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看中医还是看西医是人们在治疗疾病或维持健康过程中常面临的选择。虽然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对健康的教育梯度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但基于西医体系范式的研究结果并未重视看中医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有序链式中介模型，发现“看中医”（相比于看西医更倾向于看中医的行为）可以作为受教育程度和自评健康的中介变量，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解释上，中国人自我判定的健康观和随受教育程度增长而越发敏感的躯体判定习惯，使受教育程度高者更易产生不健康的自我判定进而就医。相比于西医，中医的“治未病”思想和医患共治的“关系医学”诊疗模式可以更有效地回应个体对健康的自我判定，因此受教育程度更高者更倾向于选择“看中医”，且因中医对自我判定的有效回应而提升自评健康水平。本研究为建立适合中国本土的健康政策、助推国民健康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支持。
通过对洋芋乡村摄影项目的案例研究，本文力图呈现斜杠职业背景下中产阶层的影像创作者所经历的情境性身份实践。在高度制度化的职业体系中，他们一方面在主业责任与创作欲望之间有一种撕裂与困顿感，另一方面又借由“艺术家”的身份想象为自我意义提供支点，在制度依赖与自主需求之间反复拉扯。进入影像社群参与在地创作成为他们追寻艺术身份的重要方式。然而，影像社群中的在地创作以“短期驻地”为前提，艺术身份的建构往往成为一种阶段性的自我叙事，并受到主业时间结构与资本逻辑悖论式的牵引。本文反思了既有研究中将多重职业身份主要理解为谋生策略或流动工具的解释路径，丰富了对斜杠职业背景下当代中产阶层生活处境与身份经验的理解。
本文以李安的电影“父亲三部曲”为研究对象，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中父子关系的冲突与重构机制：父子冲突的根源并不是简单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是源于“礼”的规范压抑了“情”的表达，使得双方虽内心有爱却变得彼此疏离。影片所呈现的和解并不是终局性的圆满，而是通过共享时间之“晕”实现的阶段性和解。本文强调，在家庭伦理规范经历转型的同时，情感逻辑作为稳定机制得以持续发挥作用，推动父子关系在矛盾中不断调适。本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父子关系的变与常，也突破了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对立框架，为跨文化背景下亲密关系的重建提供了解释视角。
本文以萍乡煤矿的兴建为例，探讨清末中国社会中现代工业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士绅群体内部的分层与联结是工业得以入驻地方的关键，文廷式等上层士绅兼具官僚士大夫与地方精英二重身份，身份间蕴含的伦理和利益张力促成了“洋务官僚—上层士绅—下层精英”之间的传导性劝导；地方士绅基于原有的群体结构形成了沟通企业与地方社会的中人群体，不断推动二者之间利益分配的达成，萍乡煤矿由此实现了规模性收购和机械化生产，进而推动了社会变革。本文阐释了基于既有中国社会结构的群体互动如何生成企业与地方之间新的利权结构，既揭示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线索，也为理解当代中国企业与社会关系提供了历史参照。
本文通过分析和讨论杜威的课程改革，揭示“社会控制”这一美国社会理论中的标识性概念背后的实质内容与经验基础。在与进步教育人士的对话中，杜威明确反对“无需社会控制的个体自由”，主张“社会控制中的个体自由”。这一观点通过“实验学校”的课程改革具体展现出来。结合杜威设置的具体的课程内容，并运用“行动”与“环境”互动的分析框架，可进一步凸显社会控制的理论意涵。一方面，杜威批评卢梭主张的自然教育，强调个体行动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控制；另一方面，杜威与涂尔干主张的社会教育对话，将经由“刺激-反应”机制而激活的个体行动状态视为更重要的教育目标。杜威的社会控制概念形塑了美国早期社会理论的问题意识，且与费孝通提出的“教化权力”内涵相通。澄清这一关联，有助于我们反思个体自由与文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激发更有判断力的行动。
面对西方社会思潮对官僚制的全面抨击，新韦伯主义以全球视角审视官僚制在不同制度和文化中的变体，探索积极的官僚实践，并系统反思了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特征。由此，“关系”和“变通”成为新韦伯主义的重要议题。本文回顾了新韦伯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对“关系”和“变通”的积极理解为线索，系统梳理相关经验研究，进而揭示其背后的理论预设与思想资源。研究发现，新韦伯主义复兴官僚制的努力本质上是一场试图以价值理性修复形式理性缺陷的理论探索，“关系”与“变通”只是工具性手段，其中的关键在于重塑官员的理性精神。然而，新韦伯主义对理性精神的技术性构想依赖于对官员主体性的普遍性假设，忽略了不同制度与历史背景下伦理秩序的多样性，也遮蔽了官僚制之外可能存在的正当性基础。
项目制为什么能够稳定、广泛和强渗透性地推行，它在具体实践中又体现出何种运行逻辑？本文基于观察视角与分析方位两个层次，提炼出四重典型机制，尝试为项目治国提供一个总体性阐释框架。外部性机制针对项目成本与收益在空间和时间层面的外溢，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责模糊导致内外之间存在重大张力；委托代理机制侧重分析中央与地方间多委托方、多任务的组织传导以及专业化与地方化不同方向的信息不对称和模糊难题；合法性机制着眼于探讨绩效、程序和道德合法性如何在纷繁的项目治理实践中同构和异质交叠；嵌入性机制试图阐明国家与社会间的“双轨”政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为何偏重一边以及如何影响不同项目的运行模式及其效能。这些机制“四轮驱动”，交叉强化，对项目治国产生总体性效应。
近年来，以自动化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正加速重塑劳动力市场，引发了学界对劳动力市场分化的广泛讨论。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情境，结合互联网招聘大数据与调查数据，系统考察技术变革背景下技能分层及其与传统市场分割维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技能差异已成为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化的重要维度，从事更需要抽象认知性技能职业的劳动者在就业风险、收入水平、工作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他技能群体；其次，技能分层与传统制度分割呈现异质性的交互格局，体制内部门以制度庇护的方式弱化了技能回报分化的市场后果，户籍制度则未体现庇护作用，城镇户籍劳动者内部由技能引致的收入差距反而更大。这些结果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多重分割的状况，技术驱动的技能分割与原有制度逻辑共同形塑了分层秩序，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叠加式转型”的复杂性。
当下的韦伯研究仍欠缺对价值领域分化的发生学与历史演化机制的论述，而这对于建立韦伯理解社会学方法论的独特性以及理解社会学与实质研究之间的关联来说非常重要。斗争、竞争与选择在价值领域的建构与分化的发生学层面与历史演化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斗争和竞争而充分发展了行动导向中工具理性的一面，且因与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相亲和而被模仿和传播的现代人格，面对理性化导致的人生意义危机，升华了现代社会政治领域、艺术领域与情爱领域的固有价值，创造了现世内救赎的可能性。对斗争、竞争与选择主导下的价值领域层级化分化以及现代人格塑成的发生学与历史演化机制的论述，充分尊重行动者发挥工具理性在竞争性环境中争取胜利的能动性及其面对危机主动赋予现世秩序以价值的文化创造性，能够回应理解社会学探求从个体行动出发生成超个体的秩序意义的因果—发生关联的内在要求，并服务于行动理论框架下的价值领域分化的理论建构。
以“家”为方法探究中国古典秩序根基，重构其精神本体，是当下中国社会学的核心关切之一。本文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死亡集体表象”概念，揭示晚商王制的神圣基础。在这一具体历史形态中，作为王制之依托的“家族”围绕死亡信仰与仪节而构建，并受到王制的反向形塑。死亡、家族与王制之间的纠缠，具有不亚于“家”本身的理论意义。丧葬仪式将死者转化成境界不同的超凡存在，是生者、死者进行社会交换的前提。商人频繁纪念重要死者以换取福报，而逐渐遗忘其他死者。死者的超凡能力与生者沟通死者的资格都高度不均等，唯有国王可在尊贵死者的中介下，辗转沟通最高的神。人牲是王室纪念死者的重要祭品，作为“非规范”的死亡，人祭有消灭敌对政体成员之人性的象征意义。可见，晚商王制的主干是由时王通向上帝的祖先序列，其边界是对王国之外“人之为人”的否定，这在横向和纵向上化解了神圣王权理论刻画的弑君与外生困境。家族秩序的纵向建构与王制对“崇高”的追求有关，前者高度发展的形式反而附生于后者。晚商对死亡与祖先的重视奠定了历代王制的底色，而西周理想则试图克服其层级、功利、排他性的特征，二者的辩证关系乃中国文明的深层脉络。
“典型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战争年代以来一直保有的治理机制，但当下的基层典型却陷入可复制性不足和经验提炼“悬浮化”的困境。本文基于“资源—任务”关系的分析框架，以L县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实践为案例，分析基层典型的创建逻辑及典型陷入困境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治理资源的选择性分配既未带来组织任务承载力的实质提升，还降低了典型的可复制性，基层难以通过典型创建解决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典型身份的获得不仅引发了典型单位及其成员角色的紧张，还带来了大量的派生任务，特别是信息生产的负担。两条逻辑线合并所形成的资源选择性分配和组织任务承载能力的不适配，最终导致典型困境的形成。
快递下乡工程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农村居民“取快递”策略为例，分析快递物流落地农村社会时所依托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市场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互构是快递下乡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这两种社会基础紧密相关，具有不同的互构形态。赶集时拿快递代表社会关系中的市场行动，经济交易深植于农村社会生活的周期性规律和秩序中。麻烦熟人拿快递属于市场体系中的关系行动，是农村居民在基层市场体系中对关系网络的工具性利用。作为一种市场—关系融合模式，摩的司机代拿快递既依赖于农村社会的关系网络，也属于基层市场的一部分。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农村社会中市场体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及其对现代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以文化社会学领域的“符号边界”理论为框架，基于对20名具有本科学历的花艺师的访谈，探讨知识青年如何通过文化赋魅推动技能型职业地位提升。研究认为，区别于传统的职业地位的权力决定论与社会封闭理论，具有非标准化特性的技能型职业因其操作技能与产品评价标准的多元性，为通过符号边界重构创新评价模式、以文化赋魅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提供了空间。具体而言，花艺师通过产品作品化（从花材交易到美学创作）、身份精英化（从包花工到花艺师）、场景展演化（从货架式交易到专业化展示）三维符号边界重构，再塑技能劳动的价值评价体系，最终使花艺师脱离传统的蓝领阶层，其职业地位得以重塑。本研究通过揭示以文化赋魅驱动职业地位提升的机制，为突破青年就业意愿与现有岗位供给之间的错位所形成的结构性就业困境、建立更多元的职业评价模型提供了新路径。
“新东北文学”揭示了“东北问题”背后历史经验与转型记忆的深层面向，已成为理解中国转型期知识生产的重要文化现象。本文以文学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新东北文学的社会意涵，揭示其与转型期主体精神世界之间的关联。本文指出，新东北文学中的阶级经验书写，正是其能够超越地域限制并引发广泛共鸣的核心所在。这种书写并非仅限于工人家庭内部“子一代”对“父一代”尊严的重建，而是在阶级话语重构的转型语境中，加入当代阶级经验的再表述与再感知，进而激发出一种以阶级变动、焦虑与不确定性为核心的跨代际的情感共鸣。本文由此揭示文学在社会转型中建构集体记忆、引发公共反思的功能，以及转型期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对自我价值与认同的多重探索。
本文探讨的是费孝通如何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根基。在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背景下，回顾费孝通的学术历程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的学术之路始于对中西学术的广泛涉猎与深刻反思，他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摒弃“为研究而研究”的寄生性学术，确立了“志在富民”的学术抱负和“从实求知”的治学方法。他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性概念，如“差序格局”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理解民族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在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时期，费孝通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为建设服务中国的社会学奠定了基础。费孝通的学术实践表明，要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实现学术自觉。
费孝通倡导和实践从调查出发、以本土主位视角研究中国社会的治学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他从江苏吴江乡村社区追踪调查转向吴江小城镇调查、沿海地区调查和边区调查，“到农村里、城镇里去观察，去思考”，“行行重行行”。他先后提出了“工业下乡”“志在富民”“苏南模式”“小城镇大问题”“城乡协调发展”“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等原创性概念与观点，旨在“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改造社会”“为人民服务”“为人类服务”，内含工业化、城镇化、富民、文化自觉四种现代化价值，为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作出重要贡献。
专业知识与组织结构之间长期存在关联与张力，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在不同级别医院之间的技术协作中。现有关于医疗资源整合的研究多聚焦于机构层面的障碍，而知识运作的复杂性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本文基于“组织—专业”互动的分析框架，考察一家县级医院在“医联体”整合中承接上级医院技术下沉的案例。本文将由机构整合所引发的知识实践困境概括为“知识错位”，即在不同医院结成区域性联盟的过程中，医院、医生与医学技术的关系被重塑，这使得知识在转移过程中低效运作，并导致病患上移与功能重叠等后果，从而意外地让医联体建设偏离了“分级诊疗”的政策预期。基于此，本文拓展了医疗跨层级整合的社会学视角，并反思了中国医疗均等化进程中的制度张力。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隐含了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描述功能分化社会的社会学启蒙旨趣。本文以卢曼1967年就职演讲《社会学启蒙》为线索，系统考察了他的社会学启蒙方案。这篇演讲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卢曼从经验研究转向理论研究的标志，也是理解社会系统理论的线索，奠定了他后期社会系统理论建构的基调与方向。首先，1967年就职演讲勾勒了以系统理性取代主体理性的社会学启蒙方案的探索，这不仅是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宣言”，也表明了他对宏大社会理论的雄心；其次，为了克服传统功能主义系统理论的局限性，卢曼以功能—结构系统理论来完成对帕森斯结构—功能系统理论的改造，在认识论上以系统/环境取代整体/部分的系统范式，将社会复杂性问题作为理论问题，在方法论上要求最大限度地挖掘不同系统范畴的抽象可能性，将系统比较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的系统，在这一范式中探寻社会学自我理解的新起点；最后，社会学启蒙的理论抱负不仅是关于实践相关性的反思，还是关于一个全面的社会系统的理论反思，它要求社会理论具备跨学科联系的能力，以及解析社会其他功能领域反思理论的能力，为我们理解功能分化社会以及社会学理论的定位提供了一种“另类启蒙”思路。
本文通过词源结合思想谱系学梳理, 尝试总结马克斯·韦伯"祛魅"概念及其相关叙事的两个主要来源——以席勒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和以17世纪荷兰神学家巴尔塔萨·贝克尔为代表的反巫术主义。席勒在《希腊的群神》中提出了"祛神"概念, 但他并不是单纯为了复古或反启蒙, 而是希望用神性来改善人性。德国浪漫主义高度关注"巫"(或"魔法"), 提出以"一元论"和审美为路径, 克服机械世界观带来的弊病; 贝克尔的反巫术主义立场则是借用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 在捍卫信仰的前提下论证巫术的无效性。两者都遗留了各自的问题: 德国浪漫主义的审美出路仅可能成为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出路, 难以触及社会整体, 而其人神同型、同性也无法实现; 贝克尔的反巫术立场则遇到了巫术-宗教关系和人类宗教的普遍历史这两个难题。韦伯在一战期间的写作吸纳了上述两个来源的成果, 也分别回应了两者各自遗留的问题, 完成了问题意识的"闭环": 一方面, 他意识到现代文明中意义的空场, 要求用"天职"来对抗生命的倦怠; 另一方面, 他提出了一个宗教发展的历史图式——"宗教的祛魅"外溢导致"世界的祛魅", 后者也为"诸神之争"背景之下的"复魅"留下了讨论空间。
关于师徒制的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雇佣劳动属性, 而对于其背后的行动伦理, 亦即中国师徒制特有的"宗法性"特征关注较少。儒家先秦文献将师徒关系的伦理内涵概括为"恩义之间", 认为师徒互动的人格教育目标决定了其"义"的伦理维度, 共同的生活起居以及价值共识基础上的道义互动决定了其"恩"的伦理维度。"恩义之间"的伦理关系在丧礼中呈现为"心丧三年"的致哀方式。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中拟家现象所在多有, 但是师徒关系在成文规范里缺少明确标准, 相较于其他社会关系更加灵活。本文通过对古典文献中师徒伦理的梳理发现, 师徒关系的灵活性指向行动者对恩义关系的体认, 这种体认方式在当代中国人际互动中仍然发挥着作用。
“关系”概念在中国与西方语境中存在差异。“关系”作为中国本土概念，具有“普遍的特殊主义”特征，本文旨在探讨其这一特征，并尝试构建关系研究的本土化范式。借助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本文认为，理解关系的核心在于把握基于行动者视角的“态度”，它是对身份基础与亲疏关系、人情往来等客观因素以及交往历史、当前情境和行动者心态等主观因素的综合考量，是行动者面对具体个体时内心权度的综合体现。这一研究范式打破了对关系进行正式与非正式二分的认知，并挑战了强调关系工具性价值的观点。
本文以中小学教育系统为例，构建“信息传递模式变革—治理结构转型—风险约束重塑”的分析框架，并引入“公众可见度”和“上级可见度”两个概念，揭示数字时代舆情重塑基层治理的三重机制。首先，信息传递从封闭分级转为双向倒流，公众从信息接收者转为生产者，上级可越过基层直接获取信息，基层信息垄断优势被削弱。其次，治理格局从分治转向共治，公众参与度提升，上级数字化监管力度加强，形成横纵协同的治理网络。最后，基层风险约束从软性转向硬性，规避问责的空间大幅缩减。尽管基层积极调适，但仍面临治理能力与责任风险、治理手段与治理环境错配的结构性困境。本文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本研究探讨了旅德华人音乐家优绩职业主义的生成逻辑。德国古典音乐界的一般职业社会化模式会让音乐家逐步内化社会关系和专业技能的重要作用和获致方法，进而形成两者并重的综合职业主义。受“差序格局”下“关系伦理”思维的影响，华人音乐家无法洞察并完全理解德国当地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交嵌入性的具体逻辑，而是尤其看重技能嵌入性，并生成优绩职业主义。本研究通过还原移民群体间新观念形态涌现的具体过程，补充了现有研究中将跨文化适应主要视为选择性接受或组合已有观念的理解路径。这些新观念形态可能既区别于来源文化，也不完全归属于目标文化，而是在二者之间的张力中，在不同维度嵌入性的共同影响下所建构的新文化形态。
马克思开创的历史社会学经典传统建立在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基础上。本文以马克思对“历史”的四次理解为线索，尝试梳理其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基础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在对德国历史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批判和对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的思考中，马克思接续形成了两种方法论——生产的历史演绎学和历史的现象辩证法。重访马克思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也将为社会理论取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提供启示。
韦伯的“卡里斯玛”意味着高度个性化的“超常性”和需要得到他人承认的“效果”，这两者构成了卡里斯玛的内在张力。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卡里斯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煽动性”能力。“煽动性”的理论意涵是：卡里斯玛的“效果”替代了“超常性”。有别于从政治视角来诠释“煽动性”，本文力图从韦伯宗教文明比较的研究入手，探索什么样的伦理情境塑造的卡里斯玛能够使“效果”替代“超常性”。本文发现，新教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教派对卡里斯玛的塑造从根本上否定了其“效果”的意义，使卡里斯玛能够具有彻底的“超常性”，然而，这一卡里斯玛也为全面接受“效果”创造了条件。由此，卡里斯玛在现代政治中的力量不再是通过强调与他人的差异而是共性才得以实现，这为“煽动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本文基于中部地区某县级税务机构的个案分析，探索代际继替对行政单位行为逻辑和内部生态的历史影响，考察单位在民情意义上的变迁。研究发现，代际关系是理解单位演变的关键线索。20世纪80年代，单位的代际关系具有家庭属性，围绕“一代职工—二代职工（子弟）”之间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单位中形成了亲属关系和正式制度混合的权威结构，维持了单位的正常运转。然而，随着人员退休与用人制度改革，“子弟”单位逐步衰落，单位开启了“去亲属化”的变迁历程。“二代职工（子弟）—三代职工（学生）”之间的代际地位出现倒转，打破了复合权威结构，也塑造着新阶段单位组织的行为与规范。代际关系的变迁蕴含在单位组织的运行中，是单位正式制度的民情基础，也构成单位研究的重要视角。
健康教育是我国当前行政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本文以健康教育所伴随的“知识下乡”过程为研究对象，基于两个县城的田野调查，分析预防医学的健康知识如何在基层治理的运作过程中，以一种情境化、嵌入式的方式对农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实质影响。身体健康是一项私人事务，但围绕健康知识的传递，不同的行动者们共同塑造了一个处理生活问题的公共性领域。这个领域既是制度性的，也是关系性的，两种性质互为基础，不可分割。在慢性病时代，人们对个体健康问题的本能性关注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诠释着他们对于良好公共生活秩序的理解，同时也构成了国家治理力量参与基层社会生活的一个线索。
我国生育转变完成后，由于人口平均年龄上升和受教育程度提高带来的对冲效应，婚姻状态的结构长期以来保持稳定。本文使用条件分解法，通过控制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对婚姻状态的影响，估计婚姻状态结构的跨时期变化对生育转变完成后中国生育水平变化的贡献。基于1990—2020年四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本研究发现婚姻状态的结构变化对生育水平变化的贡献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并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呈现由城市向农村、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递减的规律。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社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婚姻状态贡献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对第二次生育转变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作出回应。为了深入理解中国低生育水平的长期趋势，学界仍需在理论和实证层面进一步关注婚姻观念的变迁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国家构建与精英家族再生产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厘清早期国家权力扩张下精英家族组织合作的基本策略及其变化是理解传统国家治理与社会结构互动的关键。本文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利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中的宋代人物数据，考察宋代精英家族基于地位匹配和庇护共享的两种婚姻逻辑，并探究熙宁变法对两种逻辑下“门当户对”和“累世嘉盟”婚姻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早期国家构建的进程会促使精英群体的婚姻策略变得更加开放和不畏风险：一方面，社会开放性的增加会削减精英家族间基于地位正向匹配的同质婚；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扩张会加强精英建设家族共同体的外在压力和内在需求，促进家族前代间庇护关系对后代联姻的正向影响。这些发现揭示了传统中国国家构建进程中“国”与“家”之间互动、协调与统合的复杂图景。
