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区分“现代学术专家”和“新文化专家”的学术实践。笔者运用韦伯和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阐释
相对独立自由的“现代学术专家”的活动，就其行为和社会地位与“新专家”进行比较，并以尼采和福柯的理论说
明“新专家”们的动态。最后，本文探讨了新专家、全球化和关于符号与消费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G．Debord）
三者的关联。本文试图建立文化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
摘要：基于以往的研究，作者在本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以下命题：（1）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集体机制的影响，例如区域和单位；（2）传统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业绩被认为能够促进民众的集体福利；（3）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有鉴于此，作者认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本文从权力与权力关系的角度出发，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的核心之一——时尚再生产理论进行考察。该理论基于以下两大主张：（1）时尚是生产场域与消费场域这两个相互独立的场域共同“协作”的结果；（2）权力关系贯穿于时尚与流行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布迪厄指出，不论是生产场域还是消费场域都是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在此为争夺合法性与卓越化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一方面，时尚生产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权力斗争并不直接表现为阶级或阶层间的对立，并以迂回的方式参加社会权力的合法化和再生产斗争。另一方面，消费场域即指阶级场域或支配阶级场域。消费者在该场域中进行着无休止的分类斗争（阶级斗争）。权力关系直接反映了阶级关系。而且只有支配阶级才有权参加时尚与流行的再生产，中下阶层是无法加入此类卓越化游戏的，他们至多只能作为反衬而存在。反映统治阶级合法品味的时尚被广泛用来对下层阶级实施符号暴力。
以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作分析，国内许多由政府出面组建的社会团体大多采用主动依附性的生存策略，在强政府那里获得认可、授权和相应的垄断性地位。这可能是一种中国特色，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国内社会团体的空间在慢慢放大。不过，这是一个“先整合、后分化”的过程，这种状态表明了中国目前存在着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因果关系是社会学分析的核心议题。然而，基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都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从而往
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因果性推断。大量现有的社会学定量分析虽以解释为己任，但实质上要么仅仅停留在描述统计相
关阶段，要么得出错误的因果性结论。本文以社会互动研究为例，详细讨论了遗漏偏误、自选择偏误、样本选择偏
误和联立性偏误等四种主要的内生性问题的来源，并介绍了克服内生性问题的一系列模型识别方法。最后还基于中
国综合调查（CGSS2003）问卷，提出了通过提高调查数据信息量以利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
本文考察了中国公众的结果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检验并比较了社会结构解释和相对剥夺解释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大多数公众认可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且机会公平感高于结果公平感，但二者仅微弱相关。结果公平感由收入水平决定，机会公平感主要受教育水平影响。外资和私营单位雇员比国有和集体单位雇员更具机会公平感，城市中下层就业者对结果和机会分配均持批评态度。“个体相对剥夺”而不是“群体相对剥夺”对分配公平感有决定性影响，结果公平感只受横向剥夺影响，而机会公平感则主要受纵向剥夺影响。
作者投稿查稿
专家在线审稿
编委在线审稿
编辑远程办公
主编远程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