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志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王铭铭

2018, 38(4): 1-53.

摘要 ( 1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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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至1930年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将文明重新界定为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物质、制度、精神实体及它们的道德生境。本文系统考察了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的由来、学术和现实政治针对性以及对当下社会科学革新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一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集中表达。在此期间，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基础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与19世纪末出现的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结合，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灵穿梭在共同体之间，莫斯对流动在疆界之间的文明现象给予了关注，对这些现象及其形式和区域分布之研究做了人文科学的总体展望。莫斯的相关设想在当下仍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鉴于社会科学（包括美式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国族与世界对分格局，莫斯对社会存在之“中间领域”（“诸文明”）的论述将持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

“佛王”与皇帝:清初以来滇缅边疆银矿业的兴衰与山区社会的族群动员

马健雄

2018, 38(4): 54-99.

摘要 ( 8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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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滇缅交界山区，随着清初大型银矿的开发，地方土司受到来自清朝和缅甸两方国家力量的掣肘。新兴宗教的宗师铜金和尚利用矿工秘密社会、矿区商路和私盐市场之间的交错关系，在官府和土司之间寻求政治发展空间。嘉庆皇帝为了清理清缅战争后的残局，直接主导了对铜金和尚的剿抚决策。通过检视铜金成为地方官员的合伙人、皇帝眼中的政治投机者以及山区民众心目中的“佛王”的过程，本文集中讨论新兴制度创立者社会动员力的发展与国家体制的关系，以及清朝国家力量在边疆的伸缩与山区“佛王”体制及倮黑（拉祜）族群身份建构之间的关联。

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基于美国百年社会工作史的分析

李伟

2018, 38(4): 100-132.

摘要 ( 1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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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是社会工作的双重使命，但在实践中，社会工作沉溺于个人服务，社会变革被边缘化或抛弃。这种“去社会变革化”是由专业的内部因素（专业化）与外部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市场化与管理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专业化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市场化的营利主义、管理主义的效率至上、个人主义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责任”逻辑，都会将专业的焦点引向个人治疗，远离社会变革。于是，专业化盛行、意识形态保守、市场化与管理主义风靡、个人主义高涨的时期，如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80年代，便是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阶段。同时，专业化是“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塑造的产物。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真正根源在于外部环境的型塑，其中个人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

黄晓星, 熊慧玲

2018, 38(4): 133-159.

摘要 ( 7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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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近十年来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推动下发展迅速。本文将重点关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过程及其导致的社会服务困境。通过对治理情境的拓展分析，引入过渡治理情境概念，分析我国社会服务供给。在此情境下，本文以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围绕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讨论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策略及其所导致的服务困境。在过渡治理情境中，消极的自由裁量权与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服务组织选择了“活动化”和“指标化”的服务供给，令社会服务处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而导致社会服务陷入困境。社会服务困境根源的解决在于建立合作的治理情境、强化本土化社工专业力量以及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社会服务供给效力。

以可行能力视角看待障碍:对现有残障模式的反思与探索

于莲

2018, 38(4): 160-179.

摘要 ( 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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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研究经历了个人模式—医学模式—社会模式的发展历程，社会模式对残障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革命性的解释，大大推进了残障人士权益的发展。但上述模式都将关注点放在障碍产生的原因上，而这可能会强化原因与作为影响的障碍之间的固定联系，进而加重刻板印象以及弱势地位等问题；此外，以原因区分障碍的做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人们在现实中遭遇的障碍，在认识、分析和处理障碍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和缺陷。因此，我们应当尝试将关注点从障碍产生的原因转向障碍本身，以可行能力受限或者受损看待障碍，将原因和障碍真正“解绑”，从而超越“医学模式—社会模式”“社会隔离—社会融合”“优势—劣势”这些不合理的二元对立。基于这样的转变，我们可以为消除障碍找到更加精准、更具有整体性且更加有效的办法。

承认的社会构成

郑作彧

2018, 38(4): 180-211.

摘要 ( 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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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当代最受重视的社会理论之一。然而，在霍耐特援用米德的理论将承认概念加以社会理论化的工作中，没有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使得他的承认理论存在内在缺陷。对此，本文尝试进一步从社会互动的生成分析出发，探讨承认的社会构成。通过对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的分析，可以将承认明确定义为一种社会互动，其中，由于行动者因与其他行动者有相同、或被接受的观念与实践方式，故有可能被其他行动者同意该行动者的存在价值，使之能获得所需的社会行动的支持。一方面，霍耐特的理论内在缺陷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另一方面，经修补之后，也可望让承认理论为社会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基于核风险感知的混合方法分析

王刚, 宋锴业

2018, 38(4): 212-240.

摘要 ( 8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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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性研究和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双因素假说”，并对这一假说进行验证。通过“扎根理论”发现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四个维度：环境亲和感、系统信任感、信息丰富性和利益趋向性。前两种属于情感因素，后两者属于情境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证实，情感、情境因素都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发现了信息丰富性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倒“U”型关系，利益趋向性对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具有决定性影响等结果。

《社会》2018年第4期整期全文

《社会》编辑部

2018, 38(4): 242.

摘要 ( 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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