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朝至清朝，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不仅对其上级负有义务，而且代表地方利益。这样的结构性特征被称为“双重责任”。对上负责可以在韦伯的官僚科层框架中得到理解，但无法解释官员对地方利益的维护。本文通过研究东汉时期地方官员的双重责任，分析官员如何维护地方利益。基于对东汉时期政府结构、政治思想和晋升制度的考查，本文提出三种解释：实际需求、儒家意识形态和声誉机制。此观点在实证中得到一定支持。运用东汉时期的官方档案和古代碑刻等原始资料，本文对韦伯有关中华帝国治理制度的分析提出质疑，并对存在了2000多年的“低效率”机制背后潜在的社会合理性提出了新的见解。
以社区视角观察城市居民的公民性建构，缘于经历30多年发展历史的城市社区权力已从居委会单一中心转向多元权力组织并存的格局，社区居民通过社区管理者的选择、社区权益的保护、社区问题的解决等路径表达公民性。本文运用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分析，检验城市居民对社区各组织的多元认同与公民性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其他经济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相比，以社区权力多元认同为主导的社区因子构成重要影响，这表明社区发展未来将成为公民性建构不可或缺的因素。
以两个集团公司研发事业部为个案，本文构建了不同情境下员工的社会网络，并对不同网络的关系特征值做了计算。研究发现，员工所处的社会网络位置对员工关系绩效存在显著影响；网络结构特征对国有企业员工和外资企业员工关系绩效的影响不同；中外企业研发员工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发现为企业通过优化社会网络改善员工关系绩效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丰富了嵌入性理论在中国企业的实践和应用。
本文尝试建构一种理论社会学的综合视角，它由三个部分即基础存在论、主体主义式结构论和能动主义式特征化构成。本文的主要尝试是：（一）在结构论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和象征全域与能动主义特征化方面的叙事和筹划之间构想一种理论联系，使其更适合于实证性的研究；（二）为了使叙事和筹划这两个概念在具体事例分析中更具可应用性，尝试对其在若干中国古典叙事分析上的适用性；（三）着重区分主体性和能动性两个概念，尝试使社会学分析中的“行动者”自觉于某种存在论蜕变，实现由主体性到能动性的转换。
既有的多立场的“关系”理论存在着一种去关系化的实体主义思维倾向，因而未能看到“关系”的关系性，从而无法有效地理解“关系”的动态过程，即关系情境和行动者不断反复进行的互动过程，因此这种理论无助于人们全面地掌握和理解“关系”和“关系”现象。本文认为，分析“关系”和“关系”现象问题还应当结合关系社会学和结构化理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有关“关系”动态过程的理论架构，最后本文强调对研究方法学予以综合运用是把握这一主题的可行取向。
本文基于CGSS2005的调查数据，以对角线参照模型为分析工具，考察了阶层代际流动对城市居民歧视性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工作歧视和邻里居住歧视上，代际流动本身能够产生独立于流动者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于出身阶层，流动者现处阶层对其歧视态度影响程度明显增强；进入社会歧视氛围更低的阶层能够显著降低流动者的歧视态度；相比向上流动，地位下降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高。研究指出，分层与流动研究不仅要考察客观社会结构及其开放状况，也要重视分层及流动对个体行为与态度所带来的主观层面影响。
本文使用CGSS2006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社会转型对居民社会资本获取和动员过程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获得过程中，城市社会转型不会影响居民社会资本的地位效应却影响了居民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超大城市”居民在社会网络资本的“网络位置效应”因子均值上显著地低于“小城市”居民；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市场化程度对教育的社会资本地位效应获取率的负向影响有越来越小。在社会资本动员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与社会资本地位效应因子的经济回报率正相关，而与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的经济回报率不相关。
有关收入性别不平等研究的现有文献过分关注市场转型，忽视了其他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指出，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是影响收入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变量。基于2004年青年发展状况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在非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表现突出，女性处于劣势地位；但在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并不存在。这一现象与独生子女的出生家庭和教育获得紧密相关。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呈现地区差异和多重复合等特点，三重复合—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两重复合—中度不确定性风险和单重—低度不确定性风险三种结构的社会风险共存。研究发现，公众普遍对低不确定性的单重风险感知最高，对高不确定性的三重风险感知最低；教育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对高不确定性三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底层社会群体则对低不确定性单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从公众在三种感知结构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公众的风险感知包含了对转型社会多重风险并存、交互影响和交互作用的认识，即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风险投射。
目前学界对宗教与信任关系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中国1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宗教信仰对社会化信任、一般化信任和差序格局结构中不同半径群体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宗教对信任尤其是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宗教对信任的影响随着差序格局半径的增加而增加；3.宗教对信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此发现部分解释了宗教与信任关系研究结论的矛盾性。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一个基督徒较为集中的村庄的田野研究， 探讨了乡村中学生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同时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和科学文化而经历的文化冲突和由此引发的文化适应问题。研究发现，宗教风俗的冲突给中学生基督徒带来的文化冲突较为普遍，不过，中国人集体主义取向的应对模式，“人情”大于“神情”的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这些冲突；对中学生基督徒来说，初中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学校主导的科学知识得到更多的认可，对宗教知识产生了疑问，随之信仰产生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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