例提供了支持。


“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刘正强

2014, 34(5):  147-173. 

摘要 ( 1143 )   PDF (1083KB) ( 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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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诸多伦理性、道德性的内容，致使司法体制与乡村现实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抵牾。本文借由一起诉讼揭示了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甩干”机制。基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会按照形式理性的要求，以洁净化、纯粹化为目标，甩掉道德、习惯等诸多非法律的元素，实现对案件事实的重新建构，以一种生硬、执拗的方式对案件进行权威性的裁决。“甩干”机制源自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案件“受理”与“审理”的特殊制度设计，同时也是基于法律形式化要求的无奈之举，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式司法的“无知之幕”特色。“甩干”机制揭示了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及内在张力。


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鲍磊

2014, 34(5):  174-205. 

摘要 ( 1175 )   PDF (854KB) ( 7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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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前后，传记取向成为社会（科）学中众多转向或取向的一种。相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芝加哥学派引领的传记研究，这一取向的范围更为宽广。它关注个人经历、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反对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社会科学研究，重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取向消解或者说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或二分法，促使社会学家反思自己的概念架构、研究方法以及书写实践。虽然在晚近的发展中，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自传/传记社会学这一具有分支学科性质的指称，但这一取向还是“浮现中的实践”，尚处于晚熟状态，因此还存在不少争议，布尔迪厄甚至从根本上将传记视为一种幻觉。随着“传记时代”的来临，传记社会学势将成为一个开创性的研究领域。


书评

“必须保卫社会”与国家种族主义——解读福柯《必须保卫社会》

关锋

2014, 34(5):  206-227. 

摘要 ( 1665 )   PDF (701KB) ( 1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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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量化社会研究的模式——读莱茵·塔格培拉《让社会科学更加科学化》

吴肃然

2014, 34(5):  228-241. 

摘要 ( 866 )   PDF (693KB) ( 7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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