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

折晓叶

2018, 38(1): 1-29.

摘要 ( 18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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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从社会学角度展现个性化的学术研究心得，以作者数年从事“田野”研究工作的实例，讨论“田野”经验与日常生活逻辑以及与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关系。经验与理论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即日常生活逻辑，需要深入探讨和揭示。日常生活逻辑是一种“积淀根基”，深藏于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之中，需要扎根田野、深入生活去发现和揭示。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尝试完成从观察到理解、从疑问到提问、从易感性到分析性、从技术过程到社会过程、从讲故事到讲道理等几个重要环节的跨越。单个案研究和多案例比较方法对于上述研究具有不同的作用，两者之间是一个递增的、相互关联的关系，只不过在各个不同环节和阶段上，各自强调的重心有所不同。

“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

应星

2018, 38(1): 30-53.

摘要 ( 1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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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具有实证性格与人文气质的双重特性，所谓“田野工作的想象力”介于科学的探究与艺术的想象之间，将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紧密结合在一起。本文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展示了“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一种可能性。从田野与理论的关系来看，田野研究的基本问题既不是从经验现实中直接生发出来，也不是从中层理论中推演出来，“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空间是由经典理论的问题域给定的，但在实际进入田野后，理论的力量需要完全融化在对经验现实的敏感中。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来看，复杂性成为田野工作由微观通向宏观的关键所在。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对“家乡社会学”的自然正当性的反省；对功能主义分析范式的突破；把行动者分析而非结构分析作为田野工作的焦点；将历史视野带入田野中。“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具有手工技艺的特点，其养成需要特别的耐心。

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礼记·曲礼》的社会学研究

吴柳财

2018, 38(1): 54-80.

摘要 ( 16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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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类学对于礼与仪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日常社会生活和加深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因为研究所侧重的仪式过程激活了人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的实践主体性。通过对《礼记·曲礼》的社会人类学解读，我们发现，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社会结构与时间性这些基本要素，礼制结构内含复杂的人伦结构与天人关系，以及丰富的时间体验。礼所体现的情感与意义是社会生活之神圣感的源泉，礼仪就是将人和社会带入这种境界的手段与过程。这种尝试性的解读意在将传统礼仪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以火为政”:明清时期梧州城火政与区域社会的变迁

麦思杰

2018, 38(1): 81-103.

摘要 ( 1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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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时期，火政是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且往往与区域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明清时期，在西江流域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广西梧州城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枢纽的转变，而这一过程被全息地投射到梧州城火政的演变上。本文以梧州城的火政为中心，通过探讨其演变的过程，重新理解明清时期西江流域社会的地方动乱、人口流动及商业贸易等重大问题。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刘亚秋

2018, 38(1): 104-133.

摘要 ( 13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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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派系及其治理:休谟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

徐志国

2018, 38(1): 134-159.

摘要 ( 1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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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观察和其思想的内在逻辑，休谟将“派系”问题及其治理作为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休谟分析了“派系”产生的人性基础和基本类型，进而提出派系治理的三种路径。首先，商业、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可以促进人们理性的增长以及相互之间的同情，从而可以瓦解极端的信念和增进社会的团结；其次，文明的政治秩序的构建不应当依赖于道德，而应当建立起派系之间的相互制衡；再次，宗教派系的极端性对社会秩序构成了重大威胁，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必须在宗教宽容的基础上保持世俗政府对宗教的控制。休谟的派系治理思想具有立足商业社会的现代视野，既致力于减弱和消除极端派系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又使温和的派系成为促进社会繁荣与发展的动力，在近代西方社会秩序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NGO的发展:基于Z省H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李朔严

2018, 38(1): 160-185.

摘要 ( 1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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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讨转型时期党对于草根NGO的独特影响机制。在整合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Z省H市两个草根环保NGO的多案例比较，本文发现党对于NGO的影响存在一条与政府不同的独特机制。与传统资源视角和合法性视角所认为的不同，本文认为，党在拓宽资源渠道、增强政治合法性方面对于NGO的影响与政府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然而唯独党可以通过统合手段，从制度层面给予NGO领导人以政治身份，从而增强其政治资本、扩展其社会网络，为NGO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这一点单一的政府部门难以企及。本文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更加细致的理解，而且在更广泛层面暗示了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并不必然意味着NGO自主性的缺失。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关注点放在这种关系对于公共治理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而非NGO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本身。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陈型颖, 王衡

2018, 38(1): 186-214.

摘要 ( 16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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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2010～2014年），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的分析表明，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因素同时存在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相较于政治信任，个体的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相较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宏观层次，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具体而言，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这说明微观层次的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

拼爹重要,还是拼搏重要？当下中国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感知

李忠路

2018, 38(1): 215-237.

摘要 ( 18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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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个人根据其能力、素质和专业技能等资质获得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绩效主义原则已经被广泛认为是符合经济公平正义的主要分配原则。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公众是如何看待绩效分配原则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基线调查数据（CFPS2010），对公众关于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状况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第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成员越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二，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年轻人更加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三，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本文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中国公众之所以对收入不平等表现出较为宽容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公众相信教育和个人努力是取得社会成就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应注意，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与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密切关系。

《社会》2018年第1期整期全文

《社会》编辑部

2018, 38(1): 242.

摘要 ( 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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